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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保護區】--作品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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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面對自己的陰影--由《地下鐵事件》與媒介關係談起 ／湯禎兆
村上春樹的《地下鐵事件》終於有了中譯本，作為一本由「個人」身分（作家本身及出版社）去追蹤報道社會事件（沙林地下鐵毒氣）的報道文學作品，它與傳媒之間的關係可說千絲萬縷。而且它自身也在日本出版後年多（日本方面的出版日期為
97 年 3 月），諸番拖沓才有中文版面世，箇中糾纏的瓜葛更右回應了作品的其中一個主題。
．村上與傳媒的抗衡關係
眾所周知，村上春樹一直與傳媒保持距離，十分介意傳媒介入自己的生活範疇。他對傳媒的諷刺及不信任，在小說作品中可說屢見不鮮。《舞．舞．舞》中的「文化掃雪」，已經把傳媒工作中無聊透頂的本質袒裎道出。《發條鳥年代記》更進一步，設計出綿谷昇這個人物來揶揄在公眾媒體上侃侃而談的專家形象，來諷刺其背後的毫無原則及立場。
在這個前題下，村上春樹忽然變身成為新聞記者（儘管他明言略去「查核」受訪者內容的工序）來從事採訪，背後絕非一場遊戲那麼簡單。
在《地下鐵事件》裏的六十二位受訪者中，不少人都難掩對媒體失實報道的憤慨；受害人金子晃久竟然被寫成為疑兇；死者之一的太太和田嘉子更指出電視台任意剪輯她的證言，又沒有把各地觀眾的信件轉交給她。他們的證言均強化了媒體不可信任的現實，而村上春樹的工作，表面上正好提供一種「後於傳媒」的跟進報道空間，來讓深入的隱藏故事得以出現，為世人所知。
．陰影確確實實存在
更重要的，對村上春樹個人來說，這是一次嘗試與自己討厭的傳媒工作──互易身分的交感嘗試。而背後的契機，正好在於對奧姆真理教所作一切的反思上所觸發而來。
有趣的是六十二位受訪者中，儘管不同人對行兇者有不同程度的情緒反應，由非置之於死地而後快到毫無怨恨，應有盡有，但大體上均離不開感性的層面，沒有任何理性上的深入反思（除了個別的律師外），而且整體上呈現出來的是一種逃避的態度，希望事件能快些結束（包括期望以死刑懲治兇徒的建議）。
唯一對沙林毒氣事件乃至麻原彰晃這個「現象」加以深入反省思考的，反而是村上春樹本人。他在「沒有指標的噩夢」的後記中，正好是從破解二元對比的迷思出發（「被害者＝無辜者＝正義
vs 「加害者＝污染者＝邪惡」），然後再提自身對奧姆真理教的逃避心情。那種件隨逃避的厭惡感，正好是「我們自己形象的負面投影」，「這在某種意義上，難道不就是我們避免正視，刻意或潛意識中繼續從所謂現實這個層面排除的，自己本身內在的影子部分（under
ground）嗎？」
．由「陰影」到「洗腦」
村上春樹的說解，很明顯源自榮格（C. G. Jung）的陰影理論。正如榮格所云，我們總喜歡把一些不健康、不道德的個性陰暗面，壓抑下去甚或投射到別人身上，產生種種可大可小的後遺症。村上春樹的分析，是這教徒在追求精神文明的同時，因為沒有判斷系統的基準，所以失卻了是非指標，更甚的為墮入了「逃避自由」（佛洛姆的老調）的窠臼，把自由全權委托給代行者麻原彰晃。當然這種精神上的奉獻，其實是物質層面上的技巧配合，正如高橋紳吾在《洗腦》（Brain
Washing）一書提及的布施手段（奧姆真理教正好是要信徒把所有物產捐出），剝奪了信徒的現實生活基礎，而徹底沉迷進教團的活動中。
但更重要的，是村上春樹所謂每個人心目中的鏡像，某程度來說與奧姆真理教所背負的「地下」及「陰影」層面，其實在各人心中都有一定的迴響，只不過內容因人而異罷了。
以村上春樹為例，某程度來說他與奧姆真理教教徒的親近程度，遠較受害者為近（所以高橋紳吾亦曾指出，作家及藝術家的容易受洗腦程度傾向偏高）。村上春樹曾經明言討厭那些營營役役的上班族（大部分的受害人正是這一類人），不知道他們的人生意義為何！與此同時，教徒所追求的精神文明解放，其實與村上春樹所曾經歷的理想主義時期互通聲息。他所謂的「自己形象的負面投影」，正好由彼此對現實社會及官僚制度化的腐敗厭惡中，得到呼應迴響。
．藉採訪來面對陰影
正因如此，《地下鐵事件》除了提供了一扇窗，讓受害者透過重塑自己的沙林毒氣故事，來予以消解後遺症的精神纏繞（和精神科醫生中野幹三的療法相若）；更重要的，是對村上春樹本人也是一個自療的過程。透過由自我流放到回到日本重新面對眼前的社會，逼令自己面對憎惡的人（上班族）、逃避的事（奧姆真理教的一套宗教倫理），以及從事自己不信任的工作（傳媒的採訪身分）；這已經是榮格強調去解除陰影負荷的自要途徑──承認陰影的存在，與之求取諒解，將陰影融入自我意識之中，為通往心理健康的第一步。
換言之，儘管《地下鐵路事件》是一本紀實報告文學，但仍然可以從作者論的角度追溯，觀察到村上春樹箇中的自療過程，把內在的對立（表象與陰影）及主客的對立（自我與受害人）的界限融解，重新確立新的體認。
（Post Time: 200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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