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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4
在此時期，輪船優於帆船的地方僅在於能逆季風而行，但隨著巴爾的摩型飛剪船的出現，這點優勢似乎也消失殆盡。飛剪船不但價廉，而且速度不輸當時的小輪。漢德森船長的風頭被克立夫頓搶去，也難怪他在談到對手時語帶輕蔑。漢德森在給渣甸的信中形容克立夫頓為「一個說大話的小人，從不放過任何作秀的機會」。渣甸決心再建造一艘飛剪船，即三桅、 251 噸的「精靈號」，郭士立醫生在 1832 年搭乘此船，首次展開他的傳教兼走私之旅。 1839 年鴉片戰爭爆發之前，又以有 26 馬力的小輪船「渣甸號」進行了一次航行。該船原本是要用來加強廣州與澳門之間的交通往來。1835 年 9 月，渣甸號經過虎門時，虎門守將批准其座艦被該船拖曳而行，以展示該船的優異性，該名守將自己也坐在船上，但廣東巡撫很快下令禁止「火輪船」在珠江通行。後來使該船往來新加坡和麻六甲之間載客的努力也泡了湯，套句芮艾倫的話，「儘管代理商熱情宣傳『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輪船』，但該船出師不利，引擎室著火，令大家飽嚐蒸汽，之後沒有任何可能的買主對該船的性能有好印象。」最後，渣甸號的引擎拆了下來，運至糖廠發電，渣甸號則掛上風帆，航行於零丁洋之上。
第二艘必須一提的飛剪船是著名的「仙女號」（Fairy）。她比紅海盜號要小，噸數為 161 噸、長 23. 5 公尺。一般來說，250 到 300 噸的船跑加爾各達、中國航線，而 150 到 200 噸較小的船隻，則往來於零丁洋和泉州灣之間，但界線並不嚴明，譬如前面提到的精靈號，排水量為 251 噸，就跑中國沿海線。仙女號是第一艘專為怡和洋行所建的飛剪船，就往來於廣州和印度之間，為怡和儘速從印度各客戶與代理商處取得商情。渣甸向來就注重細節，曾下達多項細密的指示：這艘船的總噸數要在 125 至 140 噸之間，「以銅皮包覆兩套帆和一個時髦的桅」。他繼續要求： 如果行得通的話，我們希望能有絞盤或其他機械控制的長柄大槳，這樣對航行麻六甲海峽應該很方便。船艙在不妨礙其他功能的情況下，應該儘量改建得舒適，特別是在通風和涼爽的部分，需加以注意。船上應備有新式的沖水廁所，淋浴設備也不該忽視，不過沒有亦無大礙。不需有昂貴的配件，船員方面還需要二名穩定的蘇格蘭籍大副和二副、一名木匠和五名無不良嗜好的好水手，他們必須關係緊密，並且同意未來在船上服務一定年限。 不過，並非所有的要求都能付諸實行。造船商堅持在暴風雨海域中逆風行駛所需的不得低於 160 噸，長柄大槳並不實際，而且雖然新式沖水廁所發揮作用，但其他各式的「新式」物品和備配則否，或者至少不容易起作用，包括燒水的鍋爐。大家都同意仙女號是艘漂亮的小船，不論外觀和操控起來都是如此。她於 1833 年 6 月 20 日離開利物浦展開處女航，並在 11 月 27 日停靠零丁洋，她攜帶整船的疋頭和一名前往廣州的客人──渣甸的外甥安德魯‧江斯同（Andrew Johnstone），他後來成為怡和洋行的合夥人。
仙女號已不再需從事原先的任務。如前所述，怡和洋行在仙女號建造時，已取得紅海盜號另一半股份，既然她的速度和仙女號一樣快，而且噸數更大，更適合跑加爾各答、中國線。不過仙女號很適於協助怡和洋行的最新方案，就是派遣「楊上校號」（Colonel Young）駐紮在泉州灣外作為定點「買賣」或「供貨」的船隻，郭士立是船上的押貨兼翻譯，像這樣的「供貨船」，需要一艘以上的跑腿船，把鴉片等貨物由零丁洋運至該處，然後再把鴉片商所付的銀錠載回，仙女號非常適合這個角色。可是又碰到一個棘手的意外障礙。不論這些從英國隨船而來的船員是否具備渣甸所要求的能力，但當他們在零丁洋聽到氣候的寒冷、冬季的強風、夏季的颱風和中國沿海的海盜等聳人聽聞的故事時，他們似乎喪失了勇氣。航程中負責押貨的因義士在這趟航程中也一路記日誌，他對這批船員感到鄙視：「我很驚訝看到行為端正的人竟這麼蠢，想辭掉這樣一份工作」。不過若是從仙女號的下場來看，就不會感到這麼訝異。儘管因義士以尖刻的言詞批評這群倉促成軍的船員需要重新訓練，而且他們之間各說各話，但這趟航行仍算相當成功。
仙女號載運大批白蘭地、雪利酒和啤酒到楊上校號，然後帶回價值廿五萬元的貨物。當他到達台山（Tysam，音譯）附近的朱斛洲村（Chupchow，音譯）時，受邀至當地的一個鴉片館參觀。「我發現所有的煙管、煙榻等都已備齊，他們催我一試，而我謝絕了。」歐洲人似乎不曾、或極少沈溺於這項他們從中獲利的商品。他接著寫道：「你們的政治經濟學家喜歡看到各式貨品的價格記錄，此故，我在此提出兩項物品的價格，並與福州的價格相比。」在朱斛洲一名婦女值 3 塊錢，是福州的 3 倍；但他在當地買的一頭閹牛卻值 7 塊錢，只有福州價格的三分之一。他並未說明何故──應該是供需問題所致──也沒告訴我們他在這兩地是否買過女人；看起來似乎不太可能。
仙女號持續航行海上，直到 1836 年。仙女號攜帶七萬元返航，結果突然消失了。六名馬尼拉水手謀殺了船長、大副和二副，圍捕船員，把船員送上小艇，再把船開到呂宋島附近，鑿穿船底，把船弄沈。他們居然笨到試圖在馬尼拉賣金條，被怡和洋行的代理商看到，最後罪有應得，以謀殺罪被審判而定罪。
到了此時，東印度公司的獨佔事業已告終結，怡和洋行已建立起一套定期、高利潤的沿海貿易制度，所建造或租賃的各型船隻也愈來愈多，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夕，怡和的船隊已擁有十二艘船。1830 年代後半，自印度輸入中國的鴉片成長了一倍，從 1833、34 年的二萬箱，增加到 1838、39 年的四萬箱。怡和當然不是廣州唯一從事鴉片買賣的代理商。最大的勁敵寶順洋行雖然始終不及怡和，但仍有相當的營運規模。他們之間談不上什麼感情，也不是唯一爭得你死我活的商行。有一段時間，怡和和寶順甚至嚥下對彼此的憎惡，試圖在 18.36 年聯手和泉州的中國官吏有所協議。他們提議每年付二萬元，「好排除對方以外的任何人」。渣甸寫信告訴楊上校號的指揮官說：「這會有好處，我最怕的是，有太多商行加入此貿易，會引起中國政府的不悅，從而遷怒於交易商與船夫，另一方面，各商行之間的惡性競爭也會使價格大跌。」這種和寶順洋行之間的安排有助穩住價格，但中國當局的難題卻並無輕易解決之道。在這件事上，聯合壟斷的談判最終告吹，而正如渣甸所擔心的，各商行紛紛加入此一貿易，最後將情況導向危機。不過，在應對東印度公司獨佔事業的結束，和鴉片進口數量大增所衍生的各種問題上，怡和的地位優於其他的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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