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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章 帝制時期的運營和治理
系統背後的力量
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開篇中提出，近幾個世紀以來自給自足的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促使歷史學家選擇國家作為研究歷史的一般範圍。但是在歐洲沒有一個民族或者民族國家，能夠說明它自己的問題。即使相對隔離的大不列顛，也不可能是一個孤立的「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歷史研究範圍」。發生作用的種種力量，並不是來自一個國家，而是來自更寬廣的所在。所以，湯因比主張以文明而不是以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的單位。不過，對於古代中國而言，文明和國家的單位可能大致是重合的。以黃河、長江為母親河的農耕族群不斷開拓，並與周邊遊牧、漁獵等族群碰撞和融合，這種中華文明發展的過程和超大規模國家政權的演變是一致的。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實是指中華文明閉環內政治權力的治亂興亡。
自從秦政權統一天下，中國古代國家政權進入了兩千餘年的帝制治理週期。其中經歷了多個王朝的更替和轉換，既有大一統盛世的文治武功，又有大分裂血腥的至暗時刻，但是，以天命傳授為合法性來源的皇權系統始終未變，只不過更換了不同的帝王家族。一部二十四史，已經勾勒出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在古代通訊、交通都較為落後的情況下，維持巨型帝制國家政權循環運營，這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事件。
無論是中華文明閉環中皇權系統動態的持續性，還是系統持續過程中的動盪、潰敗和重建，除了環境中相對獨立的地理特徵等諸多因素，其他背後發生作用的力量，可能還包括統治國家理論的號召能力，統治國家策略的控制能力，以及國家政權組織的保障能力，國家政權資源的動員能力等。我們不妨把每位統治者、每個朝代和每個歷史階段，乃至帝制時期整體的國家治理體系，都視為一段段可被研究的系統模型，以微觀、具象的角度入手，從運營系統大環境、價值觀、方法論、組織和資源等多個維度進行觀察，如果期望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就必須保持這幾者關係的平衡，反之，若是其中某一部分或某些部分存在缺陷，或發生重大負面的變化，系統一定會出現障礙或崩盤。 國家政權的大環境，除了氣候、地理和災害等自然界的挑戰，主要表現為外部和內部的各種條件。包括境外對立政權等外部狀態，以及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內部因素，這些都反映了絕大多數人群的利益需求，是當時社會主要矛盾的體現。《孟子》的「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充分揭示了自然氣候、地理風貌和民眾心理等各種環境因素的影響。
價值觀即官方的統治理論，來源於宗教、學術流派等思想積澱，表現為統治者主導的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信仰，對於相當多個國家的治理體系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中國歷史上的儒家、法家和道家等思想，是王朝演變合法性來源的重要精神力量。
方法論即政權的統治策略，是運營系統中決定性的因素，可細分為多種局部的分策略，分別對應於不同時期、區域和人群的階段性需求。包括內部對豪族、士人和平民等各種社會力量的策略，外部對地方割據政權、少數民族政權和其他境外政權等化外力量的策略等，具體表現形式為國家的公共產品，即對內或對外的各種制度、法律和政策。
組織指統治集團組織體制的保障，涵蓋團隊和機構兩大方面。宗室、外戚和宦官等宮廷親屬力量，以及功臣、武將和文官士大夫等朝廷官僚力量之間的一致性、可控性，從中央到各地軍政機構的完整性、有效性，這些都是皇權系統正常運營的必要前提。最高統治者作為組織的決策者，其性格、行為和習慣，深刻影響?團隊和整個國家的文化。
資源指國家人力、財力和其他物力資源的動員水平。王朝政權武裝的組織能力、財政的控制能力和戰略物資的掌握能力，這些動態的資源體現了系統的綜合實力。強大的組織可以動員充足的人力、財力和物力資源，強大的資源也可以促成更加完備的組織體制。
在國家治理五個維度的模型中，方法論及相關制度、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源於大環境、價值觀、組織和資源的合力，而不是僅僅受制於某一方面的因素。一旦正確的策略確立，組織體制保障即成為運營系統的主導性力量。統治國家的價值理論和方法策略實現統一，不僅可以帶來組織的完善、資源的累積，甚至可以突破大環境的瓶頸，推動整個治理體系的良性成長和正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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