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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沈君山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進入 21 世紀，整個世界的趨勢是經濟整合、政治分權。更長遠的看，因為科技進步、傳播發達，文化的壁壘，在 21 世紀之後，也將逐漸模糊，但在未來的數十年以至百年內，主導分合最本質性的因素，還是包含了種族、血緣、宗教信仰、語言文字、歷史傳統等在內的廣義定義的文化。假若文化方面存在著互斥的因素，則原來是「合」的，也不會穩定；假若文化同質，而又地緣相鄰，則原來是「分」的，也會發展出合的關係。推動分合快慢的力量主要是經濟，如資源、市場、技術、人力等，至於意識型態、法統體制等政治性的因素，在一時或是最有力、最有影響的，從歷史的角度看來，卻是最易改變的。晚近世界各國的變化，蘇聯、南斯拉夫、東西德、歐盟的分合，乃至南北韓之逐漸趨向和解，在在都顯示出這種演變的規律。
從這個宏觀的角度來看，大陸和台灣長程的未來，絕對是合不是分。但是，這未來的合是分權式的合，是統中有獨的合，是一種協作關係（Coordination）的聯合，而不是從屬關係（subordination）的統一。歷史的演進處處顯示，在實踐過程中，絕對對立觀念的相對化，「統」、「獨」亦必然會如此。
但是，這種鬆散方式的合，必要等到大陸的政治文化和國家建設都已演進到可以容忍和承擔多元分權國家結構的時候，才可能實現。現在有些嚮往民主統一的學者，提倡邦聯、聯邦等模式，單就兩岸關係而言，這也許是一個合理的解決方式，但是大陸的主政者，不能只考慮台灣一個因素。在現代化剛剛起步，沿海和內陸發展差距日增，新疆、西藏少數民族問題也尚存在的今天，引進邦聯這樣的模式，肯定會引起大陸其他地區的骨牌效應，而動搖到大陸的「國本」。客觀來說，站在中國主體的立場，一國兩制是統一「後」，中共所能容忍的極限，而這一個極限，站在台灣主體的立場，又是朝野都不能接受的。
二、三十年前，少數關心兩岸關係的學者，包括筆者在內，認識到這個極限的限制，從理性分析的觀點出發，描繪了：對抗—競爭—合作—統一（聯合）這樣一個四階段演進的藍圖，而把合作的階段拉得很長。從長遠的觀點看來，這樣的藍圖無疑有其合理性，但是，歷史的演進也只具有長程的合理性。短程的變化，個別而偶然的因素，往往會造成偏離主軌的發展，從歷史的眼光來看這偏離也許只是短暫的，但再轉回主軌，一代甚或好幾代人就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80 年代末，台灣解嚴解禁以後，兩岸很快的從對抗走入競爭，但是從競爭邁向合作的一步卻澀滯重重。七、八年來，一方面經貿旅遊大幅增長，另方面政治外交的對立衝突，未曾稍減，兩個層面不平衡的發展，促成兩岸人民間疏離排斥惑的萌芽，超過解嚴前，也超過了台灣四百年歷史上任何一時代。
這種內層心理上的疏離排斥意識，有過去的歷史因素，也有當前的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是兩個：一是中共對台的鳥籠政策，這個鳥籠便是「一國兩制」，便是一個「中國」，但唯一合法中央政府是在北京的一個中國；另一因素是台灣選票出政權的民主政治，在國際上走不出去的低氣壓下，政治人物若不處處表現地台灣主體、台灣優先的愛「國」意識，在選壇上就立不了足。愈能代表「台灣人的悲哀」的，即使是悲壯的代表，便愈能贏得選票，因而也愈能贏得政權。
這些當前的政治因素，反映在兩岸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上，更加強了疏離乃至分離的意識。台灣漢化後四百年的歷史，兩岸之間的關係，文政常是分離的，也就是說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是不重疊的。但是在今天以前，即使在政治上完全分離的時代，對漢文化的認同也從來沒有中斷過。文化認同成為聯繫兩岸最重大的向心力，詩為心聲，以台灣知識份子的詩文為例，從沈斯庵、徐孚遠（ 17 世紀）而陳旭初（ 18 世紀）而連雅堂、林獻堂（19、 20 世紀），這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詩文中，心情從遺民「歲歲思歸思不窮，泣歧無路更誰問？……．待看寒雁南飛至，問訊還應過越東。」（沈斯庵），而移民「海上春色等閒來，朵朵還如人面開，千載避秦真斯地，問君何必武陵回。」（徐孚遠），而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獨立居民「我王真突兀，賤子致誠虔，未作中興頌，先修本紀篇。」（連雅堂「春日謁延平郡王祠」），而最終在形式上成為異國皇民，儘管政治上衣冠一變再變，他們對漢文化的孺慕未曾稍變。即使因為把自己原作的一首詠台灣民主國詩，從「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竟不成，天限台灣難獨立，古今歷歷證分明。」改為「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怎不成？天與台灣原獨立，我疑記載欠分明。」
因而被部份台灣文史學者抬出來與連橫抗衡，認為這才是真正具有台灣主體性與基層本土性的文學家賴和，他對漢文字習作所投注的精力與克服艱難的毅力，及今讀之仍令人感動不已。在階級的代表性上，賴和與連橫容或有所不同，在民族文化的認同上，他倆毫無二致。
但是，這種文化的認同正在侵蝕動搖。歷史發展過程的不同，造成兩岸一些基本意識上的差異。首先是民族意識，在大陸，民族主義是絕對的，百年來內亂外患，若沒有民族主義的維繫，中國早就分崩離析，在大陸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三者是一致的。但是台灣百年來衣冠一變再變，國家認同一直是遙遠而模糊，民族認同過去依附在文化認同上，交流開放以來，浪漫的憧憬消逝了，現實的關係充滿了矛盾，較實在的本土意識乃取代了民族意識，成為凝聚共識的基礎。民族主義是相對的，執著於民族意識是非理性的，這種想法正瀰漫著台灣的知識界。
第二個差異是海洋文化與黃土文化，大陸正在急劇的西化，價值觀念已經改變了，但基本體制和工作態度，尤其在內陸，還殘留著黃土文化的本色。在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內，效率和壓榨間只一線之差，兩岸經貿投資大幅增長後，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早走了數十年的台商，一方面缺乏法律的充分保障，一方面卻有政治上被統戰的價值，當然懂得如何利用各種機會，因此引起大陸基層民眾問的反感，相當程度蝕弱了開放初期的親近感，也減低了對可能發生的衝突升級的衝緩力。再其次是日本因素：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對台灣的政策是殖民的經營，對中國大陸則是純粹的侵略，戰後在兩地區遺留下來的感情，當然也大相逕庭。更由於台日之間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在台灣問題上，中共對日本的猜疑，還強於美國，隨著日本在世界——特別是亞太地區——舞台上政治地位的上升，台日關係的敏感性也隨之更加加強。
上述種種，皆顯示在當今的國際大氣候下，兩岸間潛存著很多負面互動的因素。目前，兩岸關係對台灣而言是主要的重要問題，對大陸而言，只是次要的重要問題。從改革開放起到今天，中共的對台政策，一條鞭到底，一直是「一個中國，加強交流，搞好經濟，再求統一。」，防獨重於促統的鳥籠政策。在台灣，大陸政策影響島內的一切，也被島內的一切影響。七、八年來，經過急劇的變化，急統是沒人提了，把統一作為先驗性的最高長遠目標，這種說法也漸式微。朝野之間，漸漸凝聚出一種隱晦的共識「確保分治，不爭統獨，加強實力，等待未來。」——此處要強調這樣的共識，並非一人二人的主導，是綜合了歷史背景、國際環境種種因素演進得來的結果——而所謂實力，擴大國際活動空間，是重要的一環。以兩岸土地人口數目上的懸殊，未來無論是談判統一還是追求獨立，國際化絕對是對台灣有利的籌碼，中共當然也認識到台灣問題國際化後的複雜性，所以也全力圍堵，國際空間乃成為兩岸衝突最尖銳的焦點。
綜合上述的分析，儘管經貿交流直線上升，維持現狀的兩岸關係並非完全穩定，若不儘速建立起過渡性的政治關係，以降低負面互動的因素，這種不穩定性會繼續升高。此處強調「過渡性」，是因為由於目前兩岸內部政治上結構性的差異，國協、邦聯、一國兩制這些統一「後」的兩岸關係的模式，不可能同時被雙方接受。現在應該探索的是統一「前」的政治關係，考慮到兩岸的基本立場。這個過渡性的政治關係。中共方面的最低要求可能會包含：（一）一個中國象徵的具體化，（二）北京政府是代表這象徵的主體，（三）開放全面交流，創造志願和平統一的條件。另一方面，台灣必須堅持的是：（一）一個中國所象徵的是兩岸關係未來演進的方向，而不是現在的統一，（二）在現階段，台灣是一個對內擁有完全治權，對外具有獨立國際人格的政治實體，（三）將來統一的時機與方式，要得到兩岸人民分別同意，同意的認定，台灣地區應該通過適當而有保障的民主程序（例如全民投票）。
雙方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是，建立一個功能性、過渡性的兩岸關係政治架構，並非不可能。這個架構的基調，應是「一而不統」；這是雙方可以容忍的交集點的極限。現在，通過政治性談判以尋求這樣一個架構的時機，已經成熟，一年內新李（擁有更大權力的直接民選總統）和新江（鄧的死亡和內部整合的完成）的時代有很大可能會同時到來。近日李登輝訪美得以成行，短期內可能增加兩岸關係的緊張，但也未始不是突破兩岸僵局的一個起點，對中共而言，這是一個警惕，片面的鳥籠政策並不能導至統一，反而會成為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一個大負擔。尤其邁入 21 世紀，在中美日三角競爭的關係裡，一個不穩定的兩岸關係，對美國和日本都是很有利的籌碼，中共或有力量阻止台灣更進一步的分離，但中華民族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另一方面，力爭突破的台灣也要了解，一個社會的理性並不等於另一個社會的理性，在民族意識至上的社會裡，攘外是安內最有效的手段，一個政權在權力受到挑戰時是，它是不會計算代價的。今後兩三年，是兩岸關係最危險的時刻，也是最有轉機的時刻。希望這一代兩岸的領導階層能發揮智慧，存異求同，在他們的時代過去，問題變得更複雜之前，在兩岸間建立起一個過渡性的、「一而不統」的政治架構，使以後的兩岸關係能穩定而和平的在這架構上演進。如何演進，則是下一代中國人的責任，也是他們的權利了。
兩千多年前，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答道：「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然後又說，若能如此，以大事小者就可以保天下，以小事大者就可以保其國。這兒所謂的仁，當然不是不殺二毛的婦人之仁，是照顧全局的胸懷和長遠歷史眼光的大智。而那時所謂的天下，指的是華夏文化所及之處，事實就是今天所謂的中國。耶魯兩岸學會，成立於1992年，集兩岸留學精英於一堂，兩、三年內，在葉爾良、涂德清兩位領導推動之下，通過會議參訪等方式，對兩岸的過去、現在、未來和相互間的關係，做了深入的探討，現在其成員已遍及美東各校，將為 21 世紀兩岸的領導精英。知乃智的必要條件，他們今天所累積的知，必將為日後兩岸關係的演進作出貢獻。葉爾良君畢業於新竹清華大學，在校時曾任學生會長，為了籌畫與交通大學兩校間的梅竹賽與我熟識，引起了對兩岸關係的興趣，也認識到存異求同、捨小取大是不同立場團體間得到雙贏結果的不二法門。今為出版兩岸學會舉辦的「邁向 21 世紀的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囑我為序，乃為短文如上。
1995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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