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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打倒日丸旗──對抗日本航空之戰
最激烈、也是最後一次吵架，隨著自己就任 JAL 特別顧問而落幕。
2002 年 6 月 4 日，是我迎接六十歲「還曆」大壽的日子。「還曆」指的是從我出生的 1942 年（也就是壬午年）開始起算，經過了 60 年的循環周期，又回到了壬午年。我將 60 歲還曆大壽視為人生的第三次成人式。
6 月 4 日當天下午六點，我在東京台場的日航東京飯店設宴，招待昔日對我照顧有加與被我添了許多麻煩的賓客約千人，一同迎接我的第三次成人式，並祝賀由我擔任會長【註釋 A】兼社長【註釋 B】的新日本觀光公司創社七十週年慶，以及我就任湘南工科大學校長 21 週年紀念。
當日除自民黨前任幹事長古賀誠、首席副幹事長甘利明上台致詞外，與我私交甚篤的賓州州立大學校長葛拉漢．斯柏尼及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兩人雖無法到場致賀，也都親自拍攝影帶表達祝賀之意。
從一個調皮搗蛋的壞小孩，經過坎坷歷程而成為知名企業家，現在甚至成為教育家，就某個角度來看，我算是個成功者。除此之外，這個慶祝酒會更是別有一番意義。
就在慶祝酒會結束後，我接著於同地點召開就任日本航空系統特別顧問的記者會。日本航空系統是由日本航空（ JAL ）與日本航太系統（ JAS ）合併成立的新公司。我得以擔任特別顧問一職，說穿了其實是我跟 JAL 長年抗爭的戰果。
兩家公司合併的消息於 2001 年 11 月對外發布，但是公平交易委員會不予承認。經過多次協商，在舊識公平交易委員會根來委員長的議決下，於 2002 年 4 月 26 日批准該合併案後定案。
JAL 欲把我從最大股東的寶座拉下
話說 JAL 與 JAS 合併案被批准後一個月，亦即 2002 年 5 月 27 日， JAL 兼子勳社長與新町敏行常任董事聯袂前來糸山大樓（Itoyama Tower），造訪我所在的十七樓辦公室。雖然正值業務繁忙期，因對方堅持登門拜訪，我只好抽空接見。在這之前，兼子社長曾多次邀約拜訪，我總是委婉回絕，畢竟拒絕他人的分寸須拿捏得宜。
我覺得這是和他談清楚的時候了。
窮鳥入懷，獵人不忍殺之。對表現恭順之意的對手，身為將帥的我，也應該敞開胸懷以待才對。
當然，兼子社長想跟我談什麼我心中早已有譜，一切也按照我的計畫與想定的劇本演出。
兼子勳──1938 年出生於舊滿州國，東大法學部畢業後於 1960 年進入 JAL ，其後歷經總務、管理等部門，為典型的 JAL 官員體制出身。
1998 年 6 月，他擔任社長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糸山大樓拜訪我。他虛心地對我說：「無論如何，請您在我任內續任敝公司最大股東，我保證絕不給您增添任何麻煩，而且公司還要仰賴您的通盤高見。」可是就在他就任的翌年，可能是他社長寶座坐穩了，不要說是聽從我的意見，就連彼此的討論也沒了。
按照往年慣例，每逢我的生日， JAL 會固定送玫瑰花祝賀。比方說，在我五十九歲生日時， JAL 的新町常任董事就代表兼子社長送來五十九朵玫瑰花。當時新町常任董事也依照慣例致上賀詞，但是與往年迥異的是：他壓根兒沒提到我是「最大股東」這件事。事實上，這是有跡可循的。
依當時股票投資季刊《會社四季報》所載資料，我所持有的 JAL 股份共計 6, 197 萬股，扣除他人請求我轉讓的一千萬股後，我的持股應該為 5, 115 萬股。儘管如此，與第二大股東（東京海上火災保險）所持有的 5, 113 萬股相較，我的持股還是多了一些，所以我便稍微寬心。然而，東京海上又再收購十多萬股，因此比我所持股數多出十多萬股，他們也就自然地成了 JAL 的最大股東。
我當然清楚這樣的把戲，如果東京海上事先未與 JAL 兼子社長協商，這絕不可能辦到。也就是說，兼子社長企圖與東京海上聯手，打算將我從最大股東的寶座拉下，他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在股東大會上鞏固自己的地位。
我個人自始至終從未參加過 JAL 股東大會。原則上，我將所持股數委託書交由董事會代表處理。就兼子社長的立場而言，他當然希望取得我的委託書。連續三年無法取得最大股東的委託書，對一個上市公司的經營者來說，這是非常有失顏面的事。於是 JAL 經營團隊只好央求第二大股東東京海上，請他們在股東會前增加持股，暫時取得第一大股東的位置。 JAL 經營團隊之所以精心策畫，目的是為了再取得東京海上的委託書，以便主導股東大會議事進行。
我實在無從理解兼子社長那句「無論如何，請您在我任內續任敝公司最大股東」所謂何意。或許這件事只是反映他懦弱、怕事的心態罷了。（爾後我在盛怒之下加碼 JAL 持股到七千萬股，再度奪回最大股東名號自不待言。）
我透過官方網頁發出有關 JAL 的訊息與報導，兼子社長都要求秘書仔細過濾及詳讀。從這個舉動看來，顯然他相當在意我的動向。
另一方面，其實我對他的一舉一動亦瞭若指掌。正所謂「孫悟空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我無須採取特殊手段， JAL 的內部情報就會自然而然地傳到我的辦公室。
如此一來，爭吵的勝負結果事前早已分曉，不言自明。我只是伺機而動，就像技術高超的船長操縱遊艇無聲無息地靠岸一般，時機也必定會悄然地出現在該出現的地方，這個時機就是 5 月 27 日的糸山大樓會談。
為重整 JAL 開出四大條件
當天兼子社長先針對公司未來業績展望做了簡報。接著他吸了口氣，開始表明此次拜訪之目的。
「如日前所述， JAL 和 JAS 合併後，首先於十月二日成立控股公司──日本航空系統。對此，我懇請糸山會長能擔任這家公司的『Executive Adviser』。請您務必接受我的請託。」
這是我前所未聞的「洋」職稱，我請兼子社長以日文解釋何謂「Executive Adviser」。
兼子社長回答：「用日文解釋就是特別顧問，或是首席顧問。職務名稱當然會一併用英日文標明清楚。這個職位是專為糸山會長所設，希望見多識廣的您能給我們通盤指導。」
又再說什麼「希望見多識廣的您能給我們通盤指導」的話。聽到這句話，我幾乎想當場頂回去。只不過這場爭吵至此勝負已分，所以作罷。但是為了解兼子社長的誠意和決心，我反問：
「若我接受此職務，你們將面臨十分嚴厲的管理方式。所有事情都須秉公處理，不允許私相授受的情形。關於這點，你們可以接受嗎？」
兼子社長、新町常任董事與我目光交會，點頭表示願意接受。
其實我本來就是「航空業一元化」論者。對於 JAL 和 JAS 的合併，我早些時候就表示支持，控股公司成立之事我亦樂觀其成。
當時控股公司成立在即，原本的管理團隊又盡了三顧茅廬之禮，身為最大股東的我，理當義無反顧地全力支持，於是我很爽快地允諾。
因此 JAL 史上第一位特別顧問就此誕生。對我而言，出任特別顧問一職，讓我成為這個航空公司名副其實的大老闆。況且此提議並非出自我口，是因為對方再三請託，我才同意任職。
對於剛舉行第三次成人式的我，這個提議實為錦上添花、再合適不過的賀禮了。
我與 JAL 長年以來的爭吵，總算在我同意出任特別顧問一職之後完美落幕。不過，在握手言歡之前還有一個重要工作，那就是議決權同意書（亦即委託書）的交付手續。
在那次 JAL 的定期股東大會中，併呈了不配發股票股利與股息方案、承認控股公司成立等重大議決案。
按照往例，在如此重要的股東大會前一週，兼子社長和新町常任董事聯袂拜訪我，最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取得我手上的委託書。
對他們而言，既然我已同意接受特別顧問之職，他們此番造訪，委託書必然勢在必得。但身為最大個人股東，我肩負監督職責，實在無法無條件同意所有議決案而奉上委託書。
【註釋】
A 會長即董事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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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長即總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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