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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1
導論：退化的極權主義與中國未來發展
◎文／ 林佳龍 徐斯儉（註 1）
中國共產黨在 2002 年召開了第十六屆全國黨代表大會（十六大），在此次會議上，一方面完成了「新老交替」的權力轉移，另一方面，提出了所謂「三個代表」，作為中共政權自我定位的一個方向。但是，更關鍵的問題是，中國在從八○年代初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整個經濟與社會結構已經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共政權，以及中國整個國家，也面臨了許多新的發展挑戰，而且也需要對未來的發展做出選擇。因此，十六大不僅僅是中共這個黨的一次會議，更是中國國家對未來發展方向的一次選擇。
對研究中國的學者而言，中國近年的發展也構成了知識上的挑戰。我們究竟應該用怎樣的概念去描述和解釋中國的經驗呢？此外，我們應該根據怎樣的理論分析，去預估未來中國的發展呢？在近年中國研究的圈子裡，充滿了幾乎相反的論點，譬如中國崩潰論vs.中國崛起論、中國威脅論
vs. 中國機會論等等。從理論的角度，有人認為中國已經步入「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也有人將中國歸類為「後共產／後極權政體」（post-communist/post-totalitarian
regime）。這不僅僅是在回答概念上的抽象問題，更牽涉到我們要如何理解、描述、以及預測中國的未來。十六大後的中國，一方面為社會科學提出了一個解釋範型的挑戰。另一方面，一個充滿矛盾現象的中國，也影響到世界對它的預期，如何掙脫戰略利益和意識型態的思考，以客觀的方式理解中國，更是知識上的高度挑戰。
在台灣，對中國問題的觀察往往還受到台灣內部政治的折射影響。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往往與台灣內部由民主化過程中特殊的歷史脈絡所形成的「統獨問題」互相影響、互相糾纏；再者，中國作為台灣一個主要的外部威脅，使得台灣在觀察中國時難免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以上兩個因素，使得台灣對中國的觀察容易失焦，往往把價值投射與對事實的觀察混為一談，把政治的語言與學術的研究視為等同。本書則嘗試在研究和論述中去除這些弊端，並發揚從台灣研究中國的獨特優勢，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能夠盡量做出客觀的判斷，因為畢竟面對複雜而巨大的中國，不容台灣做出錯誤的判斷。
然而，本書對中國發展的辯論並不是刻意採取不做實質判斷的中立立場，而是希望在學術的基礎上，提出我們對在十六大後中國轉型的觀察與判斷。在十六大之前，本書的部份作者曾在台灣智庫提出一份觀察報告。在此基礎上，本書的編者再邀集了另外兩位專家撰文，企圖通過更嚴謹的討論，在十六大之後的一年，將作者群的共同觀察撰成此書，以期與學術及社會各界，做更深入的對話。與先前的觀察一致，本書仍然認為，十六大後的中國，正處於一個矛盾的轉型時代，其客觀的經濟與社會結構，已使中國脫離了一個極權社會和計畫經濟體，呈現社會經濟主體與利益的多元化面貌。然而，中共政權本身雖然也敏銳地掌握到此一動向，並提出「三個代表」的理論，顯現許多中共領導人的務實與彈性。但是本書認為，中共作為一個政權和一個統治集團，仍然堅守其對政治壟斷之「極權政體」（totalitarian
regime）本質，並且將「延續、完善和提高黨的領導」作為其核心的價值。正是基於此一重要觀察，本書認為，「政體型態」（regime type）將是影響整個中國未來走向的最重要變項，也是理解中國變化的關鍵卻常被忽略的因素。
（註 2）
十六大後的中共政權性質
如何為中國的國家轉型定性是一項挑戰，尤其是經過改革開放後二十年的中國。傳統上，中國被歸類為「共產主義政權」或「列寧式政權」，就比較政治學而言，一九四九年後由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國被歸類於「極權政體」。「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定義，主要有弗瑞德瑞克：
（1） 一個極權主義的意識型態；（2） 一個致力於實行此意識型態及受單一領袖領導的「一黨體制」；（3）
一個非常發達的秘密警察系統，並且在以下三方面具有壟斷性的控制力：（a） 大眾傳播；（b） 可使用的武裝力量；（c） 包括經濟組織在內的所有組織，以及因此導致的中央計畫經濟。……上述特徵可以簡單歸類為三種：極權主義的意識型態、由秘密警察系統所強化的一黨制、以及對工業化大眾社會中三種主要人際關係連結型態的壟斷。此種壟斷未必直接由黨來行使，……重要的是此種壟斷乃是由構成此種政權並實際行使統治權力的統治菁英所掌握，無論他們是以何種面貌出現。
根據布里辛斯基 ，「極權主義」的定義為：
極權主義是一種新的政府型態，是專制統治的一種。這種體制是由一個接受集中領導的菁英運動，毫不受限制地使用科技上非常進步的政治工具，以促成全面的社會革命。此種革命的目的，乃是基於菁英所獨斷持有的某種意識型態基礎之上，在一種強迫全體大眾都接受的環境下，達到改變人類的生存條件。
如果根據以上兩組定義，十六大後的中國可以說是一種混合的體制。從已經脫離極權政體的特徵上來說，首先，極權主義的根源──「意識型態」──在中國已經對政治運作及公民的政治生活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是，中共仍然需要提出類似具有意識型態指導作用的「三個代表」，就表示它仍然具有在極權政體中意識型態所殘存的合法性符號功能。其次，整個黨也失去了「革命性」、「運動性」，也脫離了「聖雄式」的「個人統治」，而完全回歸到韋伯所說的「常規化」，由「官僚主導」的政治體制。第三，顯然，中國的黨與國家已脫離了「中央計畫經濟」的框架，黨與國家對於經濟組織已經失去了壟斷。
然而，十六大後的中國卻仍然保有一些極權政體的核心特色，尤其在政治生活上。首先，整個政治仍然由唯一永遠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所統治；其中共對於經濟以外的大眾傳播、政治、社會的組織，完全沒有放棄其壟斷性控制；第二，不但如此，還由於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反而使得政權鎮壓控制的某些能力更為加強，譬如對網路的控制，對通訊的監控等，可以說更為加強了其「極權政體」無所不入的控制能力；第三、黨國對於武裝力量的壟斷仍然非常堅固，且成為其政治權力的重要支撐，「以黨領軍」雖然受到江澤民沒有從軍委主席退位的影響，但是解放軍受黨的軍委指揮，並在十六大之前公開駁斥「軍隊國家化」的論調，就可以看出其對基本屬性的堅定立場。
不過，十六大後的中國政治體制卻也已有部份「威權政體」的特色。林茲 將「威權政體」做了以下的定義：
凡具有以下特性的政治體系：一、具有有限的政治多元性，但此種有限的政治多元性（limited
political pluralism）並不具有「責任政治」的特質；二、沒有清楚體系化的意識型態，但有某些特有的理念取向（mentalities）；三、除了在其發展的特殊階段中，一般沒有大規模或密集的群眾動員；四、此種政權由一個領袖，或有時是一個小集團行使權力；五、且其權力的行使在制度上沒有清楚的規則，然其行使的模式卻相當可以預期的。
我們可以看到，十六大後的中國已經具有上述部分特徵，首先，符合上述的第二點，無論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或者是胡錦濤的「三個為民」，都不是有體系的「意識型態」，但卻是一種特有的理念取向；其次，符合上述的第三點，大規模群眾運動的確已經從歷史的記憶中漸漸遠去，但有趣的是，在官僚內部，到處還充斥著「掀起學習三個代表的新高潮」這樣的現象，這種政治運動在社會中已經淡去、但在黨和政治體制內部卻仍然存在的現象，顯示中共仍想藉著舊有極權政體的手段對其政權內部加強控制；最後，符合上述的第四點，政權實際是由一個領袖，或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這個小集團所掌控。
註 1：這篇文章中的主要觀點整理自本書的六篇文章，其核心概念如「退化極權主義」和「政體型態」主要是由林佳龍提出，經多次討論後由徐斯儉整理為文。兩位作者感謝童振源、陳志柔和董立文在討論過程中所作的知識上的貢獻。 ▲TOP
註 2：關於政體類型和政體轉型之間的關連性，請參見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 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林佳龍，「比較兩岸的政體轉型：台灣民主化對中國的啟發」，見林佳龍、邱澤奇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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