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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希臘文明──愛琴海的曙光
Chapter 2.
希臘文明 ──愛琴海的曙光
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文明
讓我們翻開歐洲地圖，地中海東部是巴爾幹半島，巴爾幹半島的南部是希臘，我們耳熟能詳的雅典與斯巴達都在這兒。希臘東邊就是愛琴海，愛琴海上有很多小島，愛琴海南方還有一個較大的克里特島。愛琴海的東邊是土耳其，這裡以前叫小亞細亞（Asia
Minor）。小亞細亞臨愛琴海的沿岸部份以前叫做愛奧尼亞（Ionia）。
以上我們提到的巴爾幹半島的南部、愛琴海上的眾多小島、克里特島、愛奧尼亞，再加上義大利南部，以及與義大利半島只有一水之隔的西西里島，這就是希臘時代的舞台，也就是古代希臘人居住的主要地區。
這麼說來，似乎讓人覺得希臘時代的舞台好像零零碎碎的，東一塊，西一塊。的確，就是因為這樣，希臘人才分散在各地，各自為政，形成很多獨立的城邦（polis，或稱城市國家）。
自西元前八世紀中葉開始，希臘各地形成城邦。大多數的城邦，人口都很少，只不過數百人或數千人。這樣的城邦最多的時候約有兩百個，但是其中有兩個城邦卻特別大，一個是雅典，一個是斯巴達。西元前四三一年的雅典，人口約有二十五萬，其中雅典市民（雙親都是雅典人的成年男子）有三萬五千人（佔總人口十四％），奴隸則有十萬人（佔總人口四十三％）。為什麼奴隸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率這麼高呢？我們先從奴隸制度的起源談起。
人類的歷史上之所以出現奴隸制度，一種很有趣、也很諷刺的說法是，這是文明「進步」的結果。在遠古時代，部落與部落之間常為了土地、水源或其他利益而爭鬥打仗，敗的一方不是被殺光，就是被抓來吃掉。後來文明進步，產生農業、商業，人類發現抓到戰俘後，可以當成家奴，命令他做這個做那個，或當成商品，賣給需要的人。這樣遠比吃掉更有利可圖。於是奴隸出現了。如果說奴役戰俘比殺死戰俘或吃掉戰俘還「文明」，那這豈不是一種進步？
由此可見，奴隸是戰爭的產物。希臘時代就是如此。當希臘與其他民族發生戰爭的時候，奴隸商人總是跟著軍隊一起上前線。在希臘，除了戰爭之外，還有幾種產生奴隸的方式。
首先是出生。女奴生下的孩子不屬於母親，而是屬於母親的主人。大多數時候，奴隸的嬰孩一生下來，就會被丟到路旁而死亡。因為精打細算的主人認為把嬰孩養到大（能夠工作為止）的成本太高了。因而只有很少數的嬰孩會被留下，而這些倖存嬰孩就注定要當奴隸。
其次是掠奪。某些希臘人會到巴爾幹半島北部或俄羅斯南部襲擊當地的異國村落，擄獲健壯的年輕人，然後賣給奴隸販子。此外，由於奴隸基本上是一種可以買賣的商品，所以貧窮人家也可以把自己的子女當奴隸賣，或者當某個人無法償還負債時，也可能淪為奴隸。
奴隸是商品，是會說話的做事機器，是主人的財產，所以沒有人權，主人想怎麼對待他都行，打他、罵他，甚至殺他都行。當然很少有主人會任意虐待或殺死自己的奴隸，就像很少有人會無緣無故虐待或殺死自己的牛羊一樣。這麼做只會給主人自己帶來損失。
有人說希臘文明是建立在奴隸制度上。這個看法有相當的真實性。因為奴隸在希臘非常普遍，就像電視、冰箱在現代社會般的普遍。幾乎每個家庭都擁有幾名奴隸（通常是一名男奴，兩名女奴），沒有奴隸的家庭在希臘可說是甲級貧戶。就連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這樣的大學者也擁有奴隸。根據柏拉圖在生前所寫下的遺囑，他至少擁有男奴四人，女奴一人。而根據亞里斯多德的遺囑，他擁有的奴隸更多，有二十名左右。
奴隸可以在家裡洗衣、磨麥、煮飯、紡紗、織布、照顧小孩，也可以在田裡工作，在礦坑挖礦，更可以從事公共建設。雅典一位大富豪就把他所擁有的一千名奴隸租給礦場，奴隸所應得的工資（奴隸的工資與一般勞工相同），得全數交給這位大富豪。
由此可知，奴隸在希臘文明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果沒有奴隸來負擔種種勞務，希臘人就必須自己去做這些事，就沒有太多的時間參與政治活動，學者恐怕也沒有很多時間去研究學問，思索人生與宇宙。這麼一來，希臘人在民主與科學，以及文學、藝術上的輝煌成就或許要大打折扣了。這就是何以有些學者認為希臘的文明是建築在奴隸制度之上。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奴隸制度妨礙了希臘科學的發展。正是由於有奴隸可供使喚，極為方便，希臘人便缺乏動機把科學運用到日常生活上，發明一些能使生活更方便、更省力的機器。
總之，奴隸制度的存在雖然讓希臘的思想家有很多閒暇，可以思索宇宙、天文、數學的各種問題，但也讓希臘的科學無法有效運用到生活上，改善人類的生活。奴隸制度對希臘的科學發展而言，應可說是功過各半。
人人可當官的雅典民主
自古以來，中國人一直認為自己是最有文明的國家，其他國家都是不屑一顧的野蠻國家。直到一八四二年被英國打敗（鴉片戰爭），甚至一八九五年被西化沒多久的日本打敗（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才覺悟原來西方國家有很多地方勝過中國，而且是遠遠勝過。
那麼，西方國家什麼地方勝過中國呢？從清末到民初，陸陸續續有很多留學生到西方。這些留學生歸國之後，便把他們在西方的所見所聞告訴國人，沒多久，中國的知識份子就獲知他們所要的答案。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知識份子喊出中國需要「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口號。因為他們知道西方國家勝過中國的主要就是「德先生」與「賽先生」，要救中國，就必須把「德先生」與「賽先生」請到中國來。
「德先生」就是democracy，也就是民主；「賽先生」就是science，也就是科學。民主與科學，這兩樣都是中國文明所欠缺的，即便是在歷史上的某個階段有點雛形，也不受重視，因而始終不成氣候，無法成為中國文明發展的主流。然而，民主與科學是人類所創造的文明當中最有價值的兩項東西，也是分辨文明野蠻的尺度。
中國自古以來在民主與科學這兩大領域欠缺表現，卻以全世界最文明的國家自居，不免讓人有夜郎自大的感慨。可是更讓人感慨的是，西方遠在希臘時期，也就是相當於老子、孔子的時代，就已經在民主與科學這兩大領域，留下照耀千古的不朽成績。
希臘由兩百個城邦所組成，這些城邦的文化、語言、種族都一樣，但在政治、經濟上卻互相獨立。在這些希臘的城邦裡，雅典是最有名的一個。雅典之所以有名，一來是因為她很富強，曾率領其他希臘城邦，擊敗來襲的波斯軍隊，二來是因為她在希臘各城邦中率先實行民主制度，並且實行得最好。
雅典並非一開始就是實施民主政治，而是歷經王政、貴族政治、強人政治等各種政治制度後，最後才固定在民主政治。在邁向民主政治的過程中，雅典人做了種種的改革與實驗，其中一個很有趣的民主實驗是「陶片驅逐」。
不過這項有趣的民主實驗，後來因為容易成為政治鬥爭的手段，因而廢止不用。
經過數度改革，到了西元前四世紀，雅典的民主制度才趨成熟。成熟後的雅典民主制度有一個特色，那就是沒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區別，每位市民，有時候是統治者，有時候則變成被統治者。
雅典的「陶片驅逐」
雅典是希臘首屈一指的陶器生產地（陶器通常用來裝葡萄酒或橄欖油後運到別的地方販賣），因此雅典到處都找得到陶器破片。為了防止強人再度出頭，實行獨裁，雅典每年都會舉行公民投票，每位公民都可在陶片上寫下自己認為可能成為強人的政治家的名字，被寫上陶片達六千張（票）以上的從政者，就必須被驅逐到國外十年，十年後才准歸國，不過在被驅逐的期間，仍保留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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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方的君主專制國家，誰擔任什麼官職有時是由君主決定，有時是由血緣決定，有時是由考試決定。在現代的民主國家，官職一部分是由國家考試產生，另一部份則是由選舉或政黨內部分贓產生。在雅典，官職是由抽籤產生。譬如現在有某個官職有缺，有十人對這項官職有興趣，去報名登記，於是便從這十人當中，以抽籤的方式，抽出一人擔任這項職位。
有人或許會問：「抽籤抽中就可以當官，有這麼好的事？那一定有很多人去報名登記囉。」那可不一定。因為薪資太少了，而且也不是每個雅典人都愛當官
雅典在剛開始實施民主制時，官員連一毛酬勞也沒有。因為雅典人認為任官職是一種榮譽，不需給予金錢上的酬勞。可是這麼一來，只有家中有很多積蓄的有錢人才會來報名登記，窮人不可能丟下工作來擔任無薪資的官職。於是，雅典人便稍作改變，讓官員有薪資可領。不過，官員雖然有薪資，數額卻很少，相當於現在的法定基本工資那麼多，只能勉強糊口而已。
雅典還規定官職的任期為一年，而且每個人不得重複擔任同一官職。這樣一來可以讓更多人有機會擔任官職，二來不會讓特定的人在某個官職上做太久，而造成特權或腐敗。
不過這些規定也有例外。有些職位必須累積經驗，例如打仗經驗必須豐富的將軍，還有某些職務必須具有特殊知識，例如財務官、造船匠，這些官職不是用抽籤產生，而是以舉手贊成的方式選舉產生。
每個官員在任期結束後，必須在一個月之內，提出執務報告書和公款的出納報告書。任何市民如果發現這兩份報告書中有什麼瀆職的地方，都可向法庭提出控告。換言之，每個市民都是官員的監視者。
「市民大會」是決定國家政策的最高機構。該會由全體雅典的市民組成，每年開會四十次，出席人數必須超過六千人才能開會。為了鼓勵市民踴躍出席，還發給出席者津貼，讓他們覺得放下手邊的工作出席民會也不會有太大的損失。
「評議會」也是個重要機構。評議會每年由十個區各選出五十名三十歲以上的代表，總共五百位代表。評議會主要功能有兩個，一個是輔助、監督官員，一個是擬定議案，交付民會表決。評議會除了假日之外，每天開會。和官員一樣，評議員的薪資也僅能糊口。
在司法方面，雅典沒有職業法官，只有陪審官。人人都有機會當陪審官，怎麼當？還是抽籤！有興趣當陪審官的人就去登記報名，然後抽籤，每年有六千個名額。每個案件出席的陪審官人數不定，一般法律案件有四、五百名陪審官出席，政治性的案件則有上千名的陪審官出席，由這些陪審官以秘密投票來決定被告是否有罪。至於六千名陪審官中，哪些陪審官出席哪個案件也是由抽籤決定。
就像沒有職業法官，雅典也沒有職業檢察官，任何市民都可控告任何人的不法事情。不過為了防止濫告，雅典規定若陪審官的五分之一以上沒有認定被告有罪，則原告必須繳納相當於一般官員日薪一千倍的罰款，這可不是一筆小錢。
總結以上所述，雅典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門中，立法部門的最高機構「市民大會」，由全民參加。行政部門中的各級官僚由全民抽籤擔任。司法部門的陪審官也是由全民抽籤擔任。
這麼民主的制度出現在與孔子同一時期的西方，而中國數千年來卻從未發展出類似的民主制度，甚至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想都沒想過天底下有這樣的政治制度。以孔子為首的中國歷代思想家也從不為人民爭取應有的權利，只一昧期盼皇帝施仁政，少抽點稅，多愛點人民。
有趣的是，這麼令人欣羨的民主制度，當代的希臘思想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卻持批判態度。蘇格拉底認為官職以抽籤決定是愚蠢無比的事。理由是，船長、工匠、吹笛手這種即使在工作上有什麼誤失，也不至於造成大禍的職位，都不是以抽籤產生，而官員做錯事，可能禍國殃民，反而用抽籤產生，豈不荒唐？柏拉圖則認為，最理想的政治是由哲學家來執政。可見他對雅典由全民參與的民主政治的品質不以為然。
有些現代學者也對希臘的民主政治採取批判態度。他們認為希臘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奴隸制度之上，而且佔人口比例多數的奴隸並沒有參與政治運作，如果沒有奴隸替每個家庭做工、生產，希臘人哪有閒工夫出席這個會，出席那個會，討論這個，討論那個？
不過，儘管有這些批評，西方在那麼早的時期就曾經有過實施民主政治的紀錄，這讓身為東方人的我們，感到既羨慕又不可思議。那些以為中國人是全世界最聰明，中國文化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大中國主義者，以及那些主張台灣任何東西都應本土化的人士，如果好好研究希臘的文明，就會明白自己的渺小與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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