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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地基
曾經有人問德國大文豪歌德，他最喜歡什麼顏色。
「我喜歡彩虹。」歌德說道。
這是建築讓我喜歡的地方：如果是好的建築物，那麼生命光譜的每一種顏色都與其相關；如果是不好的建築物，那顏色全都黯然：從拜占庭的廢墟到紐約的街道，從中國式寶塔的尖頂到巴黎艾菲爾鐵塔的塔尖，每一座建築物都訴說著不同的故事，或更妙的是，訴說著好多個故事。想想看：講到歷史，我們眼前所見都是建築物；問到法國大革命，我們腦中不會浮現丹頓（Danton）的形象，而會想到凡爾賽宮；如果神遊羅馬，我們會先看到競技場和廣場；站在希臘神殿旁，或是走近英格蘭南部的史前巨石群，當年一石一瓦建造這些建築的人宛然目前，他們的精神跨越歷史鴻溝對我們說話。
如果這建築不行，沈悶平庸，欠缺想像和力量，那它只訴說自身建造的故事：怎麼建的？細節如何經營？資金如何籌措？但是，偉大的建築一如偉大的文學作品、或詩歌、或音樂，能訴說人類靈魂的故事。能讓我們用一個全新的方式來看待這個世界，而且從此有了改變。能喚起心中的欲望，勾勒想像的軌道。能對一個沒見過什麼世面的孩子說，嘿，這個世界和你所想像的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呦，你也可以變得和你以往所想像的大不相同。
一般以為建築是沒有生命的東西，其實大謬不然。建築是活的，會呼吸，像人一樣，有外貌，有內在，有軀體，也有靈魂。那要如何設計一座會吟唱的建築、一座能表現個性、人性與美感的建築呢？要如何著手呢？
八○年代末的某一天，我和一百六十多名來自各國的建築師聚集在柏林博物館（Berlin Museum）的禮堂。這座優雅的巴洛克風格建築緊鄰柏林圍牆，附近是勞工階級聚集的十字堡（Kreuzberg）。十字堡曾是這活力充沛的城市裡數一數二的鬧區。如今，四周被六○年代後進行的開發計畫包圍-被圍牆、被自身的悲劇性過去給一分為二，荒蕪而令人神傷。當時的西德政府委員會找我們來做一件相當勇敢的事：猶太人在柏林豐富的文化中曾扮演要角，於是博物館決定在擴建的部分增闢猶太館。
聽過館方的詳細報告後，我們被引到側翼的預定施工地。那是個單調的小遊樂場，偶爾會有巡迴馬戲團到此演出。我的同行們猛按快門，從各個角度留下紀錄，但我一張照片也沒拍，因為我所經驗的是無法用底片捕捉的。我四處走動，腦中各種想法飛馳而過，但是對眼前的一切彷若視而不見。要如何捕捉到一個如此重要、有創造力，但同時又如此醜陋而痛苦的過去？如何只用灰泥、玻璃、鋼材來同時捕捉那動盪的過去，還有不能預見的未來？
一個帶有德國腔的聲音打斷我的思索。「你面對的是東邊，」這人說道：「往這方向去是柯霍街（Kochstrasse），走幾分鐘，就是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了。」
說這話的是華爾特‧諾伯爾（Walter Nobel），一個人滿好的年輕人。他後來很快就以建築師的身分在柏林聲名鵲起。「你是新來的，」他溫言告訴我：「可能不瞭解我們德國人以及事情的運作方式。我們凡事一絲不苟。像這些事，你不能不知道。」他掏出一本便條紙，開始寫下一連串數字。
「你必須知道廁所的規格。連同防火規定，廁所的規格至為重要……。」
他說完後，我謝謝他，便把他的筆記塞進大衣口袋。那天晚上回旅館房間準備上床睡覺時，我把筆記拿出來扔進字紙簍。這座建築物的興建不會扯到廁所。
雖然我成年後一直以建築設計為業，但直到五十二歲才算真正有自己的作品。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時間已過了六年，包括柏林的猶太博物館在內，我已經有三座博物館完工了，還有三十五項處於不同建造階段的計畫。在多倫多、舊金山、德勒斯登、哥本哈根和丹佛有博物館；在香港有一棟大學建築物；在瑞士有一座購物健身中心；在臺拉維夫和倫敦北方各有一座學生中心；在米蘭還有一件大型發展案。
我是個幸運兒。
我怎麼知道要設計什麼？有人常問我，但我一直不太知道要如何回答，因為我走的路數不怎麼正統，甚至設計的過程也有些莫名其妙。有時，我的想法是被一首樂曲、一首詩，或只是被光線落在一面牆的方式所啟發。有時，是我內心深處的光給了我想法。我不只把精神放在建築物看起來是什麼模樣，也會注意建築物給人什麼感覺。這麼做的時候，我腦海裡充滿了各色各樣的意象：在一九五六年波蘭抗暴時砸毀的史達林像；家母的勝家牌縫紉機絞進一堆布料，嘎嘎作響地就吐出一件肉色襯衣，我連看都不敢看；長在以色列沙漠裡的柑橘，氣味甜得令人心疼；燠熱夏夜裡，我的鄰居坐在布朗克斯（Bronx）區公寓前的階梯上，臉紅通通，渾身是汗，爭論著政治話題，希望有一陣微風吹來……。
我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一九四六年，我生在波蘭中部的羅茲（Lodz）；十一歲那年，舉家搬到以色列；十三歲去了紐約。後來，我偕妻帶子，在三十五年裡共搬了十四次家。我心裡有許多個世界，全部被我帶進案子裡。
有時候，有好幾個禮拜都在畫圖，打好幾百張草圖，然後突如其來地，事情就發生了：完美的形式出現了。幾年前，多倫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計畫擴建，我參加了競圖。難以解釋的直覺剎那間在腦中誕生，構想成形。當時我人在餐廳吃飯，趕緊在餐紙上畫下幾筆。最後，這幾張餐紙在決選設計圖的展覽中展示在牆上，旁邊是別的參賽者用電腦畫的「習作」。和其他人的設計圖比起來，我的速寫顯然很潦草，但今天興建完成的模樣幾乎和速寫一模一樣。這說明了速寫傳達設計與意圖的能力，不下於用科技產品畫出來的草圖。（內人妮娜-她是我的摯愛、我的靈感來源、我的紅粉知己、我的合夥、我三個小孩的母親-說我喜歡在餐紙、衛生紙或是手邊的任何東西上頭塗鴉。我說她講錯了。我最喜歡樂譜紙，因為已經畫好線了。）
丹佛美術館（Denver Art Museum）擴建部分的外型是我坐飛機飛越這座城市，鳥瞰有如交響曲般的面貌時，突然想到的。這個案子正在進行，將於二○○六年啟用。當地的景觀讓我驚訝不已-地殼的變動，釋放出讓人畏懼的力量，把整個山脈從地底推上來。我在苦思博物館擴建部分的外型時，取了我自飛機窗外看到的形狀：洛磯山脈的嶙峋絕壁，直落峽谷。我在登機證背後以草草幾筆畫了下來，不夠畫的時候又拿航空公司的雜誌來畫。
在作英國曼徹斯特的帝國戰爭博物館北館（Imperial War Museum North）的案子時，我絞盡腦汁想傳達這座建築物的本質及意圖展現的東西。這建築與大英帝國無關，也與戰爭無關，而是關乎面對全球衝突永無止境的本質。我腦中出現一個地球散成碎片的意象，就在那時，我知道這座建築應該長什麼模樣了。
我一開始走的不是建築。本來應該成為音樂家的我，其實算是音樂神童-信不信由你，我的手風琴拉得極好，還得過美以文化基金會（America-Israel Cultural Foundation, AICF）的獎學金。我至今還留有一篇樂評，評論我在臺拉維夫音樂廳和年輕的小提琴家帕爾曼（Itzhak Perlman）同台演出的獨奏會。寫這篇樂評的人幾乎對帕爾曼這位天才小提琴家隻字未提，卻把全副心思放在我這個怪怪的、個頭小小的手風琴手身上。我除了腳，都被那台「蘇瀾多」（Sorrento）牌的紅色手風琴給遮住了。手風琴有銀色的按鈕，用象牙和黑檀木做的琴鍵，伸縮的風箱邊緣有黑白條紋。聽到手風琴這樣的樂器演奏嚴肅的古典音樂，吸引了全場目光，把舞台上其他人都給比了下去。
即使在波蘭，手風琴仍是難登大雅之堂的民間樂器。留在羅茲的猶太人不多，我家是其中之一。要是給那些反猶太份子看到我們家搬了一台鋼琴進公寓，包準會給盯上，我父母害怕不是沒理由。既然給手風琴彈的嚴肅音樂樂譜不多，我只好自己改編所有的曲子。我早期彈很多巴哈，到現在還很喜歡，但是在安可的時候，我比較喜歡彈那些能秀秀我高超技巧的曲子。我彈林姆斯基_高沙可夫（Rimsky-Korsakov）的《大黃蜂的飛行》時，運指如飛，越彈越快，越彈越快。一九五三年波蘭黑白電視首播時，我在電視上彈了好幾首最拿手的古典小品，穿插在歌頌共產黨領導的讚美歌之間。
我得美以獎學金的那年，帕爾曼也是獎學金得主。小提琴教父史坦（Isaac Stein）擔任評審；他旁邊是近乎神話人物的小提琴家法蘭切斯卡提（Zino Francescatti）；另一邊則是傳奇指揮家庫塞維茲基（Serge Koussevitzky）的夫人。贏得獎學金之後，史坦把我拉到旁邊，用他濃種的俄國口音說：「李伯斯金先生，你不彈鋼琴實在可惜。你窮盡了手風琴所有的可能性。」但是那時換樂器已經太晚，我的手已經習慣垂直彈奏了。
我一直喜歡畫圖，當手風琴的限制越發明顯的時候，我也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在畫畫上頭。我迷上了鉛筆，描摹一系列哈西德教派的結婚畫片；另外還畫建築物，風景及政治漫畫。搬到紐約後，我在布朗克斯科學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修了繪畫技巧課，我非常喜歡。有課的時候，清晨五點就會醒來，為當天將要發生的事興奮不已。放學後，我在學校把功課做完，這樣回家剩下的時間都可以拿來練習技巧。我會畫到夜深人靜，手指麻掉為止。
我母親朵拉（Dora）很擔心我這麼迷畫畫。她在毛衣工廠上班，負責把衣領染色，然後縫到大衣上。下班回到家，她渾身大汗，身上沾滿了毛料和化學染劑-後來她得了癌症，我們都怪染料是搞垮她身體的元兇。她發出惡臭，模樣嚇人，除非沖過澡，不然她都不說話。但梳洗過後，整個人煥然一新，又是個標準猶太媽媽，捲起袖子，準備在我們那紡織工會的宿舍煮頓晚飯。
在深鎖內陸的羅茲，鯉魚可是珍稀佳餚，但在紐約要吃到就容易得多。我母親跟很多猶太移民一樣，會在市場買活魚，在塑膠袋裡裝滿水，把魚帶回家，放到澡缸裡讓魚游動，直到下鍋。我記得她是如何把魚從澡缸抓出來，魚兒猛力拍打，母親把魚的內臟扯出，一面醃漬鯡魚，烘烤父親最喜歡的蜂蜜蛋糕作飯後甜點，一面還跟我談論文學、歷史和哲學。她的話鋒銳利，不時引述史賓諾莎和尼采的句子，夾雜著意第緒語、波蘭語，還有英文-她雖覺得英文很難，但樂於練習。
有天深夜，我坐在廚房的桌子專心畫畫，她倒了兩杯茶，在我對面坐下。「那你想當個滑家？」她問道，好像要跟我開玩笑-但這次她很認真。「你想蹲在閣樓上餓肚子，連一根鉛筆都買不起嗎？這是你想過的日子嗎？」
「媽，」我說：「也有成功的藝術家啊！看看安迪‧沃荷（Andy Warhol）。」
「瓦荷？要造就一個瓦荷，背後可能有一千個端盤子的窮光蛋。當個建築師吧。建築是門行業，也是門藝術。」然後她說了一句應該會讓每個建築師打心底感到高興的話：「在建築中總是可以表現藝術，但是在藝術中無法表現建築。作建築師是一石二鳥。」
我那聰明勇敢的母親深深影響我的人生。生在後大屠殺世界的我，父母都是大屠殺的倖存者，自然而然，我把這段歷史帶到作品中。因為我的背景，我想了很多關於創傷與記憶的事。不是那種單一、能被克服與治癒的劫難，而是牽涉到一整個族群被毀滅的創傷，那種創傷既真實又虛幻。身為移民，我從小就覺得被迫流離失所，於是我尋求創造一種不同的建築，一種經歷過世界性劫難而對歷史有所體悟的建築。我發覺自己特別喜歡探索「虛空」（void）-當一整個社群被徹底消滅、個人自由被一把剝奪，當延續的生命被殘忍地打斷，生命的架構因而扭轉、改變，無以復加，一種偌大的虛無便隨之而生。
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葛羅佩斯（Walter Gropius）等現代主義大師認為，建築應該呈現一個中性的面貌，但他們那一套放在今天已經不合時宜了。中性？在經歷了二十世紀的政治、文化、性靈的蹂躪之後，還可能接受一個純潔無瑕的現實嗎？我們真的想看到四周盡是沒有靈魂的無趣建築嗎？面對我們的歷史，面對這複雜而混亂的現實，面對純粹的情感，難道不想創造一個屬於二十一世紀的建築嗎？
建築和城市一樣，有心也有靈魂。在建築中，能感受到記憶與意義，體會到被喚起的性靈與文化的渴望。如果對此有所懷疑，那就想想當紐約世貿雙塔崩頹時那種錐心的失落吧。
當時我住在柏林。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猶太博物館才剛開張不久，來參觀的人大排長龍。妮娜和我很興奮；我們的工作已了。接著，就看到那些影像，那一再出現的影像。我感到筆墨難以形容的悲傷。我和那些建築有個人的淵源，親自看著它們從平地建起。我姊夫在世貿大樓裡的紐約暨紐澤西港務局工作多年，我父親在附近的印刷廠上班。那一區我很熟。也因為我熟，在世貿重建案（譯註一）的比圖過程中，我覺得自己知道如何重建。我為現址中心構思了紀念碑，另外有表演藝術場所、博物館和旅館，與商店、辦公大樓和餐館並存。我看到街道充滿了生命，重新恢復紐約天際線的光彩。
後來我以競圖參與者的身分到了世貿原址，在那令我深感震撼的片刻，我瞭解到，這個地點的靈魂不僅在於其天際線和熙來攘往的街道，也在於曼哈頓的岩床底下。
我在二○○二年十月參與競圖，第一次到現場參觀。九一一過後，清除了破瓦殘礫，留下一個大到難以想像、難以理解的深坑。面積有十六英畝，深達七十呎（譯註二）。他們管那叫「澡盆」，妮娜跟我要求下到裡面去。港務局派來的導覽問為什麼，別的建築師都沒這麼要求啊。我們不知要如何說清，只是覺得有其必要；就這樣，我們撐著廉價陽傘擋日頭，穿著借來的橡膠靴，就走了下去。
我很難解釋，但越是深入坑洞，我們就越清楚感覺到那股扳倒這幢建築物的暴力與仇恨。那種失落感之大，讓我們渾身無力，但同時也感覺到其他力量：自由、希望、信仰；人性的力量仍然籠罩此地。不管這裡將來建了什麼東西，都必須對恐怖行動所引發的悲劇發聲，而不是就此埋葬。往走下，這座建築物留下的地基之廣，讓我們心生敬畏，彷彿到了海底，可以感覺到氣壓的變化。打了七層樓深的地基和地下結構，全都沒了。建築物還在的時候，誰會想到底下有什麼東西？我們想到紐約，總是會想到摩天大樓，但是在大樓底下，才會意識到這個城市的深度。每一棟建築都扎根在這樣的基礎上，但有誰摸過地底的岩床呢？只有建築工人-但為時甚短，然後就填起來，一層一層地往上蓋了。
我們人在曼哈頓島的地底，可以碰觸到潮濕與冰涼，感覺到這島的脆弱與力量。還有城市的哪個地方，可以讓人下到這麼深的地底？羅馬的大墓穴（譯註三）？也許吧。我們在底下感覺到整座城市，那些死難者的灰燼，那些倖存者的希望。我們感覺，眼前的一切，神聖不可侵犯。
然後我們依著西端一道碩大的混凝土牆而上。往後還會看到地基的另一邊受到哈德遜河的壓力而龜裂滲水，從底下冒出根根的冰柱。「這是什麼東西？」我問導覽。
「連續壁（slurry wall）。」他說
連續壁。自我入行以來，和工程師交談時，從沒聽過這個字。那是一道密封牆-也是地基的一部分。這東西理應沒有機會露出來。「如果沒這東西，」負責接待的人說：「地鐵就會淹水，整個城市都會淹在水裡。」
「世界末日般的大災難。」
「沒錯。」
我們籠罩在連續壁的陰影下，看起來好像比我們見過的任何建築都來得大，我們站在那大坑之中，感覺坑幾乎無限大，是萬物的化身-那崩塌又恢復生氣的東西；建築的力量；人類精神的力量。連續壁上頭佈滿各種顏色，補綴上又有補綴，因為這些年來這道牆必須經常進行補強，才不至於崩掉；摸起來渾厚堅實，像是有生命力、層次豐富的文本，以各種想得到的語言書寫。
抬頭往上看，我看得到坑洞邊緣有人站著，看似在懸崖邊上伸著脖子往下望。在那片刻，我瞭解到我必須提出一個以紐約市岩床為起點的設計。一道陽光從雲端射出。陽光怎能照射到這麼深的地底下？我得將陽光涵括進來才行。我想到早在九一一發生之前，父親在外套翻領上別的一只美國國旗別針。我想到自己第一次看到這座城市的天際線，是在一九五九年坐船駛入紐約港的時候。我看到十三歲的自己，擠在移民群中，張口結舌，仰望著自由女神像。
「打電話給辦公室。」我人還在坑洞中就告訴妮娜。我們的總辦公室設在柏林，當地時間已經很晚，但同事還在埋頭工作。「把手邊的事情全都放下。」我告訴他們：「我有個新計畫。」
我怎麼知道要設計什麼？我聆聽石頭說話。我感覺到我身邊的各個面容。我以清澄的目光凝視過去，設法建造通往未來的橋樑。這聽起來很做作嗎？我希望不會，因為建築不該多愁善感、緬懷過去；應該對我們的時代發聲。光線、聲音、看不見的力量、鮮明的空間感、對歷史的尊敬，在在啟發我的靈感。我們都是由諸般現實與看不見的力量所匯集、成形，如果建築物要引起精神上的共鳴，就必須反映這些東西才行。沒人曉得肉體和心靈是如何聯繫，但那正是我心企盼的。我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因為我親身體會過-同時努力達到放諸四海皆有的普世性。
譯註：
- 在九一一事件後，紐約市與五角大廈都以Ground Zero來稱呼受自殺攻擊的世貿大樓所在地，廣為媒體所採用。Ground Zero本來指的是導彈瞄準的目標或核彈、炸彈的爆炸點。後來也指某個風潮、發展的起點。 ▲ TOP
- 這個坑洞面積相當於十二個足球場，有六、七層樓那麼深。 ▲ TOP
- 羅馬帝國早期，基督教仍被視為非法宗教，教徒往往承受被迫害的命運，便於地下墓穴聚會，避人耳目。迫害達到高峰時，不時遭到大規模殺害，教徒集體埋骨於地下墓穴。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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