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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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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戰


毒品(IN0020)
The Pursuit of Oblivion: A Global History of Narcotics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社會議題
叢書系列:INTO系列
作者:理查.戴文波特-海恩斯
       Richard Davenport-Hines
譯者:鄭文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3年03月10日
定價:360 元
售價:284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08頁
ISBN:957133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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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注射的快感

鞭笞和凌虐就好比是鴉片酊;隨著感官能力衰退,劑量必須加倍。--哈莉葉.史陀夫人

職業毒癮

碰上頭痛、失眠、焦慮之類的毛病,許多醫師也忍不住使用鴉片和嗎啡尋求紓解。醫師的工作壓力不比常人,工作時數超長、深更半夜出診、棘手的病情、挑剔的病人、職業的優越感、財務的壓力、家庭不睦等等,都是造成醫師染上毒癮的因素。「這份工作地位高尚,收入豐厚,」克勞斯敦(Thomas Clouston)表示,「每個鄉下醫師都有類似的經驗,當患者的病情惡化,半夜從床上爬起,匆匆趕去,忍受風吹雨打,還不是為了救人一命?」這是醫師普遍承受的壓力,柏克道出一八七○年代的情況:「同行自行注射嗎啡相當常見,尤其是剛出道的年輕醫師。」李文斯坦在一八七五年治癒了一位注射嗎啡成癮的醫師,他因為「診斷錯誤而產生不必要的內疚,焦慮的情緒難以平復,於是求助於嗎啡。」美國的情況尤其嚴重,男性的毒癮患者多半是醫生;保守估計,男性醫師染上嗎啡的比例大約一成,有人推算高達兩成。英國鄉村的環境特殊,每位醫師負責的區域範圍更廣,外出看診經常需要長途跋涉,染上毒癮的比例居高不下。「毒品的惡質毋庸置疑,罪證確鑿,」毒品權威考金斯(Alonzo Calkins)公布一件典型的案例,「一旦染上鴉片,人的良知隨即喪失,道德感蕩然無存,不斷編造謊言為自己開脫,呈現變態的人格,即使些微的矛盾亦會加重病情。」

醫療機構使用嗎啡致命的案例並不罕見。一八七三年,《大英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指責柯龍比(James Crombie)。這位醫生發明了一種哥羅仿吸入器,讓病患自行吸食。「自行以麻醉藥物來催眠……有確切證據顯示危害劇烈,甚至可能致命。」面對同業砲轟,柯龍比蠻不在乎,他話鋒一轉,「注射針筒昂貴、精細」,窮苦人家無法自行注射嗎啡。他研發廉價的皮下治療法,做法是以針頭在皮膚表面劃出一道切口,把沾有嗎啡的細線植入切口。一八七五年,他發表論文《疼痛的成因及療法》(Pain: its cause and cure),對嗎啡的功效推崇備至。他的下場不難預料:在動過手腕關節的手術之後,八成是為了催眠,他自行注射嗎啡,從此長眠不起。死於自己生前大力提倡的藥物,這場藥物論戰也畫下休止符。醫學期刊《刺胳針》振振有詞:「由此足以顯示,即使專業醫師也不該自行使用致命的藥物,更不該讓病患染上毒癮。」許多醫師夫人也受用藥不慎之害,卡萊爾(Carlisle)一位醫師的老婆安妮.麥可洛(Annie Macleod)就是一例。她心愛的兒子罹患斑疹傷寒,這位母親日以繼夜在病榻旁守候,好不容易找到機會打個盹,焦躁的情緒卻讓她難以入眠。老公使出絕招,每隔三個鐘頭替她注射一罐嗎啡。她漸漸陷入昏迷,對外界刺激毫無反應,老公緊急向外求援,愛妻早已香消玉殞。

某些英國醫師認為,全面禁酒將會促使鄉村地區的貧困民眾選擇便宜的替代品,因而增加鴉片的用量。然而,並無證據顯示在美國禁酒的地區,鴉片上癮和乙醚濫用的情形較高。一般來說,美國社會反對女性酗酒,只有在偏遠鄉間或男性出海打魚留下一堆守活寡婦女的海港,女人家酗酒時有所聞。除了作為身分的表徵,酒精和嗎啡也是某些時尚婦女擺脫桎梏的途徑。身處上流階層,必須遵守層層的禮俗規範,「每個人表面上客客氣氣,殷勤體貼,彬彬有禮,私底下互相攻訐,百般詆毀。」一八七四年,伊娃(Ava)女侯爵造訪紐約之後表示,「美國的名媛淑女處境堪憐,一個知己都沒有!每逢交際場合,人人滿嘴尖酸刻薄,以損人為一大樂事。」除了精神崩潰的主婦、水性楊花的富婆、流氓地痞、沉淪的醫師之外,股市投機客也加入吸毒陣容。一八七一年有篇報導:「這些歷經大風大浪的股市操盤手,一口接一口,享受鴉片的滋味。」芳齡二十五的B小姐算是標準的紐約客,成天在股市打滾,她用針筒將嗎啡注入自己的肛門。「一天注射多次,出國旅遊也不例外;往往隨處就地解決,例如經紀人辦公室旁的儲藏室或街道暗巷的隱密角落。」為了戒掉怪癖,她用盡一切方法卻徒然。

安祈相信,某些人天生就有成癮的傾向。他在《興奮劑與麻醉劑》(Stimulants and Narcotics, 1864)一書中,將藥物使用者分為兩大類型。有一種人是「缺乏警覺」,他們使用鴉片純粹是為了減輕病痛,以為增加劑量就能提高舒緩的效果,並沒有追尋「忘我」境界的企圖。的確,在一九五○年代之前的歐洲,藥物成癮患者大多是在接受醫療時染上毒癮,也就是「缺乏警覺」型。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末,「追尋忘我」的「道地浪子」所占的比例已遠超過前者,成為西方世界最棘手的難題。依照安祈的判斷,這類型的人會濫用各種藥物--酒精、古柯鹼、海洛因--純粹是因為「敗德的天性使然,喜歡追求非自然快感的傾向,唯有不斷提昇劑量,才能滿足變態的欲望」。他認為道德敗壞與個人性格有關,而和一般的藥物治療無關。浪子型毒癮患者「天生就帶有某種特殊的淫亂傾向,不然就是對某種外在感受特別敏感。」

這種好享樂的「成癮性人格」理論,顯然忽略了十九世紀另一種類型的患者--戰場傷兵。一八七○年代濫用鴉片製劑的族群大多是女性,以美國的情況來說,鴉片和嗎啡成癮病患中女性約占六成,但嗑藥也號稱「軍隊惡疾」。由於過度使用,許多傷兵和老兵因而成癮,以之壓制精神上和肉體上的雙重折磨。就像有些人的體質比較容易染上用藥習慣,有些人則較難擺脫戰爭期間的精神創痛。和藥物成癮的根源不同,嗑藥的「行為」不完全來自生理需求,個人的情緒反應和紓解戰爭的壓力也很重要。一般人認為,從越戰戰場返鄉的士兵會自我毀滅或是精神錯亂,精神科醫師則視之為神經質;美國精神科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於一九八○年以「創傷後壓力障礙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一詞涵蓋。坦白說,這只是創造一個新的專有名詞,學術領域對此了無新意。歷經戰場洗禮導致的心理創傷症候群,在十九世紀屢見不鮮。例如一八二○年代的英法戰爭,從法國戰場歸來的英國士兵在鄉間晃蕩,行跡古怪且具攻擊性。他們動輒向陌生女性展露自己的戰果--噁心的傷口或身體的其他部位--促使英國政府在一八二四年頒布「遊民管理法」(Vagrancy Act),規定「凡是刻意、公開、下流、猥褻地暴露個人的身體器官以羞辱女性者……將以取締流氓之相關條例懲治。」

殺戮戰場

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中,英法聯軍協同土耳其對抗俄羅斯大軍,則是士兵在戰場上情緒受創的又一範例。一八五四年的因克曼(Inkerman)戰役,八千五百名英軍的死傷比例高達四分之一。俄軍更慘:四萬兩千名士兵當中,有一萬一千橫屍沙場。當時率領禁衛軍兵團的希金森(George Higginson)將軍被問及這段往事時,「他戰爭的記憶幾乎消磨殆盡!」「大夥兒倉皇撤退同時併入其他殘部,他只記得部隊官兵嚎啕大哭,徹夜歇斯底里!」在另一段訪談錄中,他提到當時的英軍總司令坎柏利(Cambridge)公爵在戰役結束之後「淚水幾乎奪眶而出!」聖賈曼(St Germans)伯爵兀立在弟弟的屍體旁邊,「悲痛難抑以致神經麻痺,對周遭炮火交織的景況渾然不覺!」當戰事稍歇,飢寒交迫的士兵湧進希金斯的帳蓬,「經過連日的精神緊繃,人人開懷大笑!」吞食鴉片酊自殺的福斯(Forth)爵士,勉強也算是為克里米亞戰爭犧牲的一員。他退伍時的年紀不過二十,加上心愛的情婦不幸猝逝,因而崩潰。每天藉酒消愁,最後喝下半瓶鴉片酊了卻殘生。

一八六一年四月,美國爆發南北戰爭,直到一八六五年南軍投降,參戰官兵高達四百萬人。北軍陣亡人數約為三十六萬,部分死於惡疾與受傷;南軍死亡人數約在二十五萬八千之譜。估計傷殘人數達三十七萬五千。雖然是一場內戰,卻是有史以來首見的現代化戰爭,投入的資源和新科技均屬空前:機關槍、大量生產的軍需品、攝影技術、刺探軍情的高空熱汽球和麻醉藥。南、北兩地都有種植罌粟的區域,用鴉片來治療痢疾、預防瘧疾等傳染病。僅僅北軍發給部隊的鴉片藥錠就多達一千萬顆,南軍則將兩百八十四萬一千盎司的鴉片粉配給軍醫單位,雙方濫用的情況十分普遍。柯萊特引述一位南軍軍醫的說法,他對抗腹瀉的藥方就是鴉片;另一位北軍的少校醫官更離譜,他習慣跨在馬鞍上看診,經常把嗎啡倒在手上,讓士兵用舌頭舔乾淨。戰後返鄉的士兵當中,有六萬三千人罹患長期性腹瀉,可能是因為用嗎啡或鴉片治療,導致上癮。嗎啡已成為最常注射的麻醉劑。米歇爾(Weir Mitchell)醫師口述的自傳體小說曾提到軍旅的經驗:「我在野戰醫院擔任外科助理醫師,幾乎每位病患的精神都飽受蹂躪……置身這座人間煉獄,每年注射六萬劑的嗎啡。」之後,主治醫師被子彈擊中頸部,於是也開始注射嗎啡,傷勢痊癒之後,終生無法擺脫藥癮。「若哪個傢伙不懂何謂悲天憫人,就讓他連續注射半年嗎啡,然後逼他戒毒!他的情緒會極端暴躁,神經兮兮如驚弓之鳥,神經系統被藥物多番摧殘,敏銳度卻絲毫沒有減弱,反而倍加活躍,對疼痛的反應極為敏感;以往不足以造成疼痛的感覺都變得難以承受」。可想而知,這位醫師歷經了一段艱苦的戒除過程,使他對那些「遭受凌虐式療法的病患抱以無限同情」。

經過戰場的血腥殺戮,人們的心態轉為崇尚虛無主義,麻醉藥品提供了現成的解脫途徑。就如戴依在一八六八年所說的,南北戰爭使得吸食鴉片的人數暴增,「這些人身經百戰,其中有很多剛從戰俘營中撿回一命,遭受過慘無人道的待遇,惡疾纏身,斷臂截肢者不在少數;在家中面對妻子、母親的異樣眼光,讓他們自暴自棄,開始用鴉片尋求短暫的解脫。」據柯萊特的說法,南北戰爭造成的毒癮患者人數無法統計,因為許多士兵極力隱瞞病情,以免領不到退伍津貼。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不難瞧出端倪:到了一九○○年,南北戰爭結束四十年,當年的退伍老兵已凋零殆盡,美國的鴉片與嗎啡進口量也同步滑落。

類似的情況也在普魯士上演。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戰爭之前,德國境內幾乎沒聽過注射嗎啡。李文斯坦看出這種情況為時將不長,「嗎啡具有神奇的止痛效果,對傷患的鎮定效果更是驚人……未來的應用指日可待!」從一八六六開始,德國民間流行注射嗎啡,連雞毛蒜皮的小毛病都用嗎啡解決。李文斯坦主持的療養院收容了大批的毒癮病患,其中不少是戰場歸來的傷兵,當初為了止痛而濫用嗎啡以致無法自拔;其他病患雖然沒上過戰場,也因為戰爭衍生的因素而染上毒癮。一八六五年,一位患有膽結石的德勒斯登(Dresden)婦女用嗎啡止痛;到了一八七○至七一年,她成天掛念前線丈夫的安危,又開始注射嗎啡,最後淪落到精神病院,用盡各種療法都徒勞無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