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是每天都有的，只要有肉，就會有蒼蠅。政治家，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先要有負責任、有見識的公民，才會有負責任、有見識的政治家。

一代一代政治家的彼此切磋薰陶，風行草偃，三代之後，才會有心胸開闊、眼光遠大，有智慧有擔當的大政治家的出現。我們現在在哪一個階段呢？兩千三百萬人中有多少負責任、有見識、不被愚弄的公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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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綁架的人民－龍應台

有智慧、有責任、又愛台灣的你,應該會為眼前的台灣淪於無恥的政客惡鬥中一掬同情之淚,真不知有風骨、有格局的政治家何時才會出現?不敢奢望台灣立時能重振經濟實力,但求莫再沉淪,讓下一代無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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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我沒有悔　 因為那是撫育我成長的蘊涵
現在的我沒有怨　 因為這是開拓我視野的錘煉
未來的我沒有恨　 因為都是豐富我生命的瑰寶
五十年來家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
　　　　　　　　　　　　　　　　　　　　　　　　　　　　　　　　　　　　　　　
　
被綁架的人民
　
獨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囂張上台。
　
因為有民主之名，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們的自動背書，我們的背書使他們理直氣壯。
　
在九零年代裡，我們已經成了被政客綁架的人民。
　
進入嶄新的世紀，三月的鞭炮聲響，幾千年來第一次，在中華文化歷史上有人民的直選。
　
身為台灣人，我們覺得可以驕傲；台南鄉下的孩子、南一中踢正步的少年、我們「奮發」的同代，成為領導人，令人欣喜。
　
他的政黨也曾經有過燃燒理想的志士，雄才大略的高人，可以期待。
　
短短的三年，驕傲，變成焦慮。
　
全民工作福祉指數降到十四年來最低，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台灣人覺得生活愈來愈不幸福。
　
而同時，電視台開始播放統獨公投的宣傳片，宣傳以「新聞」的面貌呈現，只說獨立公投是人民權利，不提台灣特殊的處境，不提國際情勢的詭譎，不提兩岸關係的險惡，不提任何可能的後果。
　
短短的三年，欣喜，變成沈重。
　
開放後的中國已經成為美日的最大進口國；日本針對亞洲各國所做的投資環境評比中，台灣是最後一名，比馬來西亞和泰國還要落後。
　
而同時，台灣政府在製作「漢賊不兩立」的經濟政策，用意識形態牢牢圈住經濟。
　
外交，以哄騙賄賂、黑巷交易的方式進行，不謀遠慮只求近功，結果是讓台灣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國際上公開受辱。
　
短短的三年，期待，變成了幻滅：我們沒有國際觀。
　
不去深入瞭解國際的複雜思維和運作，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把我們在國際上的挫折擴大、加強，因為擴大加強了就可以對內製造更多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對攸關生死的兩岸關係，我們沒有策略沒有格局。
　
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強中國的「妖魔化」；因為中國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島內製造大量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啊，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我們沒有歷史感。
　
上一代人──不論是你的本省佃農還是我的外省難民──都曾經彎腰灌溉這片土地，都曾經把淚水汗水滴進泥土裡，都曾經用默不作聲但無比深沈的愛將我們養大，但是我們對他們不是清算就是忽視，清算或忽視的標準，就看統治者權力的需要。
　
我們沒有未來擔當。
　
選票永遠鎖定眼前利益，至於經濟、教育、文化、環境、海洋資源的長程規劃，帶不來立即的選票和權力，就不是施政的重點。
　
下一代將面臨一個什麼樣萎縮無力的台灣？讓下一代去承受。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
　
「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
　
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我們沒有執政黨。由於是少數政府，權力不穩信心不足，奪權成為念茲在茲的核心思維，國家施政淪為游擊隊式的出草。

我們沒有在野黨。五十年的享有權力使人肥大懶惰，反應遲鈍；失去權力之後也提不出任何新思維新政策，看不出任何新擔當新格局，他們只是看準了被綁架的人民沒有選擇，或許不得不把原來肥大懶惰的地主重新請回來。
　
他們似乎完全不記得，當初為何被人民拋棄。
　
是什麼樣的歷史規則，是什麼樣的領導，使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變成一個沒有國際觀，沒有歷史感，沒有未來擔當，沒有理性思維，執政者荒誕、反對者低能的社會？　

我們一同走過五○年代的貧窮與恐怖，六○年代的蒼白與摸索，七○年代的奮發與覺醒，八○年代的努力與追求，九○年代的懷疑與失望，在二十一世紀初始上一代人漸凋零，下一代人還青澀，我們所面對的，竟然是焦慮、沈重，以及夢想的，徹底幻滅。
　
這三年的荒誕，絕對不僅只是眼前的執政者所造成的。
　
徹底幻滅是由於我們終於認識到，啊，原來換了領導人是沒有用的，即使是一個所謂台灣之子，因為權力的窮奢極欲藏在每一個政治動物的血液裡，不管他來自浙江奉化還是台北芝山還是台南官田。
　
原來換了政黨是沒有用的，因為政黨奪權時，需要理想主義當柴火燃燒，照亮自己；一旦得權，理想主義只是一堆冷敗的灰燼。
　
原來換了體制是沒有用的，因為選票只不過給了政客權力的正當性，權力的正當性使他們更不知羞恥，而選舉，使極端的短視和極端的庸俗堂而皇之成為正統價值，主導社會。
　
是因為這難以承受的幻滅，使得濟濟一堂的文化人不願向元首起立致敬嗎？ 　

而我們追求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夢想──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就在我們的焦慮、沈重、幻滅中從此放棄了嗎？路，怎麼走下去呢？
　
文化的「精神分裂症」 　

有一年，十歲的孩子從學校回來，興沖沖拿出剛發的新課本給我看。
　
攤開一張地圖，是我們這個不到兩萬人口的德國小鎮。
　
母子兩個用手指在地圖上游走：這是孩子撩起褲腳抓野鱒魚的小溪；這是常去爬的狐狸山，海拔三百公尺；這是離家五公里的池塘，我們曾經在池塘邊撞見過一隻低頭喝水的野鹿。

孩子繼續尋找他熟悉的一草一木，我卻驀然難過起來。
　
十歲的我，我們，可從來沒看過我們的村落地圖。
　
課本上教的是偉大的長江黃河、壯麗的泰山長白山，我們從來沒見過也無從想像的地方。
　
自己游泳釣蝦的河流，躲藏玩耍的山頭，曾經一跤摔進去濕淋淋爬起來的池塘，卻都是沒有名字的；或者說，從來不曾在課本裡、地圖上，看到過自己的腳真正踩過涉過的山頭和溪流。
　
我們是這樣被教育的：別人的土地，假裝是自己的，自己的土地，假裝它不存在。
　
土地其實就是民族記憶，所以我們腦子裡裝滿了別人的記憶，而自己活生生的記憶，不是自己瞧不起，就是不願面對，也不敢擁抱。
　
這是強權統治所造成的一種集體文化精神分裂症狀。　

當我們終於可以擁抱自己的時候，我們死命把住自己的土地，把它神聖化，獨尊化，圖騰化，絕對化，要它凌駕一切，要所有的人對它宣誓忠誠，對它低頭膜拜。
　
我們非常霸道，因為我們不平衡──受了創傷的人不容易平衡。
　
二二八的殺戮，白色恐怖的迫害，講閩南語要處罰的侮辱，統治者文化優越感的盛氣凌人，是我們心靈上一道一道的疤痕。
　
疤痕仍隱隱作痛，使我們自覺有霸道的權利。
　
同時，我們急切地想把疤痕去掉，徹底去掉，卻發現，那每一道疤痕都已經是自己身體的一部份；要去掉，必須把肉刮掉，刮肉，意味著更大更深的傷口，更多未來的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