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 之後，即將上任的台灣新政府、新內閣、新多數，沒有磨合期，馬上要能實現競選支票，帶給台灣人民下一個新世局。讓我們看看克魯曼的政治經濟學剖析，如何搭救美國，從中又帶給台灣怎樣的省思，使之重新形塑社會政策的公共辯論，成為一個全新世代的試金石。

拚經濟，要不要拚政治？
經濟不平等是政治問題造成的？這聽起來好像經濟學的異端邪說，但愈來愈多經濟研究發現，它真的能。享譽國際的經濟大師克魯曼提出四個證據指證歷歷，讓人不能輕易忽視。

第一，當經濟學家對不平等升高感到驚訝，而開始回顧中產階級美國的源頭時，他們意外發現，從鍍金時代（Gilded Age）轉變到戰後的相對平等並非一種漸進的演化。相反的，美國戰後的中產階級社會是在短短幾年內創造出來的。你可能以為，一旦戰時管制取消後，不平等就會回復到以前的水準，然而小羅斯福帶來的所得分配相對平均，卻持續超過三十年。這強烈顯示體制、規範以及政治環境，對所得分配的影響重大；和個人無關的市場力量其影響力可能不如經濟教科書所教的那麼大。

第二，政治與經濟改變的時間顯示，帶頭改變的是政治而非經濟。美國在一九八○年代才出現明顯的不平等升高-─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或一九八四年，還有一些正式的討論，探討資料是否顯示趨勢已明顯改變。但右派接管共和黨發生在一九七○年代，而大致上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建立的保守主義運動機構，則為接管奠定了基礎。因此以時間看，兩極化的政治改變先發生，繼之才有經濟不平等升高。

第三，雖然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科技變遷理論上會增加對高教育勞工的需求，並減少對低教育勞工的需求，因而是美國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這種正統派的說法正逐漸隨著研究人員深入探究資料而式微。也許最引人注目的觀察是，大部分高教育程度的美國人所得並未大幅增加，反而最大的贏家是為數極少的菁英：占人口上層不到一％。因此，研究人員愈來愈發現，科技不是主要原因，許多人轉而逐漸相信，以往促進平等的社會準則與體制遭到侵蝕，在快速升高的不平等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而其背後驅動的力量是美國政治向右移轉。

最後，國際比較提供了某種控制下的試驗。美國政治大幅右傾在先進國家中極為獨特；柴契爾時代的英國是最接近的比較，但最多也只有三分神似。相較之下，科技進步和全球化的力量則影響每個人。如果不平等升高是源自政治，美國應該最明顯；如果主要是因為和個人無關的市場力量，不平等的趨勢在所有先進國家應該都很類似。事實上，美國的不平等升高在先進世界找不到類似的例子。在柴契爾主政時代，英國也經歷所得差距急遽擴大，但仍比不上美國不平等升高的程度。至於歐陸和日本的不平等只小幅升高，甚至未有改變。

因此，政治改變似乎是這個故事的核心。但政治改變又如何發生？

【推薦序】--有「溫暖的心」、更要有「冷靜的腦」／吳惠林

【書摘】--不平等的政治

【作者簡介】
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政治評論家
1982~83年曾任職於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現任職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經濟學與國際事務，現為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成員之一，同時擔任過紐約聯邦準備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聯合國，以及葡萄牙、菲律賓等國家的經濟顧問。

一九九四年擔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時，正確預言亞洲經濟繁榮僅是假象，隨後因亞洲金融危機發生而聲名大噪，許多人認為他未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一九九九年起，克魯曼擔任《紐約時報》專欄主筆，定期發表專文評論美國經濟政策。《編輯與發行人》雜誌曾選克魯曼為年度專欄作家，《華盛頓月刊》更譽其為全美最重要的政治專欄作家，《財星》雜誌則讚譽「自凱因斯以降，文章寫得最好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