管理未來(DB0027)
Managing for the Future

類別： 商戰叢書
叢書系列：商戰叢書
作者：彼得．杜拉克
       Peter F. Drucker
譯者：王嘉源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3年11月15日
定價：220 元
售價：174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57頁
ISBN：9571308625

【書摘 1｜書摘 2】

▼  書摘 1

談後商業社會

問：你曾在著作中指出，如今人們對於政治學及經濟學的理解和現實大大脫節，這是什麼意思？

答：過去奉為圭臬的假設大多不再符合我們所虛的現實，這使我們的工作及生活蒙上一層超現實的氣氛。這個世界似乎分解成一系列的新聞事件，這些事件若不是言過其實，就是完全不著邊際。在政治生活方面尤其如此，此即進入未知的領域。

造成目前這種混沌不明情勢的原因是，在1965年至1973年之間某一時刻，我們跨過邁入下一個世紀的「大分水嶺」，拋棄塑造政治達一、兩個世紀的信條、信念及聯繫關係。就最深刻的層面來說，啟蒙時代對透過集體行動追求進步的信念，亦即「透過社會救贖」（Salvation by Society），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即是政治學的支配力量，但是這個信念已破滅殆盡。

承繼「大社會」（Great Society）傳統的美國民主黨人士已不再是忠貞信徒，即使名義上是社會主義信徒的法國總統密特朗，甚至是戈巴契夫，也都不再擁護這個信念。在西方觀念，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過程中，西方在機械、金錢及槍砲方面的優越地位，或許比透過社會救贖的承諾重要性較低，如今這一切都是過眼雲煙了。

同時，阻撓政治整合的唯一有效的非意識型態反作用力──利益集團政治──也終於無以為繼。日本自民黨內部的派系危機及潰退，以及歐洲經濟龍頭德國朝不保夕的政治聯盟，即可看出這種現象。

人類上一次跨過這類分水嶺是在一個世紀多前，即在1873年。那是一個屬於自由主義的世紀，當時稱霸的政治信條放任主義（laissez-faire），走出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1776年的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首倡，卻由於1873年大肆宣傳即將來臨而結果未發生的維也納股市崩盤，及在巴黎、倫敦、法蘭克福及紐約蔓延的短暫恐慌，而告壽終正寢。雖然西方世界的經濟在該事件的十八個月後恢復元氣，但是政治風貌已永遠改觀，如今政治上追求的將是安全及保護，以免受到工業革命帶來的動盪情勢波及。

在維也納股市崩盤十年內，德國首相俾斯麥發明全國健康保險及強制性老年保險制度。在二十年內，馬克思社會主義份子在歐洲大陸每一個主要國家，均已躋身為最大的政黨。美國方面，在1880年代，漫無限制的市場制度有大轉變，取而代之的是，州際貿易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對鐵道實施管制、反托拉斯法，及第一條管制證券的州級法律。1880年代同時帶來美國境內第一次旗幟鮮明的「反商」運動，亦即民粹主義份子，他們成功地將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當地的電力公司「社會化」，這是西方世界繼維也納後，第二個跟進的城市。

繼這些事件後，政府控制經濟及指導社會的「進步性」大蠹普遍起來。上個世紀的政治大辯論並不是關於「福利國家」問題，而是關於漫無節制的政府權力，如我們在希特勒、史達林、墨索里尼及毛澤東的案例上所見到，及對國家權力施加民主及法律限制，如我們在美國、日本及戰後的歐洲所目睹到，這兩者之間的辯論。

1968年至1973年是一個分水嶺，和1873年可以相提並論。1873年標誌放任主義的結束，1973年則標誌另一個紀元的結束，這個紀元視政府是「進步性」大蠹，是象徵啟蒙時代原則的工具。「石油危機」、美元改採浮動利率及在西方蔓延的學生反叛運動等事件，促使我們飄離了我們生活過的這個世紀。

當然，福利國家的口號依然時有所聞，但是這些口號並不為行動或發動力提供指導原則。當其他一切均已消逝後，這些口號就像愛麗絲奇遇記中那隻貓的微笑一樣，是殘存的東西。

問：經過伴隨工業革命而來的那種「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風起雲湧的日子後，由國家承擔社會風險所構成的一整套機制已安置就緒，政府擔任抵抗社會風險保障者的角色與日俱增，被視為是對新一波創新浪潮的一項障礙，這波創新浪潮的特色是隨著生物工程學、資訊革命及經濟國際化而來的「企業精神爆炸」（reneurial burst）。

我們不是才剛完成邁向一種安全文化的漫長趨勢，然而這種文化如今正被拋棄，轉而偏向一種風險文化嗎？這豈不是貫穿雷根─柴契爾夫人─戈巴契夫後1973年紀元的共同走向嗎？

答：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指出的是，政府的角色仍在擴大。雷根擴大聯邦預算的規模超過任何一位總統，而且，在我們解除對航空管制的同時，也立法強制實施毒癮檢驗，而這遠比航空管制含有更濃厚的干涉主義色彩。國家權力並未消亡。

風險及安全並非處於對立地位，而是並行不悖。畢竟，社會安全是十九世紀工業「企業精神爆炸」下的發明。建立社會安全制度的原因正是當初衍生了太多風險，而且，我相信新的社會安全形式將會確立，以因應當前企業精神時期潛藏的風險。

新的社會安全形式可能是什麼樣子呢？在我看來，導因於當前經濟動盪情勢的一項回應是：工作被視為財產權的觀念勃興，這是二十世紀末意義最重大的發展。過去幾年來，我們目睹到為數可觀的法院裁決，大幅限制僱主任意解聘員工的這項傳統權利，即使他們沒有簽定契約。

商業社會動盪的風險是：一個人可能喪失在奇異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GE）工作廿二年所謀得的職位保障。例如這個人是總工程師，在過去他確知，假如昨天他製造蒸氣渦輪機，明天他還是可以製造渦輪機；而且他曉得，當GE控制了45％的市場時，他無須太辛勤工作就能夠保住飯碗，而且還可以加薪的。然而到如今，大家都知道，可能一名藉藉無名的小伙子發明一種精巧的小機械，就會使GE不能再控制45％蒸氣渦輪機的市場佔有率，甚至遭到淘汰。

享受既得利益的員工對這種轉變自然會忿忿不平。他對社會安全的幻想已經破滅。他認為他的工作是項權利，他的職位是一種自然法則，所以他為保有這個飯碗向法院提起告訴，要求將其工作重新界定為「財產」。

人類歷史中，沒有任何因素比重新界定財產權的衝擊力更大，重新界定財產權是社會秩序轉型的基本要素。從自由放任過渡至福利國家的過程中，重要的財產不再是土地，而是貿易商創造的商業財富。

重新界定工作為財產權的趨勢，泰半是對時下企業精神主義的巨大浪潮的一種反動。

問：在一個經濟不穩定，不斷從事創新的「知識社會」（knowledge society）中，教育豈不是同時是社會流動及安全的機制，則教育是一種流動性安全（mobile security），允許一個人可以在不同的職業及組織間移動呢？

答：正確的教育是一種新的社會安全形式。不過，我們的學校迄今尚未接受在「知識社會」中，大多數人只是維持生計的員工的事實。他們在一個組織中工作，他們必須要有效能。然而，我們的教育制度所抱持的假設前提正好與此背道而馳。

「知識社會」是一個由大型組織──政府及企業──構成的社會，必須依賴資訊的流動才能運作。就此意義而言，所有先進西方社會均已邁入「後商業」（post－business）時代。經商不再走出人頭地的主要管道，大學文憑逐漸成為獲得升遷機會不可或缺的條件。社會的重心已轉移到知識工作者身上，可是，沒有任何教育機構，甚至是管理研究所，嘗試傳授學生基礎技能，以使他們有能力作為組織的成員：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表達構想的能力；和他人共事的能力；塑造及指導本身工作、貢獻及事業的能力。後商業社會的新原型應該是「知識人」（educated per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