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院士潘光哲也投書媒體表示，孫中山神聖不可侵犯的形象，是國民政府成立後為了建立國族認同的基礎、統治權的正當性而以政治力操弄的偶像崇拜，這個情形早就被國學大師胡適和哲學先驅殷海光所批判，當年兩位大師因此被指「反動」、失去台大教職。孫中山從中國國民黨總理，到中華民國國父的稱謂，都是黨國意識形態打造的結果，在民主自由的今日，如果不能走出神話思維，還原歷史人物真貌，才是對孫中山學說的侮慢。

對於想要了解這位充滿爭議的歷史人物的讀者來說，甫出版的《孫逸仙》一書可謂近代最平實深刻的歷史書寫，不刻意神化也不加以貶低，承繼法國史學實證與敘事的傳統，在民國百年倒數計時的前夕重新檢視這位歷史人物。在當今流行文化以動作電影、趣味公仔和感情八卦要重塑國父形象的同時，避免孫逸仙淪為下個百年的偶像崇拜，「回歸史實」更應該參考這本實證主義的史學鉅作。

《孫逸仙》作者 白吉爾 中文版序

向廣大中文讀者呈交孫逸仙傳記是場真正的挑戰。事實上，誰能比他們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這位臺灣的「國父」和大陸的「革命先行者」的生平和著作呢？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中國歷史學家所做的孫逸仙專著往往附帶聖人傳的痕跡：傳記描述過於說教，無論是民族主義者還是共產主義者，都用來為其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服務。

外國歷史學家從不同的角度關注孫逸仙。與中國人的正統觀念相異，西方的研究（尤其在美國）普遍採納實證主義方法和修正主義觀點。這些研究在確認孫逸仙的愛國主義的同時瓦解了英雄神話，強調這位政治人物辦事缺乏條理，連連挫敗。 促使我著手展開孫逸仙研究的原動力在於，我希望盡可能闡明和超越這些障礙， 融合對這位要人如此差異的兩種評價。

本書並非致力於填補類似空白：與「窟窿」相比，它對「繩索」更感興趣。這些「繩索」為我們顯示了孫逸仙一生的指導方向和思路。他給世人留下多重形象，而正是這些形象，使他能夠實現與各式各樣錯綜複雜的組織的合作。受益於他的演說家天賦和個人聲望，他使家族和鄉親相互團結為其服務，並得助於祕密會黨、基督教傳教士、海外華商和革命學生。他一人兼任多職：醫生、改革主義者、造反者、商人、外交家、現代化先行者、軍事首領、理論家和國家元首。他毫不費力地衝破了階級隔閡以及文化和地理的界限，擁有多重但不夠完善的身分認同：辭職的國家元首，不太現實的現代化先驅，思維不夠嚴謹的理論家……有人指責他生性變化不定，隨風轉舵。但是他的能力和他的特殊才華，恰恰隱藏於他的多變之中。他從不堅守多重身分中的任何一種。他適應社會各個階層，能夠與所有的對手或夥伴談判協商。他的威望源於他理解同時代人的天分，也可能更甚，讓同時代人認同他的理念並向他們提出奮鬥目標：恢復中華。這是位溝通者，文化的傳播者，同時也是預言家。他的貢獻主要在於他的象徵性，這勝過其在意識形態或者政治方面的作用。 （詳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