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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這是一本十多年前在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舊書，其中的一些文章寫於二十多年前。
由此再追至三十多年前，我剛進中山大學歷史系，便聽到了這樣的說法：只有年輕的物理學家、年輕的數學家、年輕的文學家，絕沒有年輕的歷史學家。歷史學家的「黃金」時代是55歲至65歲。後來又放寬條件，說是從50歲開始。由此前推到他的「白銀」時代，也要從40歲開始。這對剛剛入學的我，產生了一種朦朧的困惑：對於一個願意研究歷史的學生來說，在他的「黃銅」時代、「黑鐵」時代甚至「堊鋁」時代，又該做些甚麼呢？
話雖是這麼說，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中山大學歷史系很鼓勵學生進行研究。我不知道這一做法始於何時，但我卻因此有了一些習作發表。爾後到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做研究生，導師陳旭麓先生尤其強調寫。我剛上第一個學期，在上海第六人民醫院做一小手術，同學潘振平來告我，陳先生讓我們每人寫一篇論文，題目自己定。此時我正在看《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於是寫了《鴉片戰爭時期的中英兵力》。跟陳先生學習的兩年，我幾乎不停地寫，大約寫了十多萬字，我也在懵懵懂懂之中進入了史學。本書中《第二次鴉片戰爭清軍與英、法軍兵力》、《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清軍的裝備與訓練》兩篇，即是碩士論文中的主要部分。
我由此知道有兩種培養歷史系學生的方法：最常見的是讓學生們先經過嚴格的方法訓練，熟悉主要或大部史料，方才動筆。這也是我現在經常訓練學生的方法。另一種不常見，主張學生儘早進入研究的階段，通過研究來學習歷史，即陳先生當年帶我們的方法。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種方法更好，很可能各有利弊，但我確實是從後一條道路上成長起來的。也因為如此，我知道後一條道路的全部缺點。史學確實不是年輕人的事業，不管你用何種方法，都不可能速成，而需要用大量的時間來熟悉史料並了解學術史，且動筆越早，就越有可能悔其少作；然而，年輕時若不勤於動筆，又何來成熟？又何能思暢筆順？很可能會長久地澀於寫作。這幾乎是一種悖論。
從第一篇文章《鴉片戰爭時期的中英兵力》，經《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苦命天子：咸豐帝奕?》，到本書的最初結集出版，十八年的時間，就這樣無聲地過去了。
我還必須說明，我在這一成長過程中得益於許多編輯。作為一名大學生、作為一名研究生，我當時投出的稿件都得到了認真的處理，竟然沒有被退稿，而被各種刊物所採用。讓我至今都感動的是，我在研究生時期的習作《鴉片戰爭時期的中英兵力》，自行投到《歷史研究》，資深編輯左步青先生給我回了一封長信，詳細說明要求，提供修改意見。我因在校期間學習過於緊張而未來得及修改，畢業後來北京，他還多次詢問。當我最後將修改稿交給他時，時間已過去了一年。由此而成忘年交，無論是學業還是生活，他對我都多有幫助。除了左步青先生外，助我甚多甚力的編輯還有：夏良才先生、馮士缽先生、張亦工先生、阮芳紀先生、曾業英先生、許醫農先生、朱金元先生、陳達凱先生……他們現已離開編輯崗位甚至已經去世；至於現今還在編輯崗位上的諸多朋友，我還不願說出他們的名字。對於他們和他們所從事的行業，我的心中有?一份感謝，更有?多量的敬意。與二三十年前相比，我們的學術刊物、出版社增加了幾十倍，但年輕人的發表機會似乎並沒有相應的增加，反而經常聽見他們說起各種各樣的「版面費」、「補助費」。我以為，編輯部也是培養人的地方，編輯也可以成為史學青年成長的導師。
與十多年前上海三聯書店版相比，本次出版增加了《鴉片戰爭時期的中英兵力》（原載《歷史研究》1983年第5期）一文，以表示對陳旭麓先生與左步青先生的敬意與謝意，儘管其中的主要內容已被我寫入《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其餘各篇的最初發表為：《第二次鴉片戰爭清軍與英、法軍兵力》，《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清軍的裝備與訓練》，《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虎門之戰研究》，《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吳淞之戰新探》，《歷史檔案》1990年第3期；《廣州反入城鬥爭三題》，《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第一次中比條約的訂立時間及其評價》，《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鴉片戰爭清朝軍費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入城與修約：論葉名琛的外交》，《歷史研究》1998年第6期；《大沽口之戰考實》，《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浙東之戰的戰術》，《檔案與史學》（上海）1998年第6期。只有《公使駐京本末》一文，原投於廣東某刊物，後因該刊被撤銷而未能發表。由於搜集材料、論文寫作與在學術刊物上發表，還有一些時間差，以上這些文章大多可謂是我在「黃銅」、「黑鐵」時代的作品，現在看來顯然有?許多不足；但使我稍稍心安的是，此中也不盡是廢銅爛鐵。
由此而回想起在華東師範大學做研究生的日子，不濃不淡地全在記憶之中。從麗娃河到東川路，人生已是一周。此文史樓已非彼文史樓。坐在此處，重校當年的舊稿，心情自然殊樣，就像大樹看見了自己的年輪一樣。
茅海建
2009年5月於東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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