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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中國家取代了台灣的生產與就業
拉平先進國家工資帶來均富發展
當時，台灣只要有一家廠商發現某項產品可以賣到先進國家，而進行投資生產並獲利之後，就會有許多人跟進。當時的政府官員一再警告業者不應一窩蜂，可是日後來看，那些一窩蜂的業者，大部分也都賺了錢。原因為何？當時四小龍只有三、四千萬人口，先進國家有七億人口，市場非常大，我們投資再多生產也很難滿足需求。所以雖然台灣跟韓國的廠商拚命生產，但產量絕大部分都還沒有超過先進國家原來的產量，整個過程其實就是在替代先進國家的產品。因為價格便宜，先進國家就減少生產而改用四小龍的產品。台灣多生產一萬打毛巾，美國就少生產一萬打。台灣生產愈多，美國就進口愈多。
在這生產替代的過程中，台灣的就業其實也在替代美國的就業，因為台灣廠商僱用一百名工人，生產出一萬打毛巾賣到美國，美國就少生產一萬打的毛巾，並減少雇用一百個工人。從一九五○年代後期到一九八○年代，台灣經濟的發展其實就是在替代先進國家生產品與就業的過程，這也是國際貿易的基本原理。但是，台灣畢竟是小國，勞工並不充沛，所以這種替代美國產品過程到達一定程度後，大約在一九六七年左右，台灣農村已經沒有剩餘的勞動力可以提供，要擴充生產的企業家只好提高薪資，或進行挖角以爭取勞工。台灣就是藉由一窩蜂投資、挖角、跳槽等這些看來不甚正面的作法，經濟得以快速發展。
不僅經濟快速發展，我國的所得分配也因此更為平均。因為一窩蜂生產，許多人都成為老闆，形成了眾多的中小企業，財富比較不會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又因為從先進國家搶了很多工作機會，人人都有工作，也就達到了充分就業。儘管如此，由於生意還是很賺錢，成本還是遠低於先進國家，工資持續上升，所得分配因而更加平均。這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奇蹟，其實就是「要素價格均等化」的過程。因為台灣的工資比別人低，所以能夠搶佔別人的產品市場，等到國內沒有過剩的勞工時，工資開始上升，所得因此快速增加。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力量，是台灣經濟發展最大的功臣。
以前的經濟部次長汪彝定先生曾說，在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這樣的發展機會，以後也不會有。因為先進國家開放市場，而四小龍之外的開發中國家卻未善加利用，四小龍才能得到這個空前絕後的機會。
開發中國家取代了台灣的生產與就業
到了一九八○年代，其他開發中國家逐漸了解四小龍成功的因素，所以都朝這個方向發展。原來走得很好的一條路，當大家都簇擁而來的時候，就變得太擁擠了，因為台灣的工資比較高，我們就被擠出這條路。換句話說，在一九八○年代之後，台灣經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從過去替代先進國家的工作，變成開發中國家要來替代我們的工作。最近這十幾年，因為工資差異造成的市場力量，使得國內很多廠商必須外移到開發中國家進行投資，很多原來在台灣生產的產品變成開發中國家生產，我們很多工作機會也因此轉移到開發中國家。
市場力量一開始也是把開發中國家的工資拉上來，因為加入國際競爭的開發中國家剛開始並不多，其中能加入競爭的更只是各國人口的一部分，比如中國一開始只有深圳一地，東南亞國家也只有較接近大都市的地方可以加入國際競爭。由於人數不多，但四小龍卻釋出很多的產業跟產品，所以這些國家的工資可以快速成長。
台灣很多產業雖被開發中國家替代，可是同時因為日圓大幅升值，我們也取代了一些日本產品。另外，因為所得增加，國內服務業開始快速發展，所以雖然大量的工作機會流到開發中國家，可是國內也創造了許多新的機會，特別是一九八○年代末之後的泡沫經濟帶來的繁榮，一時之間我們並沒有感受到工作被搶的壓力，也沒有感受到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威力。另外，這段時間全球電子資訊工業開始快速發展，台灣因為和產業的領導者美國有密切的經貿關係，於是就跟著美國的資訊業，特別是電腦產業，快速發展起來。所以，在經濟成長方面，台灣也看不出受到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威脅。不幸的是，電子資訊業跟泡沫經濟所維持的繁榮，到了一九九七年之後，都開始出現危機。
首先是東亞金融風暴的衝擊，以及國內泡沫經濟的破滅。一九九八年台灣發生本土性金融風暴，大家赫然發現我國的金融業其實非常脆弱，很多公司的內部管理也不健全。到了二○○○年，美國的股市跟網路泡沫破滅，全球陷入不景氣之中，我國的出口成長率由當年的百分之十七到二○○一年變成負百分之八。同時，立法院堅持把工時從每週四十八小時，一口氣降到四十二小時，而不是政府跟勞工及工商團體協商的四十四小時，結果造成工商業相當大的衝擊。
由於一方面經濟不景氣，一方面因為企業在工時調降的衝擊下，快速移到國外生產，台灣的失業率開始急速攀升，我們立即感受到要素價格均等化所帶來的失業與工資下降的壓力。
愈接近開發中國家失業壓力愈大
其實，並不是每個國家所面對的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壓力都一樣。就像板橋跟台北市的例子一樣，往來關係愈密切，這個力量就愈快愈大。香港跟中國最接近、往來最方便，所以香港受到中國的衝擊就特別大。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短缺許多產品，而對外往來能力也不足，所以必須借重香港作為門戶。同時，香港也快速的將各種生產事業移到中國大陸，特別是深圳地區。可是，等到中國對外往來方面的能力逐漸提升之後，香港作為中介的重要地位逐漸下降，而製造業外移造成的就業壓力卻越來越大。等到深圳已發展成為大都會，能提供各種服務以後，現在香港不只是製造業移到深圳，民眾購物、餐飲也常到深圳去消費，造成香港今後經濟發展相當大的困難。
台灣的問題當然跟香港不同，畢竟我們的經濟規模比香港大，也有較強的製造業基礎。可是台灣的產業也大量外移，將來直航之後，甚至一部分消費者都可能外移，譬如到中國去打高爾夫球，順道消費，這類影響必然逐漸加強。因為國際貿易的基本力量是消費者會去便宜的地方購物，生產事業會移到成本低廉的地方生產。這樣的大趨勢乃是市場力量，我們絕不可能長期加以阻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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