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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從世界貿易到世界投資
只要不發生世界性經濟蕭條或世界大戰，世界投資將會持續成長，或許比世界貿易的成長更快速。然而，我們幾乎沒有任何世界投資的統計數字，也缺乏相關理論與法令。
過去十年來，國際貿易逐步減退，但國際投資卻空前熱絡。國際投資如今已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宰力量。大部分國際投資當然是放在證券方面，但是在製造業及金融服務業領域的固定投資上，比重亦越來越大，至今佔總國際投資的三分之一以上。
傳統上，投資是跟隨貿易亦步亦趨，如今貿易則越來越依賴投資。
假如美國公司的歐洲子公司，或美國在日本的合資企業，沒有繼續從美國購買機器、化學藥品及零組件，在美元高估時期的美國出口，可能會滑落至更低點；而在這樣慘淡的年代，美國金融機構的外國子公司業績，卻約佔美國服務業收入的一半。而後，日本為了保衛出口生意，反過來大量投資位於美洲及歐洲的製造業子公司；甚至南韓也起而效尤，投資位於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的製造業子公司，以便開發北美客戶。
「公司內」貿易
迄今，美國製造廠商將大約五分之一的總資本，投資在國外的設施。另外，類似比例的美國製造業產量，則是在海外生產；其中四分之三在國外銷售，四分之一回銷美國。美國主要的商業銀行及經紀公司，也以類似比例的資產投資國外，而外國部門獲利所佔的總營業額比例，甚至更大。
每個主要貿易國於數年內，都將在海外生產和美國同樣高比例的產品。在一九八三年，日本製造商在境外的生產為總產量的二％；到了一九八六年，這項數字已提高到五％。一九九二年左右的日本海外產量，很可能和美國的五分之一比例並駕齊驅，而且大部分的產量成長，集中於北美及西班牙（銷售到歐洲市場）。
現在製造品的世界貿易，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發生在「公司內」。比如新力在墨西哥邊界的工廠，將產品賣給新力在聖地牙哥的最終裝配廠；或是福特汽車公司位於美國的一家引擎工廠，與福特位於歐洲或巴西的工廠交易。
保護主義或對保護主義的恐懼，並不是促成世界投資的主因。美國向歐洲的多國化擴張，始於三十年或三十多年前，還早於對任何保護主義的恐懼出現之前。這種多國化擴張，在英國及西德這兩個最沒有保護主義危險的國家，顯然最具活力。同樣地，日本對美國製造工廠的投資，也遠早於任何保護主義的威脅。比起保護主義，行銷壓力才是更重要的動力。
身兼生產與行銷的企業，才能在重要領域維持可觀的市場地位。如果不身兼生產，很快就會喪失對市場的「觸感」。能夠凸顯這種道理的例子，就是福斯汽車公司（Volkswagen）在美國的經驗。
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年間，福斯汽車佔有美國汽車市場的一○％，後來德國工會否決該公司在美國設立製造廠的計畫，原因是工會無法容許「輸出德國的工作機會」。幾年後，也就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後，美國汽車市場的面貌改變，福斯喪失了對這個市場的「觸感」。過去所佔有的美國市場，全拱手讓給日本人。
工資差距也不是促進世界投資的主要原因。當然了，沿著墨西哥邊界，為美國市場提供勞力密集的零組件及產品的工業園區工廠，以及台灣和新加坡的電子裝配廠，皆拜工資差距之賜才能存在；然而藍領勞動比率在製造業的生產上，越來越沒份量。近來少有產業勞動比率超過八％左右的，甚至像紡織、汽車、電子裝配及鋼鐵等產業，勞動成本之類的生產要素，降低的速度很快，以致於那些從國外「外買」來取得工資成本優勢的現象，不大可能熬過本世紀。
替知識勞工創造就業機會
儘管如此，推動世界投資的主要力量還是人力資源。外銷產品主要是為藍領工人創造就業機會；赴國外投資子公司則是替本國的知識勞工，如工程師、化學師、會計師、經理人及品管人員等，創造工作機會。當已開發國家新工人的供應，自半技術或非技術機器操作員，轉移至具備長年教育背景的人時，對外投資方式便可將人力資源作最大的利用，也為已開發國家創造工作機會。
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只要不發生世界性經濟蕭條或世界大戰，世界投資將會持續成長，或許比世界貿易的成長更快速。然而，我們幾乎沒有關於世界投資的統計數字，更嚴重的是，也沒有一個受世界投資、而非世界貿易帶動的國際經濟理論；因此，我們並不了解世界經濟，自然無法預測其行為或趨勢。
規範這個新世界經濟的法令也付之闕如。沒有一個國家容許漫無限制的外國投資，但是，也沒有什麼國家釐清規則。舉例來說，美國大概是對外國投資限制最少的國家，但是美國一家主要半導體製造商Fairchild，將所有權自一家法國公司轉移至另一家公司時，政府單位卻十分不悅，即使前後兩家公司同樣是外國公司。不僅美國，其他國家也存在這種獨斷及厚此薄彼的情形。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便是締結關稅暨貿易總協定（ＧＡＴＴ），將國際貿易的規則法典化。雖然違反ＧＡＴＴ者眾，但其規範的仍是國際貿易的常規。由於ＧＡＴＴ的成效，美國如今正尋求擴充ＧＡＴＴ的範圍，將服務及資訊方面的國際貿易也納入規範。然而，迄今尚未有人談及為世界投資締結國際協定和設定準則。
戰後復甦計畫
另一項當務之急是發展國際法，規範世界投資在戰爭爆發時的地位問題。戰爭時期，保護外國投資攸關自由世界每個國家的利益，縱使經過最具毀滅性及激烈的戰爭，倖存下來的國家仍必須共同生活在這個狹小、擁擠的星球上。殘存的國家如果要復甦，必須要以最快的速度恢復經濟互賴關係。十九世紀時，大家知道縱使是最殘忍的戰爭，終究會落幕，但是現代人卻沒有這種觀念，至今仍未有法律規範外資在戰爭時期的地位問題。
未來，帶動國際經濟的力量將是世界投資，而不是世界貿易。匯率、賦稅及法律規則的角色，將會變得比工資及關稅重要；這是世界經濟的重大變遷之一，目前不管是政府、經濟學家或企業家，都尚未對這項變遷投以適切的關注，實在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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