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長廣播著地面溫度二十七度，我揉揉惺忪的雙眼，拉直椅背，闔起餐桌，收起腳踏板，試圖感受飛機著陸後二十七度、晴天的台北氣息，帶有點黏濕又涼爽的空氣和飛機裡經過長途飛行接近冷凍庫的溫濕度是完全不同的。

儘管我對潮濕過敏，但走出空橋的疆界，就是護照上所登記的國家。過了海關，領了行李，打通機場停車接機專線，領了車，再扭動鑰匙，發動引擎，坐在駕駛坐，將車子開上高速公路，剛開始覺得有點陌生，然後跟著車河，有如暖身運動般，開車的感覺回來了，速度穩定了，一路前進我的家。入境出境上百次，每次的歸來，都如同一場儀式，在機場告知地面溫度後，我有如上了發條，一步一步完成回家的程序。


塔什干十七度，威尼斯十三度，安曼十六度，曼谷三十三度……我習慣記錄每一次行旅飛機降落時所報告的地面溫度，試圖「精準」的記下異國第一口空氣的模樣，是熱的、冷的，還是乾的、濕的。總以為事後透過溫度的回想，我會憶起遠方的氣息，想起在那樣的溫度和氣候裡發生的故事。只是，這幾年行旅的節奏有如快轉，攤開筆記本，總是寫著數據，至於事後的回想則越來越少。回憶機制被啟動，反而是在這趟飛行時突然想起上次飛行的故事，甚至想起上一次航班中所播放的電影。在機艙半夢半醒的狀態，常讓我以為自己已經離開地球表面，在星際中航行，地球上每個角落的故事，突然會在深黑色的天幕中此起彼落地在腦海上演，有如花火。回憶激烈地在腦中表演高空煙火，看了一眼窗外漆黑的世界，瞄到遠方不知名城市亮著的稀疏燈火，竟流下了淚。

我的行旅路徑有如擲骰子，隨機但當中似乎又有所關聯。吃下一顆叫做藍天的糖果，兩個月後便出現在藍天之國「蒙古」。在沈悶的吉隆坡街上漫步，瞥見一間名喚「Croatia」的酒吧，一個半月後，我真的出現在亞德里亞海旁的優雅國度克羅埃西亞。一場世界盃足賽，只因為土耳其打進四強，就把旅行的動線轉向，前進土耳其。讀著英國旅行文學作家珍•莫里斯（Jan Morris）的《威尼斯》，半年後我置身在嘉年華的場景。因為希臘而牽繫的東非緣分，讓我這幾年有機會去肯亞、坦尚尼亞，甚至衣索比亞旅行。因為放棄一趟郵輪之旅，卻開啟我中東世界的探索，連續幾年去造訪東地中海的國度。因為認識蒐集雜貨的朋友，而同時認識北京以及另一番窺看歐洲的視野。旅行中遇見的人、事、物，成了下一次遠行的sign，這一回行旅的盛宴，往往是下一趟遠行的前菜。

醒來，在地球的一個角落。有時候會搞不清楚置身何方，有時候會弄不清究竟是幾點，有時候甚至懊惱為什麼會來。異地是如此近，又如此遠。回神的時候，再次把眼睛聚焦，眼前的景象是熟悉也是陌生，是真實也是虛幻。但未知世界的召喚讓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上路，我，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