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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4
第四章 義大利與查理十世博物館中的埃及文物
1822年，由於經費短絀，法國無法收購由其駐亞歷山卓的總領事──皮埃蒙特人德羅韋蒂──在埃及蒐羅的那批出色古物。這批收藏由薩丁尼亞暨皮埃蒙特國王買下後，被送往了杜林，為安置這批收藏，杜林美術館還特別整理出一翼來。如此多新的文物齊聚咫尺，使得商博良擱下手邊一切事務，越過了阿爾卑斯山。
如果說商博良的總體成就很大部分得歸功於其兄賈克-喬瑟夫持之以恆但有時不免太過的照料，那麼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c,ois Rene’ de Chateaubriand)口中「數個考古範疇的行家」布拉卡(Casimir de Blacas)公爵，卻才是對他生命中最後十年的事業有極大幫助的人。1823年1月，布拉卡與商博良在巴黎一批即將被拍賣的埃及古物間首度相遇。布拉卡本人在大學路的府邸擁有一座曾經得到教皇利奧十二世慷慨解囊、豐富了館藏的小博物館，商博良不久之後便得以前往參觀。
首度赴義大利考察(1824-1825)
1824年3月29日，透過巴拉卡公爵的關係，商博良得以晉見法王路易十八。在這次向國王呈現《古埃及象形文字體系概論》的機會裡，商博良未曾有機會提到義大利之行，非常失望。不過，次月，他歡喜萬分地得知計劃有新的支持者。奧爾良公爵在給他的信中說，他的妻子為商博良的杜林之行預備了一封熱烈的推薦函，要給她的姊妹薩丁尼亞王后。6月4日，在繞道停留格勒諾勃和維夫五週，第一次看見出生於3月1日的女兒──「肥滋滋的小阿婆」佐哈伊德(Zorai"de)，羅津為他生下的唯一的孩子──之後，他終於前往義大利。從這個時刻起，他寄給兄長和朋友的信件幾乎一日都不間斷，使我們鉅細靡遺地知道他飛快前進的研究進展，並證實了自他一踏進杜林的埃及博物館便攫住他的那股名副其實的狂熱。
與殘片奮戰：勝利與後續發展
商博良從早工作到晚，研讀由德羅韋蒂蒐集來的眾多莎草紙文獻，一絲不茍地描摹複本，謄寫摘要，並蒐羅與諸法老王相關的日期與名號。由他1824年11月6日給哥哥的信中，我們能夠感覺到他真切的激動：「我看見歷史早已完全不復記憶的年號、看見15個世紀以來已經不再擁有祭壇的神祇名字在我手中攤展開來；因怕使它粉碎，我屏住氣息，小心翼翼地對待某張莎草紙文獻的殘片──那是一名法老王存留的記憶最後且唯一的庇護所；當其生時，也許巨大的卡納克宮都曾使他感到侷促！」此處他暗示的是他所蒐集、並且逐一臨摹過的48個殘片；且立即就看出這些殘片是一部「國王名冊」的殘餘──我們至今仍以「杜林國王名冊」稱呼這份莎草紙文獻。他在杜林研究熟悉了拉美西斯時代的草書後，商博良甚至於在1824年11月，也就是距《關於僧侶體文字的論文》發表僅僅三年之後，針對這篇手稿提出一個日期：「這份歷史名冊與我從其間蒐羅到這些殘片的全部手稿，都屬於同一個時代，這點在我看來也是確定的；也就是說，不晚於第19王朝。」
不同於其他的信件，《與布拉卡公爵大人談杜林王室博物館的信》原就預定是要出版的，並且經過了賈克-喬瑟夫的整理。這些信件於1824-1826年在巴黎出版，既是學術報告、博物館導覽，又是一部新王國時期的埃及史草稿。1824年7月的第一封信，已經濃縮表達了此次收穫豐碩的杜林之行值得記住的一切：「這批收藏，是德羅韋蒂先生連續20年積極探索的成果。由於薩丁尼亞國王陛下的慷慨，杜林成了其停駐之所，但王上的意願，使它就某種程度來說，已成了全歐共有的保存所。」
院士先生商博良和他的「埃及阿波羅」
自1824年6月7日抵達杜林起，商博良便受到這所著名科學院的院士以及其他傑出人物的熱切歡迎。這些傑出人物包括科普特語和希臘語文學者培宏(Amedeo Peyron)、拉丁語文學者布什洪(Charles Boucheron)、東方語文學者迦塞拉(Constanzo Gazzera)、數學家普蘭拿(Carlo Plana)，以及兩位軍事專家──薩魯佐兄弟(Cesare與Alessandro Saluzzo)。商博良獲准參加科學院的院會，並且在1825年1月13日成為院士──他本來卻是只預定停留幾天的！結果卻到了1825年3月1日才離開杜林。商博良在這麼多美不勝收的雕像環繞之下，由杜布瓦(Jean-Joseph Dubois)引導著認識埃及藝術，暫把文獻學擱置一旁，轉而研究這些雕塑傑作，並且儼如藝評，提出了一個假說，認為這個此前始終被認為是希臘雕像藝術彆腳前人的埃及藝術，其實顯示著一獨立的表達方式。在1824年12月3日給杜布瓦的信中，他以激昂熱切的用詞談到的，是一座拉美西斯二世──他的「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譯註：希臘人對拉美西斯二世的稱呼)─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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