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珍藏區--解讀村上

記號的反叛－－台灣的村上春樹現象 ／楊照

80年代最後幾年曾經短短地流行過一陣歷史循環論的說法。由於看到世界各地的大學校園從87、88年開始，擺脫了保守主義鼎盛期的平伏馴化，露出一些行動主義復活的兆象，於是有人很敏感地想起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逐漸退潮，理想主義色彩重新登場的經過；更具歷史想像力的人，則進一步把20年代末經濟大恐慌前後的工潮等波瀾帶入畫面中，排比一下，得出了歷史三十年一個週期的發展律。十年保守主義、十年行動主義、再十年灰色時期。80年代等於50年代，所以90年代就應該會像是60年代的複製。

90年代的文學，回歸60年代的蒼白貧弱

真正進入90年代後，這項預言反而就銷聲匿跡了。環顧周遭，似乎沒有多少事情和60年代真正類似。88年年底，布希在選戰中大敗杜卡吉斯，而且徹底地羞辱了自由主義。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最後的結局，證明了行動主義在國家集體暴力下的無助地位。日本自民黨一再出現制度性的腐化醜聞，一度被社會黨逼得要上牆了，最終派系分贓，還是穩住了場面，有醜聞前科的宮澤喜一兀自登台接任首相。波灣戰爭沒有成為另一場越戰……

倒是台灣的文學，在90年代表現了強烈向60年代回歸的趨勢；不過那可不是什麼行動主義的60年代，而是台灣戒嚴體制下蒼白貧弱的60年代。三十年前的台灣文學沒有自主的個性，三十年前的台灣文學與社會脫節，三十年前的台灣文學成為一個特定圈圈裡的少數人自戀流傳的虛假意義，三十年前的台灣文學反映著幻夢般的苦痛與移植來的呻吟……。

解嚴後四年多，我們90年代的文學竟然愈來愈在這些特質上和60年代靠近，這實在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村上春樹作品這兩年的譯介、流傳，可以被視為台灣文學90年代與60年代辯證移位的一個鮮明象徵。 追索重訪過去，卻找不到什麼！ 村上春樹現象在台灣與日本有著非常不同的社會構成。在台灣，村上的作品並未以百萬部的潮勢向社會各個閱讀層淹襲，而是特定地流傳，影響了一部分熱心文藝的新人類族群，這些讀者在人數上甚至還不足以把村上推上台灣的暢銷排行榜最前端；不過，他們對村上的接受程度卻放大地集中表現在新型類小說的寫作上。

我這裡當然不是要把這些新人類小說都歸為村上影響下的產品，而是要指出這兩者之間毫無疑問地存在著強烈的親和（affinity）；因此，深一層分析村上作品中傳達出的訊息，將有助於我們理解90年代台灣文學窄化、異化的現象。 村上的小說中一個共同的主題是追索的過程。一個神秘的物件、行動、地方等待著小說中的「我」重新去擁有、經歷。彈珠玩具、搶麵包店及被拆除了的舊旅館魅惑著「我」回到一個過去似曾相識，然而意義不明的神話瞬間（mythological instants）。 這種在線性流逝的時間中追索重訪的主題，當然不能算是村上的獨創發明。

在拉美文學中，從墨西哥作家Juan Rulfo的Pedro P'aramo以降，沿此追索過程來展現特殊悲喜意義的作品數以十計。村上對這個主題的反覆運用中，真正與眾不同的是，他的主角「我」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找到什麼。他命定必須去找，然而出發去找之前和找到之後，我們看不出什麼差別。這是對一般以尋索來串組的「啟蒙小說」（bildungroman）最尖銳的反諷。

村上筆下氣氛十足，旅途卻顯空洞 造成這種空洞旅程效果的主因，在於村上的作品中事實上根本沒有意義賴以產生所需的「文本」（text）。或者應該說，他的文本是用各種「互文關係」（intertexnality）堆砌起來的。

在閱讀過程中，我們不斷遭逢各種參考，例如樂曲的名稱、小說的書名、商品的品牌、型號，甚至食物的描寫。這些參考背後各自隱藏了一些特別意義的「文本」，和村上自己寫的情節、人物構成「互文關係」。我們無法躲開這些「互文」的干擾去揣摩村上所要傳達的意念。

「互文」交織累積到一個程度之後，村上自己的話就完全消融在其間了。我們真正感受到其實是我們自己對這些「互文」的模糊猜想。最低層次的讀到高爾夫球場、威士忌、皮納科拉達等背後隱含的異國情調；懂音樂的可以讀到「七朵水仙」、披頭四及喬治男孩，懂文學的則可以思考在鄉間精神療養院讀《魔山》或愛好《大亨小傳》的現實主義者所代表的意義。這些橫豎交織卻不明說的「互文」製造了村上作品的不確定性，難怪很多人都只能用「氣氛」來形容閱讀所獲得的印象。

在這個意義上，村上的作品是很具反叛性的，然而問題是，一追究他為什麼反叛，反叛什麼、如何反叛時，作品所能提供的卻只有失焦的空茫。這種空茫反映為小說角色幾乎宿命的共同性格。這些角色都對周圍環境抱持著一種抑鬱，可是除了一場什麼意義都沒找著的神話瞬間重訪之外，沒有別的發洩管道。更重要的，這種抑鬱並不曾嚴重到成為生活上實質的掙扎；他們在物質上無虞匱乏，沒有家庭的陰影，只是空洞地煩惱著。

把玩記號遊戲的黑暗時期 放大來看，這些角色幾乎都是普遍性高度資本秩序自我異化的產物。「普遍性」意謂著將他們移到美國、台灣，只要是深植在那種秩序構成中的人物，都可能受到這種抑鬱的襲擊。他們完全把資本秩序中的各種機制內化成為人格的重要組成，然而卻又不願被投入在既有的再生產模式裡複製原來的關係。他們的強烈後期資本主義屬性，使他們無法想像另一種關係的可能，是以在厭倦了再生產趨動的反叛欲念中，他們所能找到的策略只是重組各類象徵記號，來一個不可能有實際社會結果的記號的反叛。

沿著這個脈絡看下來，一個重要關鍵正在村上春樹對日本資本秩序完全鞏固前的最後一個真正的反叛－－60年代末期的安保鬥爭、全共鬥，保持著徹底失望，幻滅為態度。這段60年代經驗，讓他完全不相信除了資本秩序外，另一種以正義、公平為最高原則的烏托邦理想存在的可能，而他這樣幻滅後在資本秩序範限下所作的記號反叛，恰巧和不曾接觸行動主義可能性的新人類世代經驗相吻合，如是使他以四十歲的「高齡」繼續充任新人類們的偶像。

台灣的歷史經驗裡，連像安保鬥爭那樣轟轟烈烈的校園行動熱潮都不曾有過，再加上長期制式教育的箝制，早就替這類空洞的記號反叛培養了豐厚的泥土。村上春樹因緣際會進入，播下了一些示範性的種子，在最近一段時間內，恐怕會繼續大量收割被張大春斥責為「不知伊於胡底的任性書寫」一類的作品。而台灣的文學恐怕無法避免再度經歷一段脫離社會，舞著反叛旗幟、實際卻玩著記號遊戲的黑暗時期。 歡迎回到60年代……。

（本文作者為作家、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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