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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Jane Street              •王文華

一生中,有很多家,和很多給你「家」感覺的人。每隔一段時間,我喜歡回老家。

紐約是我的老家之一。1994到1999這五年,我住在紐約。雖然中間曾到東京和佛羅里達一年,但心裡還是把紐約當家。她在我心中之所以特別,除了她本身的魅力,還有出現在我生命的時機。那五年,我20歲末30歲初,MBA剛畢業,到華爾街上班。每天起床,我雄心勃勃地想征服世界。每晚入睡,我意興風發地許愛的誓言。我的青春期,到30歲才真正開始。所以那幾年遇到的地方和人,留下的印象最深。

啊,人!沒有你熟悉的人,城市只是地點。有了人,城市才長了靈魂。此時坐在台北的書房,一想起那幾年打拼的同事和打架的愛人,窗外突然變成曼哈頓。回老家,追求的就是那種熟悉感帶來的安全和安慰。城市是舊的好,朋友是老的甜。八月,我回到紐約,尋找青春期的甜美。

一下飛機,就找到令人熟悉、紐約獨特的無禮。剛下長途飛機的旅客自然要用廁所,清潔人員為了工作方便卻不讓人進去。百般請求,他毫無彈性。我拉著行李,跋涉到另一間。身體不舒服,臉卻笑了。啊,沒錯,這就是我熟悉的紐約!

紐約是最適合散心的城市,因為像台北,你可以散步走一圈。LA要開車,困在密閉空間、堵在高速公路,心彷彿夾在烤麵包機,呼吸來自屁股。紐約是直立的長方形,街道方正,怎麼走都不迷路。我花了一個禮拜走路,看路上的店和人。八月的陽光,細薄地像一條絲綢,微風一吹,溫柔地拂過臉龐。八月的陽光,像女孩剛洗過的長髮,拂過臉龐,我終於回到故鄉。大西洋在右手邊,而天堂,在我臉上。

好啦好啦,也許我過度美化。就像機場有無禮的人,地鐵也有騷味和高溫。但像對熱戀的情人,我一概容忍。我試圖在那些不變的畫面中回憶我的青春:柏油路上冒出地底的煙、開過的車放著大聲的嘻哈音樂。路人穿著夾腳拖鞋、沒有人走路理會紅綠燈。餐廳整面落地窗打開、顧客戴著墨鏡吃早午餐。中央公園旁很多馬車,乘客的表情比行人快樂……

這些是不變的,不管在20或21世紀,不管Internet泡沫是否消失。不管總統是柯林頓還是布希,不管有沒有恐怖主義。世界再亂、人生再苦,紐約自成一國,倔強地堅持她的醜陋和美麗。

不變的事物,帶來熟悉感。熟悉感像一方毛毯,把每一顆受了風寒的心,妥善地遮蓋。

另一個能讓心取暖的,是熟悉的人。

我去探望舊日的情人。過去的激情就像發生的時間,感覺已像上個世紀。她打開門,穿著廚房的圍裙。沒有露出任何線索,讓我聯想起昔日的比基尼。她搬了家,但家中的擺設沒有大的改變:腳踏車、鋼琴、插了一支花的花瓶,和堆得像山一樣、還沒開封的新雜誌。我走到窗口:「哇!你這裡看得到自由女神!」她說:「View最重要!這地方比以前小,但可以看到河對岸的紐澤西!」我羨慕地點頭。她說:「你呢?你在台北住那裡?」我說:「我住的地方也比以前小,不過可以看到對面鄰居擤鼻涕!」她笑了。感謝上帝,那笑容是熟悉的。

吃完了她做的晚餐(那難吃的食物也是熟悉的),我們拿著白酒走到河邊。河岸的路燈在搖曳的水面形成一顆顆散落的光球,像是一千個月亮在水面求救。我把玻璃杯放在岸邊,杯子在風中穩穩不動。我想起第一次跟她在河邊散步,喋喋不休、手勢繁複、腦中忙著策畫下一招、賀爾蒙全身翻攪。但此時,我雖然還喜歡跟她在一起,身心卻像酒杯般紋風不動。熟悉感取代了性張力,風大了,我幫她拉上夾克,而不是脫掉內衣。

酒喝完,我們回到她家。單身女子的公寓,白天看起來瀟灑,晚上卻變得冷清。極簡主義的風格,在室內設計雜誌上高雅,一個人過夜時變得貧乏。我們窩在沙發上,看著電視上十一點半的脫口秀。我摟著她的肩,屋內卻沒有靜電。

十二點多,我離開了。她沒有留我,我沒有要求。昔日的戀情像十一點半的脫口秀,當時歡樂就好了,多年後不需刻意重播。

接下來幾天我們見了好幾次面,一起逛街,一起做瑜珈,一起光顧街角的冰淇淋車,一起買周日版、像棉被一樣厚的紐約時報。雜貨店裡,我付20元鈔票買6元的東西,店員把要找給我的四張一元鈔、兩張五元鈔拿在手上,一邊發嘴巴一邊數:「7、8、9、10、15、20。」

我走出商店,問前女友:「台灣找你14塊,數的方法是5、10、11、12、13、14,為什麼美國是倒著數的?」

她說:「我不知道,也許顧客給的是20塊,他們希望站在顧客的角度,算回到20給他們聽。」

另一個讓我們熱烈討論的數字,是「39」。

我們來到蘇活區,走到一條幽靜的小巷。小巷的名字叫「Jane Street」,巷口那戶的門牌號碼是39號。這是她以前住的地方,也是我們熱戀的遺址。站在樓下看,樹、草、燈、防火梯完全一樣。我們按她舊家的電鈴,想認識新主人。回應的是男低音,簡潔地叫我們滾遠一點。「Thank you!」我對著對講機說。謝謝你讓我知道紐約沒變,Jane Street依然美麗,紐約人依然無禮。

我們坐在階梯上,回憶住在這兒時的美好時光。至於在一起時不堪的場面,現在都當做笑話講。

「你是作家,在哪兒都可以寫作。為什麼不留在紐約一陣子,把新書寫完?」

什麼?我愣了一下。

我必須承認她的建議很誘人。有一分鐘的時間,我回到20世紀,自己又變成紐約客:自在地談詩看戲、散步坐Taxi。很容易就能交到女友,很容易就會罵「F--- You」。

但一分鐘後,我回到現實。

「我現在住在台灣了。」我說。

「那有什麼關係?」

「那裡有家人、聽眾、學生、責任。」

她搖搖頭,那表情很久不見,卻如此熟悉。如果我們還在一起,此刻就要吵架了。我說:「就像你講的,找錢時我得站在他們的角度,算回到20。」

她沒有跟我爭執,體貼地換了話題。她指著頭頂的門牌號碼:「你看,我們都快39歲了……」

「唉……」我假裝長歎一口氣,然後站起來,「我們要不要坐到巷子另一頭,號碼比較小的地方。」

我們在原地坐了一個下午,然後發現要去趕飛機了。「你該走了。」她說。溫熱的地坐得好舒服,但我想起了會塞車的高速公路。我和她都留戀溫暖的熟悉感,但也知道必須去接受冰冷的挑戰。偶爾,我們回到老家休息。但始終記得,人生永遠有下一站。

就在39 Jane Street,我們分離。紐約,突然從現實又變成回憶。我擁抱她,無意間多抱了幾秒。她親我的臉頰,親完後把唇印擦掉。我們微笑揮手,走往反方向。我給了她幾秒鐘回頭看我,然後我回頭看她。巷子很安靜,但昔日她在四樓的笑聲像風鈴,飄蕩在樹葉之間。八月的紐約,她戴著帽子,身後率領著一大片陽光。影子拉得很長,如此溫柔地,陪我一路回到中正機場。

◎刊載於《聯合報》副刊 2005 / 09 / 12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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