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保護區】--作品解析
（收錄文章 since 網路森林1998∼，著作權屬各創作者所有，非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
◆ 關於限界及其以外的可能及不可能性－－關於《國境之南、太陽以西》／湯禎兆
來到東京之後，在一些新刊雜誌裏，偶爾也會看到村上的作品，不一定是文學創作，甚至應說大多皆不是文學創作，沿用村上詞彙，為「掃雪」的工作而已。他所有的隨筆集，我想也可作如是觀，只是他「掃雪」的工作範圍甚廣，由採訪各式工廠、介紹鍾情的外國作者（如
Scott Fitzgerald、Raymond Chandler 等）乃至引譯外國雜誌資料（如《Esqure》）。
凡此種種，說明他在當代日本社會中所處的位置及其功能。與此同時，作為小說家的村上春樹，亦成為文化界各畛域欲求探討的對象。社會學界求解釋他廣受歡迎的原因；女性主義論者力斥《挪威的森林》的可惡；正統文論者緊纏全共鬥後文學之論題不放－－以至討論分析村上春樹的專著如春筍叢生，在書局的架上成行成列。除了現代的文匠如夏目漱石、太宰治、宮澤賢治等人之外，當代作家領域裏，村上有幾可匹比大江健三郎之勢。
在「掃雪」與創作的兩岸之中，村上春樹或許反倒引起了一種正面積極的作用，讓某程度上封閉了的傳統理論分析，得到和實際社會狀況對照研究的一次機會。村上春樹的這種「存在」狀態，照出讀者及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及取向，但同時也反映出日本社會容受力的可能性。社會輿論沒有把村上春樹規限作為翻譯匠人，也沒有推進純文學保壘，讓他保持一貫不作喧鬧的態度作風（和村上龍之流截然不同），以「作家」身分存在下去。相反，在香港「村上春樹」卻淪為一種情緒式的描述詞彙（在語言運用上，這四個字很多時已非用來稱謂指述一個人），甚或流行趣味的方向指南。我想這也是香港社會容受力的一種反照。據說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哲學乃以同一素材予以不同的調動，我想在同時談「村上春樹」的一刻，或許也引出「村上春樹」作為一種限界及其以外的可能或不可能性。
簡單地說，在出現把「村上春樹」誤會等同為當代日本文學精髓的概念之前，考慮作為文化成品之一環的可能性－－背後可能附成一類的還有吉本芭娜娜的小說及俵萬智的詩（《沙律紀念日》，有英譯本，以日常語言寫成的生活詩，深受年青讀者，尤其是女性的歡迎），以及人文藝術上的追求探索－－其歸類的矛頭正指向當代日本作家的面貌，在面對同樣的社會狀況中，其他作家如中上健次、津島佑子、池澤夏樹等等怎樣經營各自不同形相的作品。
和《挪威的森林》一樣，（「挪威的森林」乃披頭四的曲目），「國境之南」來自 Nat King
Cole 的曲目（King 1917-1965，美國黑人爵士樂鋼琴手及歌手，1939 年組成 Jazz Trio，1943年轉任為歌手）。在「我」和島本仍是孩子的時侯，「我」每次聽這首歌均有不可思議的感覺：國境之南究竟有甚麼？長大之後明白了歌詞後甚為失望，原來僅是墨西哥的歌而已，國境之南似乎應有更精彩的東西。島本的想像中那裏有很漂亮、很大及柔軟的東西，能觸摸，不能吃，有很多「大概」的國家。
「太陽之西」來自一種西伯利亞歇斯底里症，島本說乃從中學的課本上看到的。在西伯利亞的荒野中，有一農夫單身住著。每天下田工作，四面為東南西北的地平線。他依據太陽的升降來起居作息，太陽出來下田，當頭則休息吃午飯，下山則回家睡眠。在每天看著這循環時，如果你是那農夫，忽然身中好像有甚麼斷掉。放下鋤頭，就這樣甚麼也不想一直往西走，向太陽之西。不知經過多少天不喝不吃，終於倒在地上死去，這就是西伯利亞歇斯底里症。
島本不知道太陽之西有甚麼，但無論如何應與國境之南有所不同。「國境之南、太陽之西」其實已標誌了全書的軸心關鍵，因為在生命的年青期抱著太多的可能性，甚至未曾明白己嚮往相信一些信念方向。村上春樹以四十歲的「我」重述這半生，其中在敘述不同時段時已有當下「我」的觀點融貫其中。正如在「我」回憶島本年輕時的事，「我」提到只能用「恐怕」一詞。在檢證過去龐大的記憶時，決定甚麼是正確，甚麼是不正確並非「我」的職務。其中的微妙處為即使可重敘回憶事情，但觀點囿於經歷的改變而出現差異。
以四十的「我」來記憶生命往事，也表示出縱使現在再重複一遍，要錯的仍是會錯的，傷害人的到頭來還是照樣傷害人。現在肯定與否定對過去時段完全起不了作用，所以
Izumi （泉）因曾受傷害而至今仍怨恨，而且辯證地說來，今天之肯定或否定（或者用修正會準確一點）乃衍生自過去經歷的教訓體驗。如果沒有嚐到過去的滋味（無論現在覺得是對是錯），根本就不會出現當下的看法。恰如年少時的「我」被島本問及喜不喜歡當獨生子，「我」的答案為表達不出來，因為至那刻為止「我」也不過作為獨生子被撫養，如果有兄弟姊妹，「我」就會成為與現在不同的「我」。
對學生運動的看法，很能看到「我」在歷史經驗中出入的奧妙處。和 Izumi 的分離，除了發生和她表姊的關外，更重要是「我」知道那年頭很多大學給學生佔領了，示威的風潮席捲東京。世界在眼前正起著重大變化，「我」感到肌膚發熱。即使可換取
Izumi 答允「我」發生性關係，大概也不願留在這城鎮裏，而必須上東京尋找大學唸書。進大學後最初的年頭參加示威，和警察對抗，支援大學罷課，出席政治集會，且和其中的知心人結交。但無論如何，自己投石襲警，總覺得自己並非自己來般。逐漸失去居於其中的連帶感，暴力的氣味和激昂的言辭褪淡了光輝，而慢慢又憶起和
Izumi 兩人共度的日子。當一切以為已經過去，風平浪靜，結果在妻子父親要求借名瞞稅進賄時又湧起波瀾；甚至對妻子依父命買股票賺錢大發脾氣，僅因「正義」及「不正義」的畛界沒有隨那時代而逝去，仍留在「我」的腦海中。
村上春樹一直在處理的，乃人在生命不由自主的歷程中，有多大的自主能力。他並非悲劇宿命論者，假若如此則小說的男主角便可活得更自在，因為責任不在一己身上。村上春樹今次拋棄「羊男」的布局（「羊男」的存在有如漫畫中的「叮噹」，在聯結現實與幻象界作為隱喻存在的同時，也是小說經營上某程度的萬能藥方），把《挪威的森林》部分影子重構經營，我想證明了他對自己創作所負的責任。明白了「國境之南」無甚驚奇之時，仍對自己說往「太陽之西」走走看看。
（Post Time: 2000/08/24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