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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新加坡語言轉型的經驗
第一章 歷史洪流塑造我的語文觀:一九二三~一九五九
只因吳宗憲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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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歷史‧傳記>People
叢書系列:People
作者:李光耀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03月13日
定價:450 元
售價:35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精裝/480頁
ISBN:978957136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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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新加坡語言轉型的經驗第一章 歷史洪流塑造我的語文觀:一九二三~一九五九只因吳宗憲的一句話



  第一章 歷史洪流塑造我的語文觀:一九二三~一九五九

我曾在《美國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讀到一篇文章,說當一個人在疼痛和震驚時,大腦會分泌出「神經?」(neuropeptides),它使人把所獲得的經驗深深地印記在腦細胞裡,長久不會消失。

在我成長的歲月裡,家庭、學校、留洋,甚至日據時代學習語文和應用語文的痛苦經驗和感受,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這些記憶除了讓我直到現在還孜孜不倦地學習華語,也影響了我治國的語文政策和對學習語文的看法和態度。

從英國學成歸來,在當律師、成立政黨、參加競選的日子裡,我與工會活躍分子、華校生有緊密的來往,讓我體會到了因為語文問題而潛藏在新加坡殖民地社會的困擾。那是一股醞釀中的洶湧暗流,一經挑動,就會激起狂潮,一發不可收拾。前車之鑒,給我深刻的啟示,我在建國後,因此以極端謹慎踏實的態度去處理語文問題。

在這一章裡,我從生長在一個講英語的家庭談起。

從小我立志當律師,而努力把英文學好。後來從政,認識到語言與政治息息相關,我明白要贏得選票,必須把華語和方言學好,說得一口女皇式英語其實幫助不大。

一九五四年五月,我參與了華校生為營救「五一三」學警衝突中七名被判監學生的法律行動,親眼目睹近千名學生在華僑中學集中二十二天抗議的經過;華校生參與一九五五年五月福利巴士暴動後,華僑中學、中正中學總校和分校被令停課,兩千名華校生再度在三校集中,這些轟轟烈烈事件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當時的政府為解決華校問題而設立「立法議院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我是九人委員之一。
參與這個委員會的經驗,使我第一次接觸和認識華文教育的問題,我對那個時代的華文教育的形勢,也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大時代的歷史洪流塑造了我的語言觀,也引發了我對雙語教育政策的思維。

來自講英語和峇峇馬來語的家庭
我的曾祖父李沐文是客家人,一八四六年生於中國廣東省大埔縣唐溪村。長大後,他乘船過番到南洋來。我的祖父李雲龍,一八七一年生於新加坡,父親李進坤,一九○三年生於中爪哇三寶瓏。我是曾祖父南來的第四代,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生於新加坡。

祖父當年在一艘輪船上當事務長,經常航海到爪哇與附近島嶼,因此邂逅並迎娶了住在爪哇三寶瓏的祖母。祖父和他姐姐(也就是我姑婆)一樣,會說客家話。在船上當事務長的日子,因為船長是英國人,祖父因此深信英語是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語言,他跟我用英語交談。祖母主要說爪哇話和馬來語,也能說幾句蹩腳英語。

我的父親李進坤和母親蔡認娘,都出身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在英校接受教育,這在當時是很少有的。他們彼此以英語交談,而家裡的幾個傭人來自印尼,說的是爪哇話。所以,我自小跟父母親說英語,向幫傭學馬來語和爪哇話,英語是我最先接觸的語言。

六歲那年,我們全家住進了外祖父一棟住過了三代的大祖宅。
外祖父是土生華人,只說英語和馬來語,不會說華語。他擁有從前加東巴剎和菜市一帶的橡膠園,以及現在烏節路泰國大使館旁的一排店屋。外祖母來自婆羅洲,也是客家人,她說客家話和爪哇話、馬來語。

童年時代深烙在我腦海中的語言,除了英語,就是馬來語和爪哇話。

外祖母關心我的教育,因此,從小我就開始了跟雙語困難糾纏搏鬥的日子。一九二九年我還不滿六歲,她堅持我跟其他漁民的孩子一樣,到住家後面一所亞答屋私塾,跟一個獨居在那裡的華文老師學華文。這個老師也許沒有受過太好的教育,他說的福建話比華語多,並且只教我們死背不明白意思的詞語,還要我們學寫毛筆字,讓我很苦惱。我向母親訴苦,她卻仍要我接受華文教育,把我轉送去在如切一帶的俊源學校。

俊源學校是華校,老師全以華語教課,我是個來自全講英語和峇峇馬來語家庭的學生,對這樣的華文教育很快就招架不住。同學不會說英語,說的華語都帶有濃濃的方言口音。幾個星期後,我再懇求母親替我轉校。母親違背了外祖母的意願,把我轉到德樂英校去。這所學校鼓勵學生說英語,隔壁直落古樓的馬來學校很多馬來學生也轉到這裡來。在那裡,我學得如魚得水,只用六年時間就完成七年的小學教育,畢業考到全校第一名,中學進入當時只錄取最優秀學生的萊佛士書院(Raffles Institution)。

學好英文 立志成為優秀律師
母親是個有智慧而且個性堅強的女人。從小,她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醒我別像父親那樣,出身富家子弟卻無一技之長。三○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祖父的事業受到打擊,家道中落後,只有中學學歷的父親因為沒有專業資格,先在殼牌石油公司管理店面,後來負責管理新山、峇株巴轄、士都浪等地的倉庫。
這件事給我的啟示就是,為免過朝不保夕的生活,最好去學一門專業。所謂專業,有三種選擇:醫學、法律、工程。新加坡有醫學院,卻沒有法學院和工學院。我不喜歡學醫,如果學工程,將來也必須為他人工作。法律卻可以自立門戶,是一種自由的行業。後來父親對自己年輕時不努力也感到後悔,他極力勸我從事專業工作。所以在一九三六年,我十三歲升上萊佛士書院那年,已經立志要當一名律師。

中一開始,我一心要學好英文。我很清楚,要專修法律,非有很強的英文基礎不行。法官都是英國人,如果我的英文不好,怎樣跟他們競爭?當時萊佛士書院是全新加坡最好的英校,我雖然不算太用功,但數學和科學的成績很好,我的英文根基好,經常不費氣力就能進入前三名。我在中三(劍橋初級文憑班)與中四(高級文憑班)選修拉丁文,成績並非特優,只屬優等。

中三那年,我在成績最好的A班。級任老師格里夫是英國人,牛津大學畢業。在他悉心的教導下,我的英文有很大進步。中三時,我的劍橋初級文憑考試成績高居全校榜首。這次考試,由劍橋大學命題,也由劍橋大學改卷,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麼重要的考試。這一年,我得了兩個獎:萊佛士書院獎學金和陳若錦獎學金,共得三百五十元,這在當年是個大數目。

於是,我更專心致志要在中四出類拔萃。一九四○年,我的劍橋高級文憑考試又排名全校第一,也是新加坡和馬來亞第一名,我獲頒安德森獎學金,可以進入萊佛士學院(Raffles College)就讀。安德森獎學金是當時最受重視的獎學金,每三年頒發一次,每年可以獲得大約九百元,只頒給高考成績最好的學生,一九四○年這期歸我。我是英國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的千分之一最優秀的受英文教育學生之一。

萊佛士學院不是大學,沒有頒發學位。學生讀完三年課程,只拿到分為第一等、第二等和第三等的文憑。教授採用了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講課、導師指導,和每星期寫論文的制度。它考試和成績分級的要求,可能比很多英國大學還嚴格,情形跟培訓新馬兩地醫生的愛德華七世醫學院一樣。在英國殖民地,人們都了解當地大專學府的文憑和學位必須保持高水準,才能在英國獲得承認。

當時二戰已在歐洲全面爆發,烽火連天,倫敦天天遭受德國戰機轟炸。一九四一年我在萊佛士學院念高二,十二月八日凌晨四時,在宿舍睡夢中被炸彈的爆炸巨響驚醒。日本戰機開始空襲新加坡,太平洋戰爭打響了。我加入萊佛士學院的醫療輔助服務隊,協助救援空襲行動中的傷患。團隊裡的學生們使用的語言是英語,來自馬來亞的馬來學生則說英語和馬來語。

我後來很慶幸自己是個受英文教育者,如果我不受英文教育,我不會了解大環境。受了英文教育,我出國去了解世界。我了解是誰在影響世界的局勢,是西方國家,是歐洲,是美國,不是中國,不是印度。如果我只受華文教育,我想我的思維肯定比較狹隘,比較偏見和固執。我會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從宏觀視角來看事物。

日據時期開始學華文
第一次真正面對外語不通的障礙,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日本揮軍南下,占領新加坡時期。我因為不懂日軍說的話,也看不懂牆上張貼的通告,挨了一記耳光。

那個時候,新加坡所有公告都以夾雜著漢字的日文發布。在新的統治者手下,我的英文知識已經沒有價值。我因為對日軍既害怕又憎惡而不願意學日文,轉而自修華文。我認為學習華文總比學習日文好,華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語文,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語文。

我買了布連拾街華文學校出版,教英校生學華文的華文讀本,一套四冊,以及由蔣克秋編撰、內附英文說明的《國語(華語)易解》、《中級國語》與《高級國語》三冊語文書。書裡按照威妥瑪拼音法以英文拼音教華文字,我雖然天天學習,並且在幾個月裡學會寫兩千個字,並設法把它們的意思牢牢記住,可是,我一直沒學它的發音。華語每個音節都可讀成四個聲調,我的讀本每個字的注音也都標了聲調,可是沒有人教我,我始終沒法好好掌握漢字的正確發音,對它的四聲及輕聲也完全沒有概念。那年我十九歲。

我們家對街有個鄰居是潮州人,這個年輕小夥子主動要教我讀華文。但我發現他的潮州口音太重,擔心到頭來反而干擾自己的華語發音,所以沒上幾堂課就停了。那時候我已經學會認個別華文單字和片語,並且死記它的意思。

在日本人占領下,起初人人都不知所措。父親沒有工作,我沒有學院可讀,三個弟妹都失學了。我後來意識到終究還得找份工作,我只好到布連拾街一家日軍總部開辦的日語學校學習日語,以便日後容易謀生。日語課的老師是個日本人,三個月後,我學會了片假名與平假名,考試及格,獲頒證書。的確,學過漢字,對學習日文是幫助不小的。

接著,我在祖父朋友一家從事紡織業的下田公司謀得一職。我在公司負責以片假名、平假名與漢字開日文發票與貨單。九個月後,因為貨輪全被徵用來送軍隊到爪哇與澳大利亞南部島嶼作戰,紡織品貨源中斷,我失去了工作。不久,我又在一家日本貿易聯盟組合公司找到了差事,擔任書記,日語說寫能力因此大有進步。

隔年,也就是一九四三年末,我在《昭南新聞》看到一則廣告,「報導部」(即是《昭南新聞》文宣部)徵聘英文電訊編輯。這個部門負責把西方通訊社用摩爾斯電碼發出的電訊轉換成英文。但是當時的無線電信號不清晰,到了晚上尤其如此,無線電操作員在接收摩爾斯信號時無法辨認的字,需要英文編輯靠上下文揣測填上。這項工作好比填字遊戲,讓我還能活用英文。

一九四四年中,預感盟軍將展開反攻,我把報導部的工作辭了,與一個上海人合作,幫他洽談所承包建築工程的合約內容。他不會說日語,而我的日語表達能力在那個時候已經足以應付簡單的日英通譯工作。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時,我已經能充當日譯英的通譯員。

重新找回華人的身分
英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之後返回新加坡。

一九四六年十月,我登上了一艘滿載著英軍回國的客輪,踏上了英國之旅。我先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律系,卻因吃不消倫敦煤煙、塵埃、喧鬧的生活,一九四七年一月,轉到劍橋大學菲茨威廉學院法學院。一九四九年五月,我獲得法科榮譽學位考試一等成績,並獲得那年唯一的特優獎。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我通過律師資格考試,戴上假髮,穿上禮袍,在倫敦中殿法學協會,獲頒律師資格。一九五○年八月一日返抵新加坡。

在劍橋和倫敦的學習生涯,我只說英語,我的英語變得很英國化,帶有英國式的標準節奏與口音。一九五○年八月返回新加坡,發現自己居然忘了怎麼說馬來話,我花了好幾個月時間才重拾說馬來語的能力,這是我第一次對「語言能力會流失」的體會。任何語言,一旦不用就會流失,就不會在你的大腦中即時自動顯現,它可能仍藏在記憶庫的某個角落,需要提示或複習才能把它找出來,就像在電腦鍵盤上按「控制」鍵與「F」鍵搜索一樣。

我在倫敦的時間雖然不長,可是經常出入倫敦戈登廣場(Gordon Square)一個叫中國協會(China Institute)的體驗,卻讓我終身難忘,並成為影響我後來自己努力不懈學習華語,以及為新加坡人積極推動雙語教育的動力。

這個中國協會,是英國人用八國聯軍的庚子賠款資助的。俱樂部開放給來自全世界的華人,為窮學生提供免費的下午茶。我因此遇見世界各地的華人,華族文化失落程度最大的是來自西印度群島的華人。我那時覺得我絕對不能跟他們一樣,我也開始有了一股不會講華語或不懂華文的很嚴重的失落感。我決定以後絕不讓孩子重蹈覆轍。

很多人形容我是「重新找回華人的身分」(born-again Chinese),其實這樣的感覺很久以前便有了。在倫敦讀書時,英國人不把我當新加坡人或馬來亞人,全把我看成中國人。不獨在英國,有一次去瑞士度假,旅行社給我訂了一家很糟糕的酒店,我決定取消訂房,換到盧恩賽市一家比較好的酒店。櫃檯的人問我是中國人嗎?我說,不是,我是馬來亞人。他說,那是哪裡?我詳細說,我來自新加坡,那是屬於馬來亞的一個地方。對方最後還是說,沒關係,就寫你是中國人。在他的眼裡,我跟中國人沒有兩樣。自那時起,我有了「我是華人」的意識。

一九五○年,我從英國回來,和韓瑞生找到一個說話帶有北京腔的老師,我們用一個小答錄機,一起學華語。八、九個月後,讓我重新記起日據時代,曾經學過的漢字。韓瑞生當時已經是土地局局長,我們在他所住的廣東民路政府宿舍裡上課。但是學習的進度太慢了,除了時間不夠,我也沒有適當的社交場合練習華語。

把三孩子全送去華校受教育
沒有人告訴我英語不是我的母語,可是在我心靈深處很清楚這不是我的母語。我和妻子芝都出身英校,在英國深造期間,我們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因為不懂華文而吃虧,我們深感從前在英校所接受的一套價值觀並不屬於自己。我們沒有全盤接受不屬於自己文化的價值觀,又沒有自己的文化底蘊,使我們感到不踏實,兩頭不到岸。從前在英校所讀的課本和教師所講述的世界,同我生活的現實世界完全扯不上關係。我同其他萊佛士學院學生一樣,沒有學到本身的亞洲文化,又不屬於英國文化,說英語的我,又跟自己講方言和華語的華族群眾有隔閡,結果迷失在兩種文化之間。我和芝決定不讓孩子吃這個文化虧,決定把他們送進華校,融入生意盎然、充滿朝氣和自信的華社群眾當中,即使英文程度受影響也在所不惜。我自己也下定決心把華文學好,不懂母語吃文化虧是逃不掉的:這就是現實。

我的三個孩子顯龍、瑋玲和顯揚分別於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出生。他們兩歲就開始學華語,當時有位梁老師,給他們念幼兒華文圖書。三歲上南洋幼稚園,之後再上南洋小學、南洋女中和公教中學讀書。我的長子顯龍在公教中學六年,完成華校中學和高中教育,再到國家初級學院多學一年,參加英校高中會考;女兒瑋玲在南洋女中完成四年中學課程,轉到萊佛士書院讀兩年高中;幼子顯揚在公教中學完成四年中學,再到國家初級學院讀兩年高中。後來,我經常問他們後悔在華校讀書嗎?他們都說不。我想,我為他們做了正確的選擇。

他們很小就到南洋幼稚園浸濡在華文環境裡,這所幼稚園全用華語教學。一九五五年有一天,我和各政黨委員會的委員去參觀學校。顯龍看到我,以為我到學校接他,拿起書包準備跟我一同回家的舉動,逗得在場每個人都笑起來。過後,華文報刊登了一張顯龍在南洋幼稚園上課的照片,這使華人普遍知道他受的是華文教育,這無形中給了我「重視華文」的憑證。

他們三人從小在學校完全接受華文教育,在家和我講華語,和母親講英語,他們的英語跟華語一樣流利。六歲起還在家跟隨補習老師學習馬來文,因此也掌握了馬來語。

認識語言和政治息息相關
從英國回到新加坡,我加入黎覺與王律師館當見習律師。黎覺是英國人,在英國取得律師資格,三○年代到新加坡執業娶了一名華族女子,定居下來。他是新加坡主要政黨「進步黨」的策劃人。這個黨的領導人多數是三○年代在英國念法科或醫科的留學生,他們對英國的價值觀有很深的認同,就和祖父一樣,認為凡是英國的東西,樣樣都是十全十美。他們對自己沒有信心,對本地人更缺乏信心。他們從來不敢向英國的權威挑戰,但是批評起殖民地官員的時候,卻又洋洋得意。我的朋友貝恩形容他們是「在奴顏婢膝中長大的人」。我決定做點事,改變這種可悲的局面。

一九五一年二月黎覺參加立法議會選舉,要我擔任他的代理人,我答應了,這使我有機會粗略了解新加坡的選舉情況和運作方式。但是,那次選舉,街道上是看不到任何令人激動的景象。立法議會於一九四八年舉行的選舉,二十萬合格選民,只有二萬三千人前往投票,投票人多是講英語的新加坡海峽土生華人和英籍印度人,而印度人最多只占新加坡人口的六%。在一九五一年的選舉中,參加競選的印度人數,也是完全不符合社會人口比例。他們在競選九個議席的二十二名候選人中,占了十五名。黎覺以極少的多數票當選,進步黨共贏得六席。競選活動是依照我在英國所看到的模式進行。

當時講英語的立法議員所代表的世界,只是新加坡的小部分,跟大多數人民毫不相干。新加坡絕大多數只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對選舉既不參與,也沒有興趣。他們的政治願望,只能通過馬來亞共產黨來實現。

從語文問題,我看到殖民地政府官員只顧自己和受英文教育者的利益。受英文教育者通過英文報章對政府官員施加壓力,但他們不是新加坡社會的經濟原動力。我的內心因此極度不安,我開始有了想在我的律師生涯中,打開一道通往政治生涯大門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