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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總統面對面:黃寶慧與世界領袖的十次對話(VPN0050)

類別: 歷史‧傳記>VIEW
叢書系列:VIEW
作者:黃寶慧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8年04月13日
定價:280 元
售價:22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24頁
ISBN:978957137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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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文摘錄

這隻老狐狸,讓我得了世紀大獨家
專訪新加坡前內閣資政 李光耀


我到哈佛之前,和我服務的公司TVBS達成協議──如果我在美國遇到值得採訪的對象或新聞事件,都要做成新聞傳回台北。因此我臨行前帶了一個TVBS的麥克風牌,展開我在TVBS留職停薪、卻在美國擔任特派員的生活。
哈佛的課業繁重,我計畫在停留的一年間,至少做三個大型採訪,對公司有所交代。

哈佛是世界學術研究重鎮,「甘迺迪政府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 KSG)」更是培育世界領導人的搖籃,前後共孕育出8位美國總統、40名諾貝爾獎得主和30名普立茲獎得獎者;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也出自這個學院。因此,要物色值得採訪的對象,俯拾皆是;問題是,我擔心,萬一我真的碰上大新聞、大人物要採訪,自己是否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分身,來做好準備?

我們這一班,總共有三個來自新加坡的同學,早已位居政府要津。他們基本上都是公費留學,帶職、帶薪,還可以攜家帶眷,一路從英國牛津大學、倫敦政經學院、再到哈佛甘迺迪學院進修,領全額獎學金,待遇好到令人羨慕。

一次,我在與同學閒談間,得知新加坡政府高層,很多都是「哈佛幫」。時任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的首席祕書,就是我在甘迺迪學院的學長。

當「李光耀」三個字跳出來,我的精神為之一振。這是在我九年記者採訪生涯中,最想採訪的對象。

■李光耀撞進我的腦海

李光耀1923年生於新加坡,是第四代的中國移民。1946年,他遠赴英國劍橋大學法學院進修,留學期間,參與馬來西亞獨立運動。1950年,他返國成為工運律師,奠定廣大群眾基礎。1954年,他與工會領袖共創「人民行動黨」,在1959年新加坡脫離英國政府自治後,於大選中贏得勝選,成為自治政府的首任總理。那一年,他只有35歲。

1963年,新加坡脫離英國獨立,李光耀認為,新加坡難以獨立而生存,於是與馬來亞和沙勞越共組「馬來西亞聯邦」。聯邦運行後不久,彼此間即在政策上出現重大歧異;兩年後,新加坡即被逐出聯邦,索性在1965年8月9日,成立「新加坡共和國」。

套句李光耀的名言:「被馬來西亞給休了的新加坡」,手上拿的盡是些爛牌。由於新加坡是馬來西亞的港口,歷來靠馬國的橡膠等貨物轉運維生,連水都是跟馬來西亞買的。新加坡獨立之後,馬來西亞不再利用新加坡的港口。在沒有腹地、沒有天然資源下,新加坡不過是一個土地面積只有新北市三分之一大的小島。在一時之間少掉7萬個工作機會的同時,還要養活200萬人。

李光耀擔任總理長達31年,在缺乏天然資源、防衛能力又極其有限的情形下,他深知:小國必須要靠強大的經濟力支撐,於是他著手實施經濟、社會和教育改革,推動工業化,鼓勵外國投資,使新加坡從第三世界的小國,蛻變而成為政府廉能、經濟繁榮的第一世界國家,在大國夾縫中找到小國生存之路。他曾經說:「就算我倒在病榻上、你們要把我放進墳墓裡,只要任何事我覺得不妥,還是會站起來!」

李光耀在1990年11月卸任,轉任內閣資政,初期仍在幕後指點江山,直到2011年才正式退休。

他轉任資政之後,我就立定志向、非採訪到他不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他長期扮演兩岸調人,前後訪台超過25次,曾經是蔣經國的眼睛和耳朵,帶台灣傾聽世界各國和中國大陸對台灣的看法;李登輝在任副總統時,曾經到新加坡訪問;李光耀並在李登輝主政時期,於1993年4月,促成「辜汪會談」在新加坡舉行。

李光耀大概有十多年,從未接受過台灣媒體專訪。我在擔任記者期間,曾經透過朋友牽線,試圖想要專訪他,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沒想到,來到哈佛以後,新加坡的「哈佛同學幫」,竟燃起我的一線希望。

■總有一天訪到你

新加坡的同學,在我再三請求之下,答應幫我跟李光耀辦公室的秘書,進一步聯繫。他是安排李資政所有行程的重要關鍵人士。「黃寶慧,你想要採訪李光耀,得好好準備,他可是有名的嚴厲,不要反而被他的問題給考倒!」同學對我耳提面命。「好!我趕快回去K《李光耀自傳》,他的中英文版我都有,我還取得了他的親筆簽名!」

那個簽名,是我乾爹唐飛,在擔任國防部長期間、訪問新加坡時,幫我取得的。當時,我託他把我購買的《李光耀自傳》帶去,同時在書裡夾了一張我的名片,除了當面請他簽名外,還託我乾爹傳達我一心想要訪問到他的宏願。

我同學發給李光耀辦公室學長的電子郵件,是這麼寫的:「里歐,真巧!我在『甘迺迪學院』的同學黃寶慧,是台灣TVBS的新聞主播,一直想要訪問李光耀資政,不知您能否代為徵詢資政的意願?」郵件中並且強調:「黃寶慧曾經訪問過世界知名政治領袖,包括:前美國總統老布希、巴拿馬總統巴雅達雷斯、美國參議員杜爾……,隨信附上她的個人資歷……」

郵件寄出後的一個星期,我就接到新加坡總統府新聞秘書的回覆。「黃小姐,我們收到妳的採訪計畫,不過李資政目前沒有答應任何一家媒體採訪的要求……」

這個釘子我碰得不軟、也不硬,他雖然沒有答應,但也不代表他就拒絕。於是我再追一封信:「殷小姐,謝謝妳來信通知。我明瞭,李資政日理萬機,行程緊湊,但一旦他有意願接受華文媒體的採訪,請務必通知我,我可以配合他,到任何他指定的地點,只要他答應……」

暑假晃眼間就過去了,緊接著秋季班開始。新加坡同學報給我一個訊息:李光耀資政即將到「甘迺迪學院」訪問。「啊!他要來?那我可不可以再試試看?」「不曉得,你得去找學校問問,湯瑪斯教授在安排他的行程。」

湯瑪斯教授曾是我在暑期班管理課程的老師,我趕緊跑到他的辦公室找他,並表達我想要採訪李光耀的意願:「湯瑪斯教授,我希望參與這次李光耀來訪的計畫,作為一位來自台灣的記者,我畢生最大的願望,就是採訪到他,請讓我參與。」「我會把你的願望,透過新加坡駐波士頓代表轉達,看看是否能讓你參與這個計畫?」
李光耀造訪哈佛之前,台灣才經歷過首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剛上台不久,就將「九二共識」給推翻。於是,李光耀在那一年、2000年的9月,才剛低調旋風式地訪台,與當時的總統和陸委會主委蔡英文,曾密談許久。雖然,直到多年後,外界才進一步得知:李光耀當時建議台灣,與對岸儘早展開對話。他認為,早談比晚談好,陳水扁應儘速回到就職演說時的立場──「四不一沒有」。如果沒有先前1992年的共識,就不會有後來的「辜汪會談」。因此,雙方應該在這個既有基礎上,進一步承認、並遵守「九二共識」。

李光耀在訪台期間,並沒有接受國內媒體專訪,因此,他與陳水扁或蔡英文,究竟談了些什麼?自此沒有人知道。眼看李光耀就要到哈佛訪問,我的心情更加急切,幾乎每隔一天、就去一封電子郵件,探詢對方受訪意願。

10月8日,一封來自新加坡總統府的電子郵件,讓我興奮得幾乎從椅子上跳起來。「黃小姐,李資政很樂意接受你的專訪,現在只剩下如何安排時間?李資政將在10月14日晚上抵達波士頓,由於行程緊湊,我們將儘量挪出15分鐘的時間,讓你進行專訪。請儘速將妳的採訪題綱傳給我們。(備註:李資政一向使用英文)。」

我幾乎徹夜未眠準備這次專訪。首先,我先利用課後時間,回家整理資料。還好,我平日有剪報的習慣,可以讓我迅速掌握兩岸情勢;緊接著,我趕快擬好12道題,依對方的要求,翻譯成英文,立刻電傳到新加坡。接下來,我則猛K《李光耀自傳》和他的新書。

回憶當時,我簡直是蠟燭兩頭燒!一方面得應付統計和「美國國防政策」的期中考;另一方面,則必須小心翼翼,維護難得取得的專訪。在焦頭爛額之際,我靜下心來,拿出一張白紙,將所剩餘的時間,一一填入待辦事項中。這是哈佛人的必修課──學習如何分配時間。我算了算,在扣除每天7小時的睡眠時間,我每分每秒都不得浪費!

■一雙銳利的眼神

李光耀的班機,在10月14日晚間抵達波士頓,當晚經過雙方確認,我的專訪時間,安排在隔天上午的11時30分,地點則是在他下榻的飯店會議室。專訪前一天晚上,我徹夜未眠,先連絡好攝影、燈光和衛星傳送等事項,同時請哈佛台灣同學會的同學,第二天來幫我化妝、剪接和跑衛星。我對著鏡子,一遍又一遍,以英文背誦自己所擬的提綱,直到深夜4點,都沒有上床睡覺;而我的床頭,擺滿了與李光耀有關的各種書籍。我恨不得一個人當10個人用,可以把所有資料,一次吞進我的肚子裡。雖然,我已有不下10次採訪大人物的經驗,但每一次上場,我都抱持著像第一次訪問一樣戒慎恐懼的心情。


新加坡同學提醒我:李光耀異常嚴厲!透過這次專訪,我總算見識到!
首先是,我最初擬的12道題,用的全是中文,但李光耀的秘書強調:「李資政一向用英語對答!」執意要我將12道題,全翻譯成英文。我只好大費周章,找了同學和表姐,將我翻譯好的題目,做最後確認。這也讓我在專訪前夕,備感壓力。

這也難怪!眾所周知,新加坡獨立之後,李光耀主政,全面推動以英語為主、母語為輔的雙語教學,他認為,講方言的環境,會讓學生學習華語時,造成極大的干擾,因此必須營造一個有利於講華語的環境,他也身體力行。他曾經對美國哈佛大學學報上優美的語言感到讚嘆,認為新加坡人的英語程度遠不及他們。由此可見,他與我的對談,對我來說,就像一次英語檢測。

再者,他的性格很像一隻狐狸,有其精明和銳利的一面。過去我就曾聽一位李顯揚(李光耀次子)的香港朋友說過,有一次他到李顯揚家參加家宴,當晚,他的兒子哭鬧不已,李顯揚只不過說了句:「你再哭,我就把你送到爺爺那裡!」他兒子就立刻止住。另外,我還聽說,他曾當著某位國際政要的面,問:「Who are you?!」
當我第一次與李光耀面對面,第一眼,就被他銳利的眼神給震懾住;而他開口的第一句話,竟是問我:「妳為什麼姓黃,而不姓唐?!」前行政院長唐飛是我乾爹,與李光耀熟識,在我爭取專訪的過程中,他也幫了不少忙。或許這中間,李光耀有所誤解,誤以為我是唐飛的親生女兒。後經我再三解釋,他才放棄對我的追問。

李光耀告過不少媒體人,專訪進行當天,我曾經跟他聊到這個話題。他不僅認為,他必須這麼做,也不吝指正我,若要引述他的話,就要特別小心。這也是我龐大的壓力來源。

不管如何,我永遠忘不了,這隻老狐狸,在2000年的10月15日,在美國波士頓,給了我一個世紀大獨家!不僅在台灣絕無僅有,也是李光耀逝世前,國際間難得的一次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