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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4
第九章 第二視力：眼鏡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討論了普遍被認為能提升人類表現的物件：為了改善嬰兒營養攝取而發明的奶瓶（雖然科學研究後來證實結果相反）；為保護雙足而發明的涼鞋與皮鞋，使之不受其他科技產生的惡劣地面所傷（雖然我們現在了解赤足有它的好處）；為了追求理想坐姿，同時促進健康而有的辦公室及後仰式座椅（雖然彎腰駝背仍然普遍，而後仰椅更成為坐式生活形態的象徵）；為了提高聲音及文字的產出效率而設計的鍵盤（雖然音樂及電腦鍵盤都還不盡理想）。
就其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甚至造成身體變形的效果而言，眼鏡與其他我們討論過的身體科技是很類似的。眼鏡和座椅、鍵盤一樣，都會影響我們的姿勢。（諷刺家貝瑞．漢佛〔Barry
Humphreis〕甚至藉他的角色愛德娜．埃弗雪治夫人〔Dame Edna Everage〕之口，稱眼鏡為「臉部家具」。）許多人都有兩隻耳朵不等高的現象，因此眼鏡容易傾斜；還有些人則是鼻子撐不住眼鏡，因而常常滑下來。某重建醫學專家表示，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所做的調整，包括頭向某一邊傾斜或向前伸出以及用嘴呼吸等，都可能造成頭痛、頸部或臉部關節疼痛。如同鞋子的影響，視力差與配戴眼鏡都可能造成行走方式的改變。罹患重度近視的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che），到了五十歲左右他就開始採短而高的步伐，以避免走路時絆倒。十九世紀時，有人甚至想出讓馬配戴屈光鏡片來訓練牠們走當時流行的高踏步。（相反的，不戴眼鏡就無法從遠處辨認出朋友或熟識的人，常常發展出從每人特有舉止來認人的功夫。）
如果配戴得當，眼鏡和其他我們談到的科技其實是不同的。眼鏡是矯正，不是扭曲，有時甚至還能達到改善的效果。除了少數可充當近視眼鏡的低功率放大鏡外，能延伸我們感官能力的光學製品，如雙眼望遠鏡、單眼望遠鏡及顯微鏡等，都很少配戴在我們身上。眼鏡族越來越多，但為了盡可能維持與他人相似的能力，都願意接受外表上的差異。眼鏡雖然有矯正的功效，但是除了臉部外，還會同時影響身心，因為眼鏡會成為眼鏡族拿不下的一張面具。柯南．道爾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訓練有素的一般科醫師，卻沒當成眼科醫師）就讓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在《金邊夾鼻眼鏡》（The Adventure
of the Golden Prince-nez）一書中做出如是觀察：「沒有什麼物件比眼鏡更能提供推論所需的細節。」故事的最後，殺人犯的外型確實也符合福爾摩斯從眼鏡發展的推論：鼻子肥厚、眼距近、眼光似乎老在打量著別人、圓厚的肩膀等。其實眼鏡不僅能讓人猜出臉部特徵，還能猜出一部分的言談舉止模式。漢佛演出埃弗雪治夫人一角的成功關鍵，並不在於那一身華麗的裝扮，他向某位作家透露：「只要一戴上眼鏡，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了。」
光學發明與我們探討過的座椅一樣，隨著資訊傳播及識字率的提升，便越來越重要。人類認為閱讀就像鞋子與椅子一樣，毫無疑問是文明的產物。隨著我們越來越依賴鞋子與座椅、腳底不再長出老繭、坐在地上不再感覺舒適，我們也就失去了採集狩獵時代所享有的大自然直接接觸。不管怎麼說，大部分的人到了年老時都需要各種人工輔助，社會的經濟發展也依賴這些物件的存在。我們有許多印刷品的字體、字級都先行假設讀者會戴著眼鏡來讀，許多電機裝置內部也必須經過某種程度的放大才能看得清楚。雖然電腦螢幕可達到傳統印刷品無法做到的文字放大效果，但是新一代的掌上型裝置則有較多的限制。因此，眼鏡就像鍵盤一樣，是人類身心與環境間的重要界面。
眼鏡的發明可以追溯到至少兩千年前，當時世人已了解鏡片的原理。一直到中世紀歐洲某種特定的社會型態產生後，眼鏡才有了傳播的條件。幾世紀以來，眼鏡受到尊重，也遭到嘲諷，因為它象徵缺陷，也代表優越。人類依賴光學科技才能發展出資訊收集與傳播的技能，然而我們至今對其結果仍不能處之泰然。
伊甸園的傳說，不僅是猶太／基督教的一個神話，同時也暗指農業時代前遠古社會極度健康、安逸的生活型態，至少根據人類學家及考古學家的發現，有一部分如此。我們舊石器時代的祖先都比我們來得高大強壯，牙齒也比我們堅硬健康。雖然考古發現對祖先們的視力所知不多，相信他們應該有很銳利的眼力才是，因為他們必須靠著遠距辨認獵物及可食植物才能生存下來。當然，他們眼睛的水晶體也和我們的一樣會硬化，特別是年過四十以後，導致睫狀肌很難將焦點集中在近距離物體上，因此他們的感官世界──也就是行為生物學家雅各．烏茲爾克（Jacob
von Uexküll）所說的「Merkwelt」（指物種周遭所有的客觀環境與情境），都在中距離以上。另外，儘管他們身強體健，還是很少活過四十歲。
不論他們有什麼苦痛，至少患近視眼的人很少。近視是指光線在眼睛的視網膜前方的某一點上聚焦，使得遠處的物體難以分辨，同時容易造成患者揉眼睛或瞇眼睛的情況。有些人一生下來就近視，不過多數人都是在童年時期或剛成年階段才變成近視，主要原因是眼球開始拉長，而水晶體及角膜成長不夠快，因此無法順利聚焦。
針對少數二十世紀族群所做的研究發現，在採集狩獵的社會中，近視眼是很少見的。澳洲原住民中近視眼的比例相當低，甚至還有輕度遠視的現象，在比較同樣都是正常視力的個人時，澳洲原住民也比歐洲裔的澳洲人明顯看得遠。另外，在南太平洋萬那杜（Vanuatu）、布耿菲爾島（Bougainvill）、馬來塔（Malaita）等島嶼，以及格林蘭（Greenland）森林民族加彭（Gabon）及艾斯基摩人當中，近視比率也低到可以忽略不計。一九六○年代，一項針對阿拉斯加艾斯基摩人的家庭研究指出，以傳統生活方式長大的成年人近視比率僅有二％，但是接受學校教育的新生代近視比例則超過五○％。當然這並不表示文盲就一定視力優良，因為在部分沒有推行普及教育的老式農業社會中，如一次大戰期間的埃及，就有一些近視患者。埃及鄰近的游牧民族努比亞人及貝都因人（Bedouins），其中不乏虔誠的可蘭經讀者，卻幾乎沒有人近視。無論如何，所有採集狩獵部族沒有高近視率是不爭的事實。即使相關研究數量有限，方法上也不盡理想，但這些研究至少指出一件事：某些生活方式──尤其是都市及識字的社會，會解除掉發展好視力的天擇力量。
為什麼採集狩獵社會中原來視力敏銳的孩子，在接受西方教育後近視比率很快地攀升？近來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歐洲人引進的精緻澱粉類食物，可能會導致體內胰島素濃度上升，進而改變兒童眼部的發育模式。另外，不論還有其他哪些基因及生理因素影響近視發生，閱讀及其他需要細微眼力的活動應該也是原因之一，只是專家目前還不太了解其中的關係。閱讀──尤其是閱讀像中文及日文一類精緻細密的圖象文字，需要用到視網膜的中間部位，並排除其他神經元，視野中其他部分因此會變得模糊。雖然讀者並不會注意到這個變化，卻可能會促進身體釋放神經縮氨酸（neuropeptide），因而過度刺激眼球的拉長動作。在近距離集中焦點的工作中，眼球也同樣會拉長。這種解釋很常見也很合理，但不完全。為什麼眼球拉長後，沒有辦法透過可縮短眼球的遠距離對焦平衡回來？並沒有相關解釋。
不論近視發生的細節為何，在多數社會中，書寫科技及閱讀技術對發育的身體都產生了我們不樂見的意外影響。雖然我們努力想看清生活中各種的細小文字，不論是法律的咬文嚼字或是技術的工程繪圖，結果卻常常是落得見樹不見林。跨文化心理學家也發現，都市生活確實增加了我們對細節的掌握，卻同時讓我們喪失了覺察較大格局的能力。文化重塑了我們的感官及視覺裝置，而眼鏡就成了我們現代化的科技包袱。
所有文明社會中都有兩類重疊的人口需要視力矯正。其中之一是近視，亦即近距離閱讀沒有問題，但是遠距離就看不清楚了；另外就是老花眼，指的是近距離工作時，眼部肌肉已無法使水晶體適當對焦，因此需要人工輔助。幾乎所有超過四十歲的人，都需要某種程度的視力輔助，因此人類居然在引進書寫經過這麼長的時間後，才開始將放大鏡作為慣用的閱讀工具，令人頗感詫異，更別提戴眼鏡了。古地中海及中世紀歐洲初期的工匠及藝術家，想必偶爾必須借重放大鏡來工作。生理光學教授及科技史學家傑．艾諾（Jay
M. Enoch）就發現若干裝置是利用聚光的平凸透鏡所設計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可用肉眼看清楚細膩的細節。西元前一五五○至一五○○年間的「來通」（Rhyton，牛頭酒器）上有一個極微小的人頭側影，是透過單眼「角膜」來觀賞的。西元前三五○至三○○年間的希臘戒指上也有金箔圖像，從覆蓋其上的玻璃看進去，好像是浮在晶瑩剔透的玻璃裡一樣。另外，一塊據說是來自瑞姆茲（Rheims）的基督受難十字架碎片，就是被夾在兩個凹狀具放大效果的珠寶中間。
羅馬人對水晶（透明石英）及後來的玻璃材質十分熟悉，希臘人及羅馬人都會製作雙層凸透的熱工玻璃，這一點在阿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的《雲彩》（Clouds）中已提到，但是他們始終沒有發展出眼鏡。古典學者尼可拉斯．霍斯佛（Nicholas
Horsfall）也提到，羅馬人自有識字的奴隸及自由民來提供專業協助：讀經人（lector）負責讀文章，抄經員（scriba）或記錄員（notarius，秘書或速記員）則負責聽寫。羅馬的冬天很灰暗，會冒煙的煤油燈以今天的標準看來是又粗糙又糟糕，使得羅馬人常患眼疾。但是社會精英則不用煩惱，因為他們有自己的一套「行動語音辨識及文書處理系統」，不論是散步、旅行或沐浴時，都可以隨時找人來聽寫。讀經人及秘書是頂尖政治人物隨從團的必要成員，二十四小時隨時聽後差遣，但是主人常常連誰是誰都不認識。教堂神父也維持此模式，只不過找的是僧侶及虔誠的年輕人來代勞。
大部分專家都認為，中世紀及古代工匠都會使用放大鏡從事精細的工作。即使到了今天，在博物館迷銳利的眼力下，這些作品上的細節還是需要透過放大才能完全欣賞。確實，許多有關中世紀抄經員在工作室作業的圖像裡，都沒有畫出這麼一個工具，有些人認為就算真正嚴重近視的年輕人，可能也不需要光學輔助，但是真正精緻細膩的大師之作想必也不是出於這些短期工之手。以水晶及其他材質拋光或凹面製成的鏡片，可能是當時的商業機密；而藝術家運用科技裝置至今還是頗具爭議性，即使在擁抱科技的二十一世紀也不例外。像是畫家與學者對卡拉瓦喬（Caravaggio）、維梅爾（Vermeer）及安格爾（Ingres）等大師使用投影描像器（camera
lucida）等影像裝置就有激烈的辯論。也許彩繪書稿的藝匠用水晶或寶石來作業，在皇室及貴族雇主的眼裡未必會被輕視，只是可能都不會成為了不起的作品，價值可能也不高。
中世紀哲學家對光線折射能放大物體的原理十分感興趣，但是一直到十三世紀之前，他們都不了解與他們同時代的人已經在使用鏡片了。當時天主教修士羅傑．貝肯（Roger
Bacon）第一次在文獻中提到，視力有問題的人拿了水晶及玻璃類的透明材料在文字上方來閱讀。然而即使是貝肯本人，也沒有針對矯正光學的設計提出分析，很可能僅僅將這些材料當成那時已經在用的放大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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