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綁架的人民

　獨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囂張上台。因為有民主之名，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們的自動背書，我們的背書使他們理直氣壯。在九零年代裡，我們已經成了被政客綁架的人民。

　進入嶄新的世紀，三月的鞭炮聲響，幾千年來第一次，在中華文化歷史上有人民的直選。身為台灣人，我們覺得可以驕傲；台南鄉下的孩子、南一中踢正步的少年、我們「奮發」的同代，成為領導人，令人欣喜。他的政黨也曾經有過燃燒理想的志士，雄才大略的高人，可以期待。

　短短的三年，驕傲，變成焦慮。全民工作福祉指數降到十四年來最低，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台灣人覺得生活愈來愈不幸福。而同時，電視台開始播放統獨公投的宣傳片，宣傳以「新聞」的面貌呈現，只說獨立公投是人民權利，不提台灣特殊的處境，不提國際情勢的詭譎，不提兩岸關係的險惡，不提任何可能的後果。

　短短的三年，欣喜，變成沈重。開放後的中國已經成為美日的最大進口國；日本針對亞洲各國所做的投資環境評比中，台灣是最後一名，比馬來西亞和泰國還要落後。而同時，台灣政府在製作「漢賊不兩立」的經濟政策，用意識形態牢牢圈住經濟。外交，以哄騙賄賂、黑巷交易的方式進行，不謀遠慮只求近功，結果是讓台灣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國際上公開受辱。

　短短的三年，期待，變成了幻滅：

　我們沒有國際觀。不去深入瞭解國際的複雜思維和運作，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把我們在國際上的挫折擴大、加強，因為擴大加強了就可以對內製造更多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對攸關生死的兩岸關係，我們沒有策略沒有格局。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強中國的「妖魔化」；因為中國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島內製造大量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啊，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我們沒有歷史感。上一代人──不論是你的本省佃農還是我的外省難民──都曾經彎腰灌溉這片土地，都曾經把淚水汗水滴進泥土裡，都曾經用默不作聲但無比深沈的愛將我們養大，但是我們對他們不是清算就是忽視，清算或忽視的標準，就看統治者權力的需要。

　我們沒有未來擔當。選票永遠鎖定眼前利益，至於經濟、教育、文化、環境、海洋資源的長程規劃，帶不來立即的選票和權力，就不是施政的重點。下一代將面臨一個什麼樣萎縮無力的台灣？讓下一代去承受。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我們沒有執政黨。由於是少數政府，權力不穩信心不足，奪權成為念茲在茲的核心思維，國家施政淪為游擊隊式的出草。

　我們沒有在野黨。五十年的享有權力使人肥大懶惰，反應遲鈍；失去權力之後也提不出任何新思維新政策，看不出任何新擔當新格局，他們只是看準了被綁架的人民沒有選擇，或許不得不把原來肥大懶惰的地主重新請回來。他們似乎完全不記得，當初為何被人民拋棄。

　是什麼樣的歷史規則，是什麼樣的領導，使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變成一個沒有國際觀，沒有歷史感，沒有未來擔當，沒有理性思維，執政者荒誕、反對者低能的社會？

　我們一同走過五○年代的貧窮與恐怖，六○ 年代的蒼白與摸索，七○年代的奮發與覺醒，八○年代的努力與追求，九○年代的懷疑與失望，在二十一世紀初始──上一代人漸凋零，下一代人還青澀，我們所面對的，竟然是焦慮、沈重，以及夢想的，徹底幻滅。

　這三年的荒誕，絕對不僅只是眼前的執政者所造成的。徹底幻滅是由於我們終於認識到，啊，原來換了領導人是沒有用的，即使是一個所謂台灣之子，因為權力的窮奢極欲藏在每一個政治動物的血液裡，不管他來自浙江奉化還是台北芝山還是台南官田。原來換了政黨是沒有用的，因為政黨奪權時，需要理想主義當柴火燃燒，照亮自己；一旦得權，理想主義只是一堆冷敗的灰燼。原來換了體制是沒有用的，因為選票只不過給了政客權力的正當性，權力的正當性使他們更不知羞恥，而選舉，使極端的短視和極端的庸俗堂而皇之成為正統價值，主導社會。

　是因為這難以承受的幻滅，使得濟濟一堂的文化人不願向元首起立致敬嗎？

　而我們追求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夢想──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就在我們的焦慮、沈重、幻滅中從此放棄了嗎？路，怎麼走下去呢？　

　有一年，十歲的孩子從學校回來，興沖沖拿出剛發的新課本給我看。攤開一張地圖，是我們這個不到兩萬人口的德國小鎮。母子兩個用手指在地圖上游走：這是孩子撩起褲腳抓野鱒魚的小溪；這是常去爬的狐狸山，海拔三百公尺；這是離家五公里的池塘，我們曾經在池塘邊撞見過一隻低頭喝水的野鹿。

　孩子繼續尋找他熟悉的一草一木，我卻驀然難過起來。十歲的我，我們，可從來沒看過我們的村落地圖。課本上教的是偉大的長江黃河、壯麗的泰山長白山，我們從來沒見過也無從想像的地方。自己游泳釣蝦的河流，躲藏玩耍的山頭，曾經一跤摔進去濕淋淋爬起來的池塘，卻都是沒有名字的；或者說，從來不曾在課本裡、地圖上，看到過自己的腳真正踩過涉過的山頭和溪流。

　我們是這樣被教育的：別人的土地，假裝是自己的，自己的土地，假裝它不存在。土地其實就是民族記憶，所以我們腦子裡裝滿了別人的記憶，而自己活生生的記憶，不是自己瞧不起，就是不願面對，也不敢擁抱。

　這是強權統治所造成的一種集體文化精神分裂症狀。

　當我們終於可以擁抱自己的時候，我們死命把住自己的土地，把它神聖化，獨尊化，圖騰化，絕對化，要它凌駕一切，要所有的人對它宣誓忠誠，對它低頭膜拜。我們非常霸道，因為我們不平衡──受了創傷的人不容易平衡。二二八的殺戮，白色恐怖的迫害，講閩南語要處罰的侮辱，統治者文化優越感的盛氣凌人，是我們心靈上一道一道的疤痕。疤痕仍隱隱作痛，使我們自覺有霸道的權利。

　同時，我們急切地想把疤痕去掉，徹底去掉，卻發現，那每一道疤痕都已經是自己身體的一部份；要去掉，必須把肉刮掉，刮肉，意味著更大更深的傷口，更多未來的疤痕。

　「本土化」天經地義

　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他歷史的創傷和疤痕─ ─中國的文革，日本的長崎廣島，德國的第三帝國。如何從創傷痊癒，得回健康的體魄、平衡的心靈，要看那個民族有多高的生存智慧、多厚的文化底醞。台灣人的深深長進肉裡的疤痕，是「中國」。面對中國，對岸那個巨大的霸權帝國，還有我們心中肉裡的中國，我們還在受虐受苦。我們像一個重症的精神病人，緊緊地與自己的影子格鬥、糾纏，想用撕裂自己的方式來解放自己。

　政治人物的可惡與殘忍就在於，他非但不提出痊癒的療法藥方，讓民族心胸擴大，休養生息，他還設法加重糾纏與撕裂，從矛盾和對立的膿瘡中擠出權力。解嚴十六年了，我們的將士仍在迷惘地問，「我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投資大陸的企業家很困惑，「我是英雄，還是叛徒？」十八歲的少年仍在痛苦，「我是台灣人？中國人？我是什麼，我是誰？」

　走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走過五十年蔣氏國民黨的統治，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台灣人要認同什麼？台灣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麼？「中國」這個元素，在我們的認同和文化認知裡，應該放在哪裡？

　台灣必須「本土化」，是我們天經地義的權利。十歲的孩子拿回家給母親看的應該是自己村落的地圖，地圖上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他都認識。他應該和母親用清晰好聽流利的母語談學校的事情。他應該熟悉台灣的歷史，不只是先民的開墾史、國家政治史，還有村落史、火車史、河流史、文學史、美術史，他應該熟悉台灣這個島嶼像他熟悉自己的一只秘密抽屜。孩子首先要認得自己的腳踩在什麼土地上；濁水溪先來，長江黃河尼羅河密西西比河，可以等。

　可是「本土化」沒有這麼簡單。因為，請問你，「本土」是什麼？

　除了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閩南文化之外，第一個進入我們念頭的，是被漢人趕到山裡去的原住民。所以在認識偉大的玉山之前，對不起，那根本就不叫玉山。請你捲起舌頭跟我說，「pa-tton-kan」。這是曹族語。

　第二個，是客家人。客家人說，我們說的不是閩南語，所以，請你不要把閩南語稱為「台灣話」。我們說的也是「台灣話」。

　第三個，是馬祖人。馬祖人為台灣島的安全與繁榮付出了四十年的痛苦代價，有點激動地說，我根本不是台灣人，而且說的是你們所有的人都聽不懂的閩北話。說吧，你們把我算什麼？

　第四個，是浙江人、山東人、湖南人、四川人、上海人、雲南人……這些人離開他們的母親時，身高還不如一支步槍的長，五十年的生命付給這個島嶼。他們南腔北調，如今垂垂老矣，他們的孩子，多半已不知「母語」為何物，也從不曾要求有「鄉土教學」。

　第五個，是越來越多的新住民，來自越南、泰國、印尼、中國各省。他們與台灣人結為夫妻，在這裡生兒育女；每一個母親都對她們懷中的嬰兒講自己家鄉的童話，用自己的語言唱熟悉的兒歌。她們正在栽培一種新台灣人的出現。

　蔣氏國民黨所帶來的大陸中原文化沙文主義像一片厚厚的黃沙覆地。本土化是把黃沙吹開，讓深埋土裡各種各樣的小花小草得以透氣，自由舒展。但是本土化絕不是閩南化；我們不能只看見自己身上的傷痕。二二八、白色恐怖固然慘痛，原住民失去大地失去森林的傷，不深嗎？我們償還了嗎？金門馬祖人被歷史凍結的傷，不重嗎？我們彌補了嗎？外省難民流離失所、天涯永隔的傷，不慟嗎？我們又給了什麼慰藉？本土化是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但絕不是讓另一個文化沙文主義來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