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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4：照片背後的故事
雖然外婆在紐約住了將近三十年，但她完全不會說英語。她於一九○三年來美國和丈夫及兩個兒子團聚。兩個兒子都大約二十歲，比她早三年從蘇俄北邊的小城鎮諾維拉杜（Novaradugk）來到美國。她帶著四個女兒前來，和許多人一樣，期望等待她的是遍地黃金的奇蹟。然而迎接她的，卻是三個男人都已陷入肺結核末期的事實。幾年後，他們一個個死去，然後是十年後長女難產去世。美國，這豐饒之地，帶給她的卻是無盡的悲傷；美國，這塊應許將有美好未來的土地，卻沒有遵守她的承諾。相反地，這充滿機會的國家偷走了她的夢想，回報以淚水與淒涼。
年輕和中年時的外婆是個意志堅強的女人，堅毅獨立到近乎獨裁，在丈夫與兩個兒子相繼去世後，她成為大家族裡公認的領導者。在幾個世代的俄裔男女族人眼中（有些甚至比她年長），她同時是大家長、顧問和姨婆──大家都稱她佩霞（Peshe）姨婆。她會提供意見，決定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人人都聽命於她。她主持公道數十年，但到了哈維、雅琳和我進入她的生命時，她的威權已減弱不少。因為年齡、不幸的遭遇、歲月的流逝，這些因素為許多她幫助過的人帶來自給自足，但卻在她身上留下時間的痕跡。我出生時，身高不到一五○公分、高齡七十八歲的外婆已垂垂老矣，早已不復往昔的鬥志與權威。
外婆的意第緒語是家鄉的話，我們也是用這套猶太人使用了幾世紀的語言和她說話，所謂媽媽的話。但對我們而言，它更像是﹁外婆說的話﹂，不管我們周遭和內在發生多少改變，在我聽來這來自里維克的溫軟腔調，以永恆不變的溫柔撫慰著我們孩子的心靈。她總是慈藹地撫摸我的臉，凝視著我的眼睛，彷彿在我眼中她看到整個世界獲得了新的生命。外婆常把我抱在腿上坐在窗邊的椅子上，輕輕將我的頭髮安撫得一絲不亂，慈愛地撫摸我的手臂。這是我小時候最美好的記憶。
每天早上幫我梳頭髮是外婆最大的快樂，而我最大的快樂是看著鏡中我們的身影，我的一頭亂髮在輕柔如油膏的撫觸下慢慢變整齊。她會將我的頭移到水龍頭下，將水調到恰到好處的溫度把頭髮潤濕，然後用毛巾略為擦乾到恰足以馴服蓬亂的那一綹亂髮。接著將頭髮往前梳，平貼在額頭上，再以梳子尖端在左邊分出一條線。然後將兩邊的頭髮直接往後梳，露出與我母親一模一樣的寬額頭。接著是最後的步驟，很有技巧地梳出一個全後梳髮式。她會站在我的左邊，掌心輕舉在我的柔順濕髮邊緣後面兩吋，用食指順著用力往下往前壓，然後就做出了一個高高的柔軟波浪，每次看到時總讓我不禁快樂地笑了。
我一直讓外婆幫我梳這個髮式，直到我十一歲生日後的一個星期我母親去世為止。在那之後我便開始自己梳頭。一直到我完成外科訓練並結婚後，我才停止每天早上和每次洗澡後將頭髮全部往後梳的習慣。
照片背後的故事
除了外婆之外，我們家的大人都會說英語，只是流利程度各不相同──蘿絲姨說得最好，父親最糟。我和哈維通常以英語和家人溝通，雖然偶爾也會穿插一兩句意第緒語。
父親在一九○七年獨自從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來美，當時還不到二十歲，但年紀輕並未阻礙他頑強地抗拒任何程度的同化。他何以能如此不受周遭文化的影響，且堅決不肯利用輕易可用的資源，例如當時隨處可見的移民夜校，這一直讓我感到大惑不解，有時候我懷疑這種特異的作為是否需要有刻意的意志力。
還有其他事情也讓我感到困惑，而且可能永遠沒有解答。爹地從不曾提起留在比薩拉比亞諾佛塞力茲鎮（Novoselitz）的家人，也沒有告訴我們他與家人為何從來不通音訊。幾年下來，我只能約略拼湊出他家族史的一些點滴。
父親的姓原意是「針線匠」或裁縫，就像很多歐裔猶太人的姓一樣源自祖先的職業。父親的祖父有四個兄弟，五兄弟中有四個放棄了原來的姓溫柏格（Weinberg），我的曾祖父自己改姓為納德曼（Nuddleman）以逃避兵役。當時猶太人強迫被徵召入俄軍服役三十年，不得升遷。如果家中只有一個兒子則可以免除兵役，留在家裡協助工作。父親身無分文獨自到城堡花園的移民站時，是姓納德曼的，到我這一代變成努德曼，可能是當初移民官依我父親的發音寫成的，也可能是先到的兩個叔公取的。
曾祖輩改姓逃避兵役的方式並不是什麼創舉。四個曾叔公都改了姓，聲稱是家中獨子。當局一定是睜隻眼閉隻眼──也說不定是受了賄賂──畢竟這種手法太明顯了，十九世紀中期到世紀末期，許多年輕人在無法可想之下都會這麼做。對東歐傳統的猶太人而言，姓氏並不重要，只有法律與其他官方的用途。祖父輩改姓時，距政府規定每個公民都必須有姓還不到百年。對猶太人而言，姓的重要性依舊遠不及延用父系的名字，例如亞伯拉罕之子艾塞克，或約伯之女瑞貝卡。在這種風氣之下，人們可以毫無愧疚地放棄姓氏，因為他們傳承的是其他的東西。很久以後，我也會做同樣的事。
關於努德曼的這些故事，我是從遠房親戚的談話中聽來的，不過我還知道一些更私密的事。那是後來我從兩張老照片中解讀得來的，那兩張照片和許多較近期的照片壓在父母房間梳妝台的玻璃下。我已有將近四十五年沒再看過了，但它們在我的記憶中仍清晰如在眼前。
其中一張是爹地的全家福，只是當中少了他。那張照片和同一時空下我所見過的無數家族照沒什麼兩樣，比較不同的是三個少年的長相，他們嚴肅地和姐姐並排站在坐著的父母身後。照片中，我的祖母敏姬（Minge）和蓄鬍鬚的祖父諾亞（Noach）面無表情地直視鏡頭，看起來就是舊時代猶太長者的模樣。長相樸實身材略胖的黑眼睛女兒（她的名字我一直不知道）站在她的父親身後右邊，旁邊站著的是她的三個弟弟，儼然就是俄國農村男孩的樣子。他們理平頭、髮色極淡，甚至可能是金黃色的，如果不是旁邊的人，一點也看不出他們是猶太人。
另一張照片是一個筆直挺立的年輕人，身穿俄國士兵繫腰帶披掛飾帶的閱兵制服。他的左手拄著柺杖，左腳僵硬地往前伸，似乎膝蓋無法彎曲。這個高傲士兵的頭髮顏色比另一張照片裡的深，而且非常英俊。他是三個兒子的其中之一（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這時已長大成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裡受傷，正在復原中。這是我自己猜的，因為這種事爹地不會告訴我。他從未提及這兩張照片裡的人，或他是在什麼情況下離開他們。我們全家也都有一種默契不去問他。我到十幾歲時，才聽到關於照片中人的一點事情，而且也只是因為二次大戰爆發的關係。三個年輕人的名字我一直不知道，直到其中一個，我叔叔艾維倫（Avram），找到了我們的地址，而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寄來一封信（當然是用意第緒語寫的），希望和近半世紀未通音訊的哥哥重新聯絡。我父親並沒有回信，我也不曾問他艾維倫是不是照片中那個年輕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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