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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2
但是，有兩點中共仍未符合典型威權政體的特徵。首先，關於上述定義的第一點，中共雖然開始允許某些經濟社會組織一定程度的多元化，但是所謂的政治多元主義，基本上仍極為有限，頂多是侷限在非常基層的層次，也就是非屬政府體系的村民或居民委員會，至於作為政府的最基層組織──鄉鎮和區，其首長仍未直選，而人大選舉的開放也非常有限。不過，與威權政體相似的，中共的政治體制的確也仍未走上西方「責任政治」的道路；中共十六大後的政治體制改革乃是為了鞏固與加強中共的執政地位，並不是為負起政治責任下台做準備。在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中，最多是讓個別官員下台，且讓他下台的是黨的考核，而非來自民意機關的監督。在上述林茲對威權政體的定義中，中共另一個不符合之處是關於第五點，也就是雖然與威權政體一樣，其權力的行使沒有制度上的清楚規則，但中共政權的權力行使（尤其是其最高權力的運作與繼承）不像一般的威權政體，仍沒有制度化與規則化。例如江澤民至今尚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但胡錦濤接了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後，其權力已經明顯上漲，尤其是在SARS事件之後；但最終，江澤民是否會順利將軍委主席如期交出、甚至胡錦濤之後的中共領導人將如何產生，都仍有變數，派系鬥爭的陰影仍然盤據在中共的高層政治。簡言之，中共的高層政治仍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這點倒是保留了極權政體的特性。表一整理了中國在十六大後與「極權政體」和「威權政體」兩組概念內涵的對比。
表一、十六大後中共政權的特性：與「極權政體」和「威權政體」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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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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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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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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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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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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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瑞德瑞克定義之「極權政體」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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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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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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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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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黨體制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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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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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發達的秘密警察系統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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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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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大眾傳播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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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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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可使用的武裝力量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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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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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政治組織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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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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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社會組織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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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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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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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經濟組織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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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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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里辛斯基定義之「極權政體」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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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領導的精英運動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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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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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限制地使用科技上非常進步的政治工具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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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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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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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全面的社會革命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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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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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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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全體大眾都接受的政治安排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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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茲定義之「威權政體」 |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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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政治多元性，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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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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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具有「責任政治」的性質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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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威權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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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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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清楚的意識形態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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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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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大規模或密集的群眾動員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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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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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行使沒有清楚的規則， |
是
|
比威權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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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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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行使模式相當可預期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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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混合了「威權政體」與「極權政體」的國家體制，是瞭解十六大後中國的重要概念。本書稱之為「退化極權政體」或「退化極權主義」（degenerative
totalitarianism），它在組織上仍保有極權主義的重要本質，但在運作上卻呈現出相當多威權主義的形貌。根據作者先前的分析，後共產時代的中共政權表現出以下後極權主義的四項特性：（1）多元主義：在一黨專政原則下仍禁止任何形式的政治多元主義，但逐漸出現有限度的經濟、社會和制度多元主義；（2）意識型態：官方意識型態仍被奉為指導原則，但以不再能激發人們的理想和熱情，逐漸取代的是以利害為考量的有限度辯論和務實的決策；（3）群眾運動：政權成員仍會參與各種組織性動員活動以示起碼的效忠或順從，但組織動員已經成為儀式性行為，人們更在意個人出路和私領域的生活；（4）領導特質：在創建政權的強人和世代消逝之後，新的領導集團轉而強調程序共識，派系協商逐漸成為常態，統治菁英的甄補不限於專業黨職人員，「專」壓過「紅」。（註
3） 而從比較政體的角度分析，無論是前蘇聯或東歐共產政權的演變經驗，類似的退化極權主義並沒有自發而漸進地民主轉型成功的經驗，他們或是因為國際環境劇變，或是因為經濟社會的衝擊，被迫在極短的時間內進行斷裂式的政權交替。（註
4）中共政權的演變會不會成為歷史的例外，這個問題正是本書的核心關懷所在。
本書認為，「退化極權政體」面對經濟與社會的結構變遷，表現出願意調整的彈性，但因受限於政體的原始性質，這種調整卻是相當有限而且充滿矛盾。「退化極權政體」對於外界的挑戰有兩種回應：
一方面是做出方向為「向前變遷」的「有限改革」，緩和政權本身與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矛盾。中國能夠在九○年代在國家的主導之下取得快速的經濟成長，與其脫離了「極權政體」的部分特徵有關，此種「退化極權政體」已經具備「威權政體」的一些務實性格和能力，因此在經濟發展上可以扮演和「威權政體」類似的「發展型國家」的角色。黨國對經濟的控制逐步放鬆，且由於加入世貿組織等影響，中共有意識地推動政府經濟角色理性化的改革，甚至引進「有限政府」的概念，希望對政府的職能給予一定程度的限制與調整，以便更有效地掌控經濟社會的發展。
但另一方面，則是做出方向為「退後演化」的、具有「反祖現象」的變遷，那就是退回到讓政權本身有安全感的原始基因──組織上的「政治壟斷」以及理念上的「重溫社會主義理想」──來加強其應付外界變化的能力，並鞏固政權自身的存續。
在組織上，黨國對於政治的控制不僅沒有削弱，甚至某些控制還在加強、甚或創新；對於「以黨領政」（或者「一黨專政」）的原則不僅絲毫不讓，且還要強化而完善。對於伴隨經濟發展出現的社會多元化現象，政權的確嘗試以更敏銳、更實際的方式予以回應（responsive），但是對於讓社會多元利益的自我組織，甚至以政治制度的安排使政府對社會力量負責（responsible），實際上則並沒有真正開啟空間。「威權政體」具有「暫時性格」，但「退化極權政體」拒絕做出政治上「有限多元」的安排，雖然社會經濟上已出現多元。此外，中共政權在組織上回到強化「黨國」體制的企圖也是不得不然的選擇，因為整個黨國的組織都是圍繞著「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原則建立的，如果要把黨與國分開，必然會使整個統治結構大亂，反而不利於政權應付外部挑戰，尤其是在面臨權力交替之際。反而是「有限改革」的邏輯衝擊到原有的「以黨領政」，使得本來應該具有「政治組織壟斷權」的「黨」也必須吸收「選舉」這種開放的政治模式來進行所謂的「黨內民主」，而黨的最高權力階層逐漸變成以政府職位功能分工的集體領導格局，實際上「黨國」（party-state）變成了「國黨」（state-party）。這是中共作為「退化極權政體」的另一個矛盾性的表徵。
在理念上，中共提出「三個代表」及「三個為民」，前一個是強調中共的「先鋒隊」角色，後一個則是重溫「社會主義理想」的動員熱情。但是兩者皆非有系統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種退化的「極權主義」的反映，已經接近「威權政體」的特性。但統治集團仍希望藉著此種回到建黨、建國時代的動員方式來鞏固整個已經失去理想、不斷投機貪腐的官僚統治集團。而有趣的是，其實整個統治官僚屢禁不止的嚴重貪腐，何嘗不正是他們認清極權主義正在退化而且無法回頭的事實後，所做出的理性選擇呢？「退化極權政體」能否改變這些統治集團中官僚自利的理性計算，取決於真正的「返祖」是否仍是可欲的選擇，以及「有限改革」所能帶來緩和矛盾的實際效果。吊詭的是，「有限改革」如果真的有效，官僚的權力必將受限，但黨的權力也將同時受限，而「返祖」勢必受阻，那麼這又會讓官僚對其未來的計算變短，貪腐行為仍然不能受到遏制。
正是基於此一「退化極權政體」的概念，構成了本書對於十六大後中國國家轉型的基本觀察視角──面對多元化社會經濟結構的「退化極權政體」之反應模式與演化方向。本書並不預測「退化極權政體」是否必然延續或何時崩潰，但是本書認為應先對中共統治政權給予清楚的定性，才能詮釋此一政體對外界挑戰所做出的回應，並據此解釋整個國家的轉型軌跡。
註 3：參見林佳龍，「比較兩岸的政體轉型：台灣民主化對中國的啟發」，見林佳龍、邱澤奇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頁34。 ▲TOP
註 4：參見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 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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