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編輯的光榮，以及編輯與喜悅 ──兩位「電話簿史學家」史景遷與卜正民

文．吳家恆

去年年初，出版《轉山》時，皎宏一席「編輯光榮說」，傳遍台北半個出版界，讓通路對當時還是籍籍無名的謝旺霖刮目相看，也為《轉山》的銷售鋪了路。編輯的工作雖然瑣碎、平淡、辛苦的時候居多，但是回頭一看來時路，有時居然看見幽幽的光芒。有些書在編輯的時候，就能享受極大的樂趣（苦樂相隨，當然也有極大的辛苦和壓力），以致於旁人看來是伏案工作，其實編輯的內心卻是激動跌宕，騰虛凌空。

我說的是編輯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和卜正民（Timothy Brook）這兩位漢學家作品的經驗。史景遷的名字在中文世界已經是廣為人知，相較之下，卜正民的名字沒那麼響（但是，容我大膽借用馬勒的名言：His time will come）。這兩位漢學家的背景諸多類似之處：史景遷是英國人，在耶魯大學任教，卜正民是加拿大人，是牛津大學邵逸夫漢學講座教授。史、卜二人說故事的本事都極為高明，以致於編書的時候，不論書中有什麼樣的難題，也都教我「甘為孺子牛」。

史景遷文學的底子和感性深厚，治史的路數不同於一般歷史學者之細密排比史料，我就聽過有本地歷史學者提到史景遷不參加研討會提論文，都是用別人研究出來的成果，語氣頗有不以為然之意。但是心胸較為闊朗的學者如李歐梵，就對史景遷運用史料巧妙的手法頗為佩服，能在別人的研究中看出新的意義和詮釋。

像是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裡提到沈復，並不只限於《浮生六記》〈閨房記樂〉裡頭那個「並肩夜膳，余暗於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膩，胸中不覺抨抨作跳」的清代中葉文人而已，而是把沈復放在另一個更大的脈絡中來談論：明末清初的動亂，又是十室九空，就連張岱這樣極盡生活聲色靡麗的人，也要嘆「四十年所積，亦一日盡失，」乃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

然而，清朝統治以來，歷經康雍乾三朝，社會秩序得以重建，人口倍增。但是，科考錄取名額不見增加，以致於到了乾隆、道光年間，落第文人無數，已成另一族群。這些人功名無著，無所掛搭於世，只能浮沉人生，上焉者有祖產家業可恃，下焉者則自謀生計，任其凋零。在史景遷看來，沈復就是其中的人物之一，以天地之廣，居然只能寄情於閨房。沈復不論為幕僚、或經商，都有著無可言喻的無奈，史景遷鉤出沈復或許更為深刻的生命情調，引了〈坎坷記愁〉的開頭：「人生坎坷何為乎來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則非也，多情重諾，爽直不羈，轉因之為累。」這語氣何其悲痛！而史景遷所能動人心弦的，就是讓人感到歷史的溫度，而這種片段在史景遷的作品中可說俯拾皆是。做編輯的除非是鐵石心腸、冥頑不化，否則都會心神激盪不已。

卜正民筆下的歷史，同樣也能讓人激動不已，較之史景遷，可說各有千秋，不遑多讓。在《維梅爾的帽子》中，卜正民以維梅爾的一幅畫作《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為註腳，解讀牆上地圖的含意，男女對坐屋中的社會意涵，以及追蹤那軍官頭上的海狸帽子是從哪裡來的。

帽子是哪裡來的，這個問題並非無意義。在卜正民的筆下，這是通往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的一道門：北美的探險者以販賣海狸毛皮所得，作為往西尋找通往中國貿易路線的資金來源。而歐洲人用以購買海狸毛皮的白銀，則是從南美洲開採出來的。南美開採的白銀，一個往東運往歐洲，一個往西越過太平洋，不管哪個方向，最後都是用來購買中國生產的瓷器、絲綢等消費品。

歐洲為了平衡對中國的貿易，而有了煙草引入中國的貿易，這為十九世紀的鴉片貿易打了底。

卜正民在敘述上，非常著重技術的細節。因為，作為一個「不安分且永不失好奇心」史學家（註），他很清楚，歷史是由諸多「偶然」的因素所寫成，而這些所謂「偶然」的因素之所以在某個時間、出現在某個地方，背後都有技術因素的支撐。

譬如，海狸毛皮之所以深受歐洲人青睞，是因為海狸皮毛的內層非常緻密，防水功能佳。（不過，這還需要用混有醋酸亞銅和汞阿拉伯膠的熱水煮過，而工人吸入有毒蒸汽，容易造成精神錯亂，自古就為人所知。）以致於歐洲的海狸幾近絕跡，隨著美洲的發現與北美的探索，海狸毛皮重新成為歐洲奢華消費的一環。

海狸毛皮的取得又跟歐洲人槍砲的技術有關。卜正民敘述了當時的火槍如何裝填、需時多久、有多重、如何射擊。這些因素在歐洲人面對北美原住民的時候，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但是，北美原住民要是知道火槍裝填費時，沒被如雷槍聲嚇到，而是在歐洲人裝填彈藥的空檔予以反擊的話，這些歐洲殖民者不會那麼順利得逞的。

卜正民非常巧妙地把他年輕時在荷蘭騎腳踏車摔車的經驗，與十七世紀的全球貿易連在一起，我相信，既然給史景遷一本電話簿就能寫出精彩故事，給卜正民一本電話簿，他也有同樣的能耐，怕的是，在今天要找一本電話簿，恐怕比找史景遷和卜正民的著作還要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