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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特朗普崛起
特朗普的美國是個非常憤怒的美國
社會情緒的對立充斥在各個角落
憤怒和對立形成的力量助推了特朗普的橫空出世
他的一言一行又持續為美國的憤怒與對立提供氧氣
共和黨和民主黨在這樣的氧氣層中彼此各自敘事
他們爭相向相反的方向拉扯美國本已四分五裂的社會
那些掙扎的人們則努力尋找自己的定位
一黨治國
（一）
2018 年5 月，我去紐約參加一個全球投資領域的閉門會議。參會者多為大型投行、大型私募基金、對衝基金等投資、財富管理的負責人，平均下來每個人管理的資產大概能達到50 億美元。這些資本界大佬們氣場強大，自信中多少有些自負，畢竟他們具有雲集影從的行業影響力，甚至可以創造新的市場。
我拿了些早餐，找了張沒人的桌子坐下來。對面很快坐下了一個體面而低調的中年男士，他的胸牌上寫?摩根大通的字樣。我們簡單地聊了起來。他提到了位於斯里蘭卡南部交通要衝的漢班托塔（Hambantota）的港口，他講述了中國招商局集團如何巧妙地把連年巨額虧損的漢班托塔港作為目標，如何在關鍵時刻以11.2 億美元的總投資獲得漢班托塔深水港99 年的特許經營權，對該港口進行開發、運營和管理。
然後他話鋒一轉，說，這是典型的羅姆尼（Mitt Romney）打法，中國企業家是羅姆尼的好學生。
羅姆尼的名字在那兒之前我已經有幾年沒有聽到了。他人生的頂峰是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和前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角力。此前他與人合夥開辦了投資公司貝恩資本，在他領導下，公司年投資回報率為113%，通過控股併購獲利。
摩根大通男的話把我帶回到了2012 年總統大選。那是我經歷的第一次美國大選。共和黨的黨內初選拖沓而冗長。2012 年4 月24日，新一輪黨內初選在東北部的賓夕法尼亞州、康涅狄克州等五個州同時舉行。當天晚上羅姆尼出現在鏡頭前已經是五州連勝的霸主形象。在他看來，那場自1976 年以來最長的一次共和黨內初選，已經可以提前奏起凱歌了—按照程序，共和黨還有15 場初選，而羅姆尼離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也只剩下了一個程序。站在新罕布什爾州喧然沸騰的支持者面前，羅姆尼亮出宣言：「更好的美國始自今夜」，正式開始與奧巴馬對決。
羅姆尼是共和黨還算一個不錯的選擇：一個顧家有責任感的男人，一個善於審時度勢，當機立斷的商人，一個在政商兩界都有家道淵源，也有實踐經驗的成功人士。羅姆尼令貝恩資本投資公司轉危為安，把鹽湖城冬季奧運會奧委會從債務危機和行賄醜聞中挽救出來，這些強化了他對自己的商業管理、經營才能及財務管理能力的自信，並認為這些經歷已轉化為競選的技術優勢。
羅姆尼的優點這樣突出，以至於當年在佛羅里達州海濱城市坦帕的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會議的主要目標之一、共和黨人關注的「最緊迫任務」是去除羅姆尼「選舉的最大障礙」— 反擊民主黨把他描繪成不接地氣的精英分子，恢復他的商業形象。
那是美國歷史上最為膠?的一次選舉戰。雙方相持不下，就連資金的籌集也如此。羅姆尼的競選團隊有強大的籌款能力，奧巴馬的團隊更以有競選資金優勢而聞名。統計數據顯示，民主黨和奧巴馬共籌集資金12 億美元，羅姆尼和共和黨共籌集資金11.8 億美元。
從務虛的層面看，羅姆尼和奧巴馬兩個人都有將意識形態讓位於效率的傾向，在政策執行上都傾向於較為理智。兩個競爭對手都是意志堅強的實用主義者，這也難怪羅姆尼的醫改方案與奧巴馬推銷的全國醫改版本所差不多。
但最終，羅姆尼敗給了尋求連任的奧巴馬。
在美國，我試圖去了解美國的總統政治，後來我發現很多權威人士和專家的預言最後大都落空了。2012 年大選期間，我請教的權威人士和專家的觀點是，雙方在經濟策略方面的角逐，將最終決定大選的落幕方式。
《美國政治年鑒》（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一書作者、美國企業研究所常駐研究員邁克爾．巴羅內（Michael Barone）就對我說，經濟問題對於選民的重要性毋庸質疑。在處理經濟問題方面，民調傾向於支持羅姆尼，他的支持率要領先於奧巴馬。
歷史則一再證明，重要的是很多的相關誤差（correlated error）項。每次美國大選基本上是選民對此前積累問題的反應，即所謂的相關誤差。奧巴馬2008 年贏得大選，那也表現了選民對伊拉克戰爭的美國立場，以及對金融危機的反應。伊拉克戰爭的僵局和金融危機後的經濟亂世— 金融危機、股市暴跌，步履艱難讓奧巴馬得以成功晉身美國總統。
作為局外人，共和黨對我而言就是亞伯拉罕．林肯的政黨。民主黨則是經濟大蕭條時推行「新政」的羅斯福的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區別可以套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區別— 保守主義者偏好減稅措施，因為它不重新分配財富，也沒有讓政府干涉市場；自由主義者偏好公共支出措施，因為它使政府發揮出更大的作用，且可以改善社會中處境最差者的福利狀況，奧巴馬和羅姆尼的分歧也大體如此。
美國勞工部前副部長、喬治城大學公共政策學院院長愛德華．蒙哥馬利（Edward B. Montgomery）曾在2009 年擔任奧巴馬政府的汽車業復蘇計劃主管，對奧巴馬的救助政策有?近距離觀察。他對我歸納說，羅姆尼的專注點是減稅，主張降低對企業和資本收入的稅收，削減政府赤字和政府社會開支，減少監管干預。二者最大的區別是，在促進增長上，奧巴馬把政府視為私營部門的夥伴，羅姆尼則將政府比做私營部門的絆腳石。
羅姆尼努力地證實自己傳承了共和黨的衣缽。在經濟政策主張上，羅姆尼恪守了共和黨保守主義的傳統：主張以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為理論依據的低稅收；主張回歸小政府，遠離所謂「歐洲式」福利社會；低赤字。
在意識形態上，羅姆尼也向共和黨的保守勢力靠攏。在此前十年左右的時間，共和黨內部裂痕日益擴大，政治極化，時常訴諸於政治邊緣主義，黨爭尖銳。這一趨勢迫使羅姆尼從2008 年的共和黨右翼候選人完全蛻變成了2012 年的左翼候選人，以此擺脫對手說他是「麻薩諸塞州的溫和政客」的攻擊。
共和黨內部保守勢力則繼續崛起，並成為一支強大的力量。在2012 年大選之後，激進的保守派陸續上演了讓政府關門之類的鬧劇，對此，更主流的共和黨則束手無策。
一個有趣的案例是2014 年至2015 年，圍繞美國進出口銀行去留，美國國會保守派展開了政治博弈。美國進出口銀行的主要職責是提供一般商業渠道所不能獲得的信貸支持促進美國商品及服務的出口、增加就業。但針對它的指責則譏稱它是企業福利的典範，痛斥它是裙帶資本主義的標桿等等。
該行董事長兼總裁弗雷德．霍赫貝格（Fred Hochberg）在2015年該行被迫暫停經營權之際，接受了我的採訪，自然不忘捍衛他領導的機構的合法性，他說，「美國有強大和有效的私營部門，所以大部分出口不需要靠美國進出口銀行融資。我們的角色相反是為那些商業銀行不能或不願提供幫助的美國出口商服務，使他們能夠開拓新市場，發展壯大，增加更多收入的就業。」
拋去法律層面的細節分析，顯然美國進出口銀行成為政治較量的一個山頭，因為報道美國進出口銀行的命運，我也有機會近距離觀察這個一直讓共和黨覺得難堪的實體機構，許多人把它描繪成政府對企業厚此薄彼、浪費政府開支、或對貿易進行管治的表現。
在意識形態領域，很多人認為，如果共和黨人打算和以「大政府、大花費」為立場的民主黨區別開來，那麼讓美國進出口銀行退出歷史舞台是很順手的選擇，是用立見分曉的辦法來檢驗共和黨能否回到自己小政府根基中去。這場意識形態的戰鬥雙方，一方是共和黨內部的持自由市場觀點理論的人士，對抗的一邊則是在華盛頓政府內部的當權者。
雖然美國進出口銀行後來獲得了期限至2019 年的再次授權，但共和黨內的分化直接帶來了共和黨選民的分化。共和黨內反對建制派的聲音如此清晰而一浪高過一浪，最終把特朗普（Donald Trump）推向總統寶座。
（二）
那年大選羅姆尼敗北，但敗北的原因和經濟議題關係並沒有人們預測的那樣大。四年後，希拉里（Hillary Clinton）敗北，敗北的原因和經濟議題的關係也沒有人們想像的那樣大。人們開始重新梳理思路，發現一句很少被用的金句可以做為解釋：政治是文化的副產品（politics is downstream from culture）。
政治是文化的副產品是基督教保守主義的觀點，大體上有幾層不同的含義：選民的政治觀點大多不像政治學者那樣經過深思熟慮的思考分析，相反，他們更多的是一種表達，包括對價值、對「酷」的事物，對恐懼，對愚蠢和聰明等等的表達；
大多數選民們通常把更多的時間精力和心力用於文化的追求— 從大眾傳媒到電子遊戲的消費；從去教堂，去學校，去博物館，參加槍支俱樂部，參加舞蹈活動等不一而足— 而不是用在政治追求上。所以對佔據了人們更多時間和空間的事物的態度，會影響和支配那些在他們生活中體量較小的事物的態度。不僅僅是他們的理念和信仰，更是他們所了解和信任的人；
年輕一代更傾向於從文化資源而不是明確的政治資源中，獲取他們的價值觀和「事實」。比如羅姆尼在臨近大選時才意識到，最具爭議、最敏感的議題之一是移民問題。
羅姆尼在2012 年初建議非法移民應該「自我遣返」— 他們若找不到工作或無法獲得駕駛執照，就應該自行離開美國。半年後羅姆尼收回此前的建議，說他贊成一個長期的、全面解決非法移民問題的方案。他沒有動搖的觀點是，反對為非法移民提供「大赦」或「磁石」，如駕照、工作和州內大學的學費。
與此相關，羅姆尼犯下的大錯是對少數族裔的忽視。這與其說是羅姆尼的誤判，不如說是共和黨的失誤。2012 年大選中，僅三成的拉丁裔、25% 的亞裔和8% 的非洲裔選民表示支持共和黨。共和黨失去少數族裔選民的背景是，美國正在發生一場重大的人口變遷，拉丁裔選民那時已快速增長至美國選民的10%，其中他們中的70%把票投給了奧巴馬。
在羅姆尼籌款期間，就有捐款者建議他重視弗吉尼亞州北部。弗吉尼亞是我每週都要去幾次的地方，過去一直是共和黨支持者的勢力範圍，但隨?越來越多的移民和不同族群的選民搬入，那裡的政治格局發生逆轉。弗吉尼亞北部的費爾法克斯郡，1992 年前有3%的居民在美國以外出生， 2012 年這個比例接近30%，民主黨兩次大選均在當地全勝而歸。
我的朋友Don 是加州的專欄作家，每年他都在華盛頓與加州間往返數次，一方面是照顧兩地的房產，另一方面也便於他持續關注兩地的政治生態變化。他向我描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荷里活明星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就一邊倒地傾向於支持民主黨，搖滾樂藝人也大多是民主黨人，可能在美國藝術家中，願意認同共和黨保守的社會觀念與政策是鄉村歌手，他們大多在美國南方鄉村的白人家庭裡長大—共和黨、保守派與鄉村音樂是標配。
每個選民價值觀的形成，與其如何受教育本身沒有關係，卻與其價值觀如何形成有關，比如居住在同質、還是多元的環境裡，看世界是全球視野，還是區域性的眼光。
在共和黨選民中，其文化觀照的窘境表現在，在移民、墮胎、宗教和同性戀權利等問題上過於強硬，無法通融。同時隨?亞裔、拉美裔移民的增加，激發了共和黨選民的深切的認同焦慮感。其中最為極端的例子是Don 所在的加州。加州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是共和黨的天下，到了上世紀末就完全成了民主黨的地盤。近年來，加州登記的民主黨選民數量沒有太大變化，登記的共和黨人數卻下降了10%。Don 在加州的保守派朋友描述說，他們感覺自己的存在就像瀕危物種一樣。
這個現實使南加州風格的共和黨保守主義變成了鬥爭的保守主義。他們並不關心政策有甚麼具體細微差別，似乎一切都為了「反意識形態」。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政治記者湯姆．漢木博格（Tom Hamburger）曾贈我一本他與人合作的書《一黨治國》（One Party Country: The Republican Plan for Domi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如今回頭去看，小布殊任總統時，共和黨通過對自身運轉機器的嚴格檢視，一直努力建立保守派的優勢地位，現在共和黨仍然保持了這其中的一些動能。
2014 年中期選舉，共和黨利用白人選民對民主黨的反彈，利用成為少數黨危機「哀兵必勝」的戰略，在國會選舉、地方議會、州長選舉中大獲全勝。2016 年大選，共和黨人在州和地方層面的政治組織工作做得更好，並最大化地利用了選民對特定群體的厭惡、對其他群體政治資格的懷疑以及對自身前途的擔憂情緒，一舉拿下了美國聯邦政府的所有三個部門。共和黨又佔據了所有的政府分支，聯邦最高法院的天平也因大法官的增補而偏向保守派，因此共和黨在推動其政策立場時更佔優勢。
美國又短暫地回到了一黨治國的時代。
此時的一黨之首是特朗普。他以總統身份面世後，不只搞得美國人手忙腳亂，幾乎全世界都跟?團團轉。特朗普政府顯然在效率上引人注目，以他上任的最初四個星期為例，他共簽署了23 項總統行政命令、5 項法令，確認了12 位內閣成員、叫停了2 位內閣候選人、炒掉了國家安全顧問，發佈了168 件未刪除的推特留言，本人及新聞發言人在新聞發佈會上和媒體見面三次掐架三次。但與其他總統的滿月期表現相比，特朗普的獨特之處在於，他並未因當選總統而獲得人們的認可，不論是民主黨人還是相當數量的民眾，他們反特朗普的意願隨?時間推移而變得愈發堅定。
2018 年春一個陽光明媚的中午，我與翰宇國際律師事務所（Squire Patton Boggs LLP）國際貿易的聯席主席弗蘭克．塞莫利?（Frank Samolis）一起午餐，我們聊起了共和黨人的困惑，他說：「你也知道這屆政府是美國前見所未見的。」
特朗普是個異端。我試?理解他作為一個非傳統意義上的總統，他也許希望以商業領袖治理公司的成功模式，使這個龐大的政府機器運轉，治理這個充滿痼疾的國家。
在政治目標與統治策略上，人們卻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查韋斯和普京等的影子：對法治或國家制度體系的獨立性大為嫌煩；國家利益、政黨利益和他個的利益混在一起；打擊異己，拉寵親信。不過我在美國大學教政治的幾個教授朋友倒並不擔心，在他們看來，美國長期的政治史表明，各種各樣的動盪和反覆會時有發生，政黨也會隨時重新進行調整。
不過事實證明，共和黨在特朗普時代的調整是，它變成了特朗普的黨。
2016 年我到華盛頓整四年。當地人告訴我，四年足以讓一個人在陌生的地方安頓下來。我安頓下來之際，我經歷的第二次美國大選和特朗普的憑空出現卻讓所有人亂了陣腳。我報道領域之一是貿易政策，特朗普當選前，我的貿易報道不鹹不淡，基本出現在雜誌次要的版面上。
在美國大選的籌碼中，貿易政策卻是重頭戲之一。2016 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與《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則部分承載了美國貿易政策的走向及其對全球貿易格局的導向影響。希拉里和特朗普的貿易政策觀點有共同之處，二者都對以TPP 為代表的自由貿易協定持負面態度，差異則表現在二者的激進程度上：特朗普非常激進，希拉里相對溫和。
仔細觀察過渡時期特朗普的舉動和言論，我發現他在貿易保護主義上的傾向已超出了競選說辭的範疇。贏得總統大選後不久，他就宣佈將把美國從TPP 中撤出，他任命的幾個貿易崗位上的關鍵人物都有保護主義傾向。同樣，特朗普對一些他有異議的企業也以關稅相威脅。
最初人們驚呼，這也與國會共和黨人中堅持自由貿易的支持者背道而弛。後來人們才意識到，特朗普用反自由貿易的立場逆轉了共和黨。
共和黨人一直以來秉持自由貿易理念。特朗普用他言之鑿鑿的「美國優先」的理念和民粹主義驅動的方法，顛覆了共和黨自由貿易的宗旨。
就像塞莫利?對我說的，美國總統與其在國會的共和黨之間的關係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一總統主導共和黨，完全削弱了共和黨的國會領導人，他們不同意特朗普的所作所為，卻也無法挑戰總統特朗普。所有這些都是全新而陌生的。他舉例說，特朗普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發起「232 調查」，很多共和黨領導人、包括美眾議院議長瑞安都不同意特朗普這麼做。但他們從來沒能真正地挑戰特朗普。因此，一些受尊敬的共和黨領導人在經濟和貿易政策上，傾向於完全
聽命於特朗普。
塞莫利?總結說，之所以共和黨人不敢挑戰特朗普，是恐懼他根基的力量。那種力量就是90% 的人都說他不會競選成為總統，他就在美國公眾面前成為了總統。
羅姆尼也未能幸免。2012 年競選總統失敗後，羅姆尼一直行事低調。在2016 年美國共和黨內競爭候選人提名時，他高調指責特朗普「既沒有作為總統的氣質，也沒有作為總統的決斷力」，直言特朗普是欺凌弱小、歧視女性還不誠實。
特朗普當選後，羅姆尼語氣大為緩和。羅姆尼似乎接受了其他共和黨同僚對待特朗普的態度和策略，它既可以是他們對特朗普的底線，也是國會共和黨人大多數時候對特朗普聽之任之的原因。在他們看來，只要特朗普推出一些保守主義的政策，從減稅到積極地放鬆監管，並提名保守派大法官，所有其他的東西，無論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各種蠱惑人心，甚至是破壞民主規範，都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特朗普時代，參議院共和黨人意識並接受了這樣的事實，他們無法改變現狀。
在我的觀察中，大多數共和黨人並不真的想要特朗普。共和黨想要讓他們的政黨比過去更加有效，特朗普提供了共和黨的所需所想，雖然只是曇花一現。
羅姆尼在2018 年11 月贏得猶他州聯邦參議員席位，一時間共和黨內突現曙光。也許羅姆尼會成為制衡特朗普的力量，至少，他會幫助共和黨找尋並重拾保守主義的勇氣和夢想。但像所有那些挺身挑戰特朗普的共和黨人一樣，這個曙光瞬間爆發隨即湮滅。羅姆尼在2019 年秋因直接間接批評特朗普而再度惹來關注，結果是無論在共和黨的參議院，還是他所在的猶他州，甚至全美國，羅姆尼都因此而備受孤立。隨?時間的流逝，特朗普的身形變得越來越高大，共和黨成為他投在地上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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