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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唐代小說淺論
楔子
小說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外物篇：
「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他以小說與大達對舉，指的是那些淺薄瑣細，無關治道的言論，和現在我們說的「小說」，恐怕不大相干，東漢桓譚寫的《新論》裡說：
「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
指的雖然仍是不本經傳、背於儒術的寓言異記，但已經可以說和後來的小說近似了。
早期的中國小說，只是些「記街頭巷尾之言」的斷章零篇，當然夠不上近代所謂小說的要求，能夠真正符合小說要件的作品，應該不會早於唐代。而遠在唐代以前的三千年，我國已開始有了歷史和文化。在這麼漫長的一段時間裡，為什麼沒有成熟的小說作品產生？在文學發展史上，春秋時已有成熟的詩作──詩經，戰國時浪漫的楚辭作品更呈現出非凡的絢爛，鋪采摛文的漢賦，也得到空前的好成績，為什麼獨獨小說變成文學園地中一朵遲開的花朵？簡單的說有三個原因：
一、華夏之民，最先居住於黃河流域一帶，因缺乏天惠，人民必須非常辛勤的工作，才能維持生活，在這種情況下，求生都來不及了，自然黜玄想而重實際。而一般都承認，小說起源於神話及傳說，人們既然不喜玄想，神話理所當然的無法開花結果。
二、孔子出，以修身、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為教，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一般認為，由於儒家思想已成為中國思想的核心，神話故事應該受到抨擊。太古荒唐之說，不但無所光大，而且又有散亡，也遲緩了小說應有的繁榮。
三、班固漢書藝文志中言：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唯不使小說入流。從此小說便嚐盡了被鄙視的滋味。正統派文人往往對它不屑一顧，以致詩文創作名家輩出，唯小說則付闕如。這種觀念上的阻隔，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非但小說的生命因之變得羸弱異常，還給後世治小說的人帶來無窮的困擾。因為寫小說的人非但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還可能招來恥笑，因此，許多小說家都不願意將自己的真姓名寫出來，有的假託成別人寫的，有的乾脆捏造一個假名，在抄襲成風的今天看起來，真是一伴不可思議的怪事。例如改編水滸，使它成為一部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的，到底是郭勳？汪道昆？還是另有其人？至今還是個無頭公案。而第一部成於一人之手的長篇小說《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又是誰？是王世貞嗎？到現在也還是個解不開的謎。
就因為以上的緣故，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一直備受冷落。
傳奇的名稱
我國傳統的文學觀念既然視小說為小道，所謂「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然亦弗滅也。小說僅是茶餘飯後的談資，在中國文學中，不過聊備一格而已。先秦神話傳說、漢代神仙故事都不出搜奇志怪的範疇，至劉義慶世說新語出，一改志怪傳統，而開志人的寫作風氣，遂壯闊了小說的生命。及至唐代散文運動的推展，解除了漢魏六朝以來寫作上的唯美約束，因有描寫細膩、敘述婉轉的傳奇文應運而生，而與詩歌並推為唐代文學的奇作。此時小說已具備主題、結構、內容、人物等要素，小說型態已臻完備，中國小說的發展遂告成熟。
唐人小說泛稱傳奇，始自宋代。陳后山詩話云：「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名也。」可見傳奇本為裴鉶所著小說之名，至宋而為唐人小說代稱。明胡應麟筆叢分小說為六類，其一為傳奇，傳奇之指唐人小說，因此成為定稱。至於唐代文言小說何以被稱為傳奇，據今人孟瑤女士歸納，約有二端：
一、我國小說一向不脫搜奇志怪風格，唐代小說在基本精神上是與它一脈相傳的，所以稱傳奇即傳送奇異之事。
二、唐代小說的特色，多半篇幅漫長，內容時近俳諧，正統文人每視為卑下，故稱之為傳奇，以別於正統派的韓柳古文。
傳奇產生的時代
自三國以迄南北朝的三百餘年，一直是分崩離析的混亂局面。但是，漢胡民族血統的大合流與外國學術思想、文化藝術的大量輸入，無論在精神或物質上都開啟了一種新的生命與新的變化。隋文帝在政治上結束了南北分裂的政權，在文化上承受了新興民族的基礎，加以久亂思治的人心，本是大有可為的。可惜「煬帝即位，大縱奢靡，加以東西行幸，輿駕不息，征討西夷，兵事屢動……數年之間，公私罄絕，財力既殫，國遂亡矣。」唐繼隋祚，經貞觀至開元的百年休養，療補了煬帝時代的瘡夷，疆場被乎四垂，威烈震鑠中外，府庫殷實、生活富足，遂成就了中國文化建設的空前鼎盛時期。儒釋道三教的流佈，形成思想界極度的自由；交通的頻繁，促進了文化的交流，這種深具創造精神與少壯力量的民族特色，再如上外族文化的激盪，文學上遂現出多彩的生命與情調。
傳奇形成的原因
傳奇既植根於這樣一片富饒的士地，其成長壯碩自屬必然。但是除了時代背景的滋養外，其他歷史文學又提供了怎樣的推動力呢？可分以下三方面來談：
－、唐代修史制度與史學
基本上，我國史書俱為私修，孔子因魯史成春秋，即為私人修史之證。私人修史可保持超然立場，不受朝廷羈絆，較可暢所欲言，但私人修史也因此常明寓褒貶，效孔子之筆削。章學誠有云：「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為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為「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為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為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倣效為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文史通義內篇史德），因此，隋文帝統一天下，即於開皇十三年下詔明令「民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而結束了六朝私修史書的風氣。唐代修史風氣特盛，亦仿隋代官撰。但正史之外，民間仍多私人撰作史書者，依舊唐書所載，如王勃元經、劉允清魯後春秋、張昌齡古史紀年新傳……等皆是。唐代官修史書訐有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北史、南史等，另外，官修當代國史及起居注、實錄等的撰作亦多，皆可見唐代修史風氣之熱烈。史既官修，修史人材之培養，遂為必要之舉，科舉擢拔人才，亦特重史才。宋趙彥衡雲麓漫鈔卷八云：「唐世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贄，今有唐詩數百卷，行於世是也。」所謂溫卷，即是先給考官一種印象，在文壇上造成輿論。士子所以以傳奇投卷，乃是因為它「俚奇比異」，可以抓住主司的興趣，且這種文體短小精悍，最能見出作者的史才、詩筆及議論。一般士子為投合主司的喜好，往往在題材內容、敷辭設思上競相出奇制勝，傳奇之得與詩律同稱一代之奇者，溫卷的刺激、實為重要因素。
二、古文家與史學
修史風氣的熱烈，一方面給予傳奇的興起以間接的刺激，一方面也給予唐代古文運動以直接的推動。當時國史家如魏徵（撰隋書）、李百藥（撰北齊書）、姚思廉（撰梁陳書）、令狐德棻（撰周書）、李延壽（撰南北史）等都基於前代興衰來檢討文學的風氣，而藉文苑傳的園地來糾正大朝華靡的文風，重建實用的文學理論，由此深植了文學改革的基石。史學家既然主張宗經徵聖的實用文學理論，文體自然就趨向樸質的散文而摒棄華麗的駢文，予古文運動以無形的支持。另一方面，古文運動的勃興也同樣刺激史學的發展，因為用散文修史自然要比駢文方便得多，而且古文家既亦重視文學的實用性，遂多參與修史工作。在古文運動中領袖群倫的韓愈早年曾云：「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答崔立之書），顯然可見他是頗想在史學上一展長才的。至於後來何以又有「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言語，鑿空構立，善惡事跡，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受後世乎？」（答劉秀才論史書）這樣前後矛盾的言論？據舊唐書韓愈傳的記載來推斷，可能是因為他撰順宗實錄「繁簡失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致使他心灰意冷，不再著意於史事，而轉向於碑誌家傳的寫作吧！雖然如此，古文家之參與修史者仍多，可知有唐一代之古文運動實為修史制度下的產物。
三、小說家與史學
失意的文人在史學發展上遭受挫折後，如蔡邕、韓愈等即轉向於碑誌的寫作。但碑誌之作，因受人重託，未免溢美過當，失去歷史家求萇的精神。劉禹錫祭韓昌黎文有「一字之價，輦金如山。」一方面固然說明當時碑誌潤筆之厚，一方面亦惜其文才之高而為此下事。因此，儘管它可以「輦金如山」，一些清貧文人仍寧死不為。新唐書韋貫之傳云：「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還，故家無表財。」另外，宋越德麟侯鯖錄也有類似的記載：「唐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日：「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言下之意對撰作碑誌表示了極度的不屑。文人既不屑為此，遂轉向可以「寄寓筆端」的傳奇寫作上，這些作者大部頗具史才，有些甚至曾參與國史館的修史工作，如：
（一）王度：名王凝，絳州龍門人，為文中子王通之弟、東皋子王績之兄。作古鏡記。新唐書卷一九六隱逸傳：「兄凝為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王度既以著作郎詔修隋史，必長於史才。
（二）沈既濟：蘇州吳人，著有枕中記、任氏傳，並傳於世。舊唐書沈傳師傳：「父既濟，博通書籍，史筆尤工，吏部侍郎楊炎見而稱之，建中初，炎為宰相，薦既濟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楊炎既以良史之才薦之，其史學修養可見。
（三）陳鴻：字大亮，里居不詳。以東城老父傳、長恨歌傳聞名。唐文粹卷九十五載有他的大統紀序云：「臣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閉居遂志，迺修大紀三十卷。七年書就，故絕筆於元和六年辛卯。」可知他亦以修史為宿願。
此外，尚有游仙窟作者張鷟；古嶽瀆經、南柯太守傳、謝小娥傳、廬江馮媼傳作者李公佐；李娃傳、三夢記作者白行簡；周秦行紀作者韋瓘；湘中怨解、異夢錄、秦夢記、馮燕傳作者沈亞之；柳氏傳作者許堯佐；玄怪錄作者牛僧孺及揚娼傳作者房千里等都是進士出身，前面說過，因官修史書之故，舉進士特重史才，這些人既是進士出身，史學修養一定不差，他們所以不以史才揚名而以傳奇著稱，想必因為史館中人才濟濟，比較不易出類拔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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