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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個好的醫師能夠完全瞭解他的病人，而且只有在付出昂貴的代價後才有辦法獲得知識。時間、同情心及體諒必須毫不吝惜的投入，但他和病人建立起來的關係——醫學執業中最大的滿足感來源——將是最好的回報。臨床醫師所需具備的最基本條件之一便是對人本身的興趣，因為照顧病人的無上秘訣就是對病人的關心。
——法蘭西斯．偉爾德．皮巴底（Francis Weld Peabody）醫師
1927年對哈佛大學醫學院學生之講詞
本書是在圖書館中寫就的。世上所有教育機構的圖書館中，沒有任何一個可和它比擬。雖然總有數以百計像我一樣想要鑑古知今的男男女女，和我在共用它，我還是喜歡將它視為我私有之地。眾人在前進時，總有回顧的渴望，但沒人因回頭張望而變成鹽柱。
我那寬大舒適，四周環繞著書籍的房間是個收藏著知識及醫療技藝的集體回憶之處。它是個博物館、滿布圖畫的畫廊、過往醫學文獻的儲存所，也是個逃離四個現代科技塵囂的避難所。對我們這些有幸得以實際照顧病人或從事相關研究的人而言，耶魯醫學史圖書館既能避開種種凡俗瑣事，又是重新起步及增強意志的滋潤泉源。
從這挑高、外面環繞著迴廊、內部堆滿珍貴藏書的閱覽室出發，要到我們這醫學中心任一個實驗室或病房，步行距離都不會超過幾分鐘。圖書館距離我終日徘徊其中的開刀房，正好是兩個美式足球場的距離。三十年前，我能在二十五秒鐘內，橫越過這段距離。即使到了現在，以我中年的步伐來估計，包括爬樓梯，我還是能在三分鐘內走完這段路程。
我們現在能如此輕易地享受某個圖書館藏捐贈者所謂的「另類時空之旅」，得歸功於三個熱情學者的高瞻遠矚。在1930年代，他們三人有志一同，將自身豐富的收藏捐出，共同造了這個愛書人的天堂。在其中，任何想要對醫學史有所瞭解的人都可以輕易地找到自己所要的事物。這三個人分別是：約翰．佛爾頓（John Fulton），美國神經生理學史上最富生產力的研究者，他以其過人的精力，如發電機一般，推動了醫學領域中許多重要的科技及人文研究計畫；哈維．庫辛（Harvey Cushing），新近剛從哈佛大學的布寧漢醫院（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外科主任一職退休，加入耶魯的行列。他在布寧漢醫院創建了神經外科次專科；阿諾德．克雷布（Arnold Klebs），瑞士籍醫師兼圖書館學者，就是寫下上述「另類時空之旅」文句者。為了紀念他們共同的公共服務計畫，他們自封為「三位一體」（Trinitarians）。
圖書館於1941年開館以來，館藏成長的速度就一直遠超過他們當初最樂觀的估計。耶魯醫學史圖書館是世界上少數幾個連年都有絡繹不絕的醫學史愛好者在登記簿留下姓名的地方。事實上，如果我們認同馬科雷爵士（Lord Macaulay）的標準：「一個完美的史學家，讓人能在其作品中感受到一個時代精神的縮影」，耶魯這被我暱稱為我私有的圖書館，就是西方醫學文明的完美歷史記錄者，任何血肉之軀的個人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及其萬一。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馬科雷觀念的體現——對歷史的書寫是「詩與哲學的綜合體」。
在閱覽室遠端壁爐上方的牆上嵌有一塊碑銘，獻給那些想要善用這館藏的人。造訪圖書館者要做的就是徜徉在無盡的館藏中，「凝神靜聽」才能體會這碑文起始數語中所蘊含的智慧：「在此，請靜肅，因為過去的年代正在述說著其偉大之處。」
本書就是長期諦聽後的產物，它的副題之所以稱為「醫學傳」（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是因為我選擇以醫學史中代表人物的事略來呈現整個醫療的歷史。但在這整個過程中，尤其寫到最後幾章，我不得不開始猶豫，是否將它稱為「自傳」能更貼近我的本意。因為我意圖在本書中表達的是，今日的醫師是經由何等的過程而獲致他們所共有的假設；我們在看待疾病的過程時，又是持著何等共通的理論。因此醫學的故事可說就是我個人專業生涯的故事。
當我坐在病榻旁，面對來到跟前的病人，嘗試去重組其體內病理變化的順序時，我就是在運用源於兩千五百年前古希臘的理性思維方式。當我追蹤呈現在面前的疾病發展過程時，我所遵循的，也是現代醫學所根植的理論。我重新開始去把握每個看診的機會，依循下列原則去探查：當我身為一個醫師，唯有瞭解該特殊病人的病因，疾病才能有效地被治療。疾病的起始點、內部組織遭蹂躪的程度和病程，都可以決定癒後。具備了這些知識，我得以下診斷、開立治療計劃以及預測結果。
古希臘的醫師們都追隨「醫學之父」希波克拉提斯的腳步。事實上，醫學的歷史是歷代醫師不斷累積與日漸增的成功果實，以及搜尋任何蛛絲馬跡以拼湊出完整全貌的結合。 16 世紀，人體內部解剖構造的正確知識首度披露在世人眼前。 18 世紀，人們逐漸瞭解疾病破壞身體構造的方式，治療者也發展出一套物理學檢查的方法，而能追蹤記錄原始病灶的徵候（Symptom）與徵象（sign），他們能藉著死體解剖檯上許多的病患來驗證他們診斷的準確性。
為數不少的診斷工具發明後，辨識病症的學問愈趨專一。聽診器的發明就是一個例證。藉助光學鏡片製造技術的進步，使得顯微世界下，細胞內的病態導致器官生病的觀念得到肯定及讚賞。既然找到了疾病細微的起始點，醫師們便轉移注意力去尋找致病因子是如何破壞正常的生理功能，這就是 19 世紀中葉所發生的事。
那個世紀（ 19 世紀）也過去了數十年，整個趨勢的發展是愈來愈仰賴器官、組織、細胞客觀的研究，也愈來愈依賴科學。結果導致醫師無可避免地成為歷史學家所謂的「化約論者」（reductionist），有時候會忽略了前來求助的整個病人。儘管治療者順其全力去觀照病人現實層面的生命，但來自科學的要求，就足以使其難以成為「整體論者」（whole-ist）。
當然，「整體論」（whole-ism； holism）並無與科學性醫學脫節的現象。 20 世紀末的最後幾年，我們目睹的現況是，蒐集愈多病患病情進展的資料，我們愈益相信複雜的多因子致病之論調。我們現在已鮮少去尋找單一的致病因子，而是去發現參與病人疾病的眾多因素。．當某人病逝，必定有一連串的事情出了差錯。發生在該病患的事件，可能與你我大不相同。雖然同樣感染了鏈球菌，你我喉嚨痛的症狀可能源自不同的感染源及不同的傳染途徑，而微生物不過在執行其某階段的骯髒工作。
此種看待疾病的的新興觀點，曾被醫師兼預言哲學家費索（W. Jeffrey Fessel）清楚地表達出來：
絕大多數的情況下，疾病的生成並不是在某一單位時間內單一事件的結果，而是許多事件或然率的結果導致了在不同時侯對生物造成的個別傷害，產生了每一生物性的特殊反應。這些事件的總合，足以造成人的不適而被視為生病……
雖然不同人的最基本的組織反應在臨床的表現可能一致，這暗示著一種疾病，或再加以擴大解釋，一個疾病實體（disease entity）有其自已獨特表達的權力。每個人因或然率的關係，可能有一或數個不同的疾病，但另一個人絕不可能在感染源和時間關係上有相同的排列組合。由此觀點，每一疾病是由數個疾病組成。相同地，也可說，沒有所謂的疾病，只有生病的人。
希波克拉提斯和每一位醫師都會同意他的話。所以，無論是費索、我及所有的醫師，都曾經嘗試下診斷、實施治療計劃和推測癒後，我們均是同一傳統的繼承人——均是下面幾章所記載的醫師遺留下珍貴遺產的受益人。基於該理由，我們之間的任何一位都有可能完成本傳記。
出版此書時，我曾接到一些忠告。首先，幾乎每個人都會以傳記的形式寫歷史，這涵蓋著冀求讀者的深度參與，希望他們不會非議我所選擇撰寫的對象。在醫學的熠熠銀河中，有一些其他耀眼的明星，有機會雀屏中選成我筆下的主角。事實上，的確有一些醫師更惹人注目，在客觀上的貢獻可能更多。但我之所以選擇這些人，主要是他們最能吸引我、最適合我說故事的方式。
我也可能因為穿插耳聞得來的軼事及情節魅人的插曲而被批評。因為，對於那些鑽研我心目中英雄生平的專業歷史學者而言，那些小道消息是毫無意義。我在馬科雷爵士身上找到了為自己辯護的理由，他說：「完美的歷史學者……不採信軼聞、怪異之事、日常的閒聊。引起他注意的是法律、宗教、教育的運作和記錄人類心靈的進化。但人不可能只是純粹被描述，應該是有親和性地被介紹給我們。」當我對此番話表示感激之餘，而且毫不遲疑地去引述，但此話仍無法完全適用於我這半調子的歷史學家。除此之外，我寫書的動機也並非如此單純，也許是基於一種獨到的歷史傳記觀點，也許與我私下追尋的某個理由有關：我自承是個偷窺狂，除此之外，還喜歡閒聊嚼舌根。我喜愛窺視著名醫師的生活，並記錄下我見聞的點滴。完美的歷史學者尚未誕生，除非有朝一日這樣的人前來羞辱我們的自負，否則我們都可自視為不錯的說書者。
最後的忠告來自一位同事，平日我頗為敬重其意見。他所指出的，有些人可能會感受到那的確是個瑕疵——該書充斥太多令人訝異驚嘆的寫作風格。我的朋友說，看來我對書中主角的貢獻印象深刻，基於我人格某些特質，無饜地堆疊恭維與讚美。是的，那的確是一種正確的感覺。但我不打算致歉，大部份的原因並不只是對他們印象深刻，而是驚羨其天賦、勤勉與成就。畢竟，他們都是最偉大的醫學開創者。著名的（你瞭解我的意思嗎？）醫學教授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曾說，這叫「品格對品格的潛移默化」（the silent influence of character on character），我們學習歷史以及事件本身。我前來檢視我所揀選的醫生之生平，以一種全新樂觀的角度來看待未來的文明。
處在這些日子裏，人類的未來看似一片荒蕪而無法測度，直到我發現自己人格的某些特質，再度燃起我的希望。對生命的崇敬、對學習大自然奧秘的赤忱、為進步而成就奉獻犧牲的意願，這些你將會往以下各章節讀到——我篤信我們必定繼承了這些優良的品格，縱使我們見證了本世紀許多自我殘害的悲劇。我願意更深入探討：我深信人類的靈魂也是由生物性來決定的——靈魂的特質也肇始於一個或一組基因，如同基因奠定我們眼睛的顏色或手指的長度。這樣的事掌握在誰手中，我毫無概念，可能有人稱之為「上帝」（God），或有人稱之為「機會」（Chance），但它會重現在我們身上，彷若日升日落般地可預期。不僅僅是我們的智力或身體構造構成人類的要件，在這星球上，人之所以是最能發揮潛能的動物，乃因蟄居於我們體內的人類靈魂飽漲著動機與文明的力量。靈魂賜予我們能力去構思勇敢的想法、做勇敢的事、為同伴加油打氣。我預測，有朝一日，靈魂將可成為科學研究及有效實驗的對象。雖然這類的研究可能以軟性科學，如社會學為開端，但終究會進入量化及分析的領域。我們有能力解開DNA之謎，我一刻也無法置信，在不久的將來卻無法解釋人類天性的奇蹟之謎。誠如哥德（Goethe）所言：「沒有所謂的奇蹟，只有大自然的奧義之謎，它們正留待解答。」
當人類靈魂的生物基礎被瞭解，我們將能解釋如利他主義（altruism）的特質，以及人類恢復健康的天生能力。儘管相似的能力亦見於其他動物，但其發展的深度實無法與人類比擬。靈魂維持了人類特有的眾多人際關係，醫師與病人永恆不變（eternal）的關係，即是其中之一。
於此，我亦深受鼓舞。不像同世代的許多悲觀主義者，我對醫療的未來深具信心，包括我所說的：「人類靈魂是生物基礎的表現。」我語意深長地用「永恆」（eternal）一詞，因為，我不相信它會消逝。
遙想半世紀前，法蘭西斯．偉爾德．皮巴底醫師針對哈佛大學醫學院學生發表了一場極富冒險色彩的演講，他讓醫學的藝術（the art of medicine）加入了醫學的科學（the science of medicine）行列。「二者並非互相抗衡，」他說，「而是相輔相成。」他以此話來總結他的演講，我亦引其結語來成為本前言的題辭。於無數的學生面前，這句話不斷重複出現，因為學生們能依此明晰地瞧見我成為一位好醫師的巨鑰，以及最慷慨的佈施。
S. B. N.於新港
198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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