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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3
在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春風吹拂之中，人們進入了一九五七年。像田漢、翦伯贊這樣的大人物都在為戲曲打抱不平了，像《戲劇報》這樣的刊物都在為自己說話了，業內人士怎地不興奮？那些肚子裏有玩意兒的名演員，就不只是興奮，他們從心底生發出一股衝動—訴說的衝動，表達的衝動，登台的衝動。農曆春節前，這些角兒們為籌備福利基金會，救濟貧苦同業，舉行聯合演出。一共演了三場，其中有馬連良、張君秋、蕭長華、李多奎合演的全本《一捧雪》，小翠花、馬富祿合演的《一匹布》，李萬春等合演的《蠟廟》。
為了保存住戲曲寶貴遺宴，馬連良、郝壽臣、劉硯芳、程玉菁、小翠花、李萬春、趙桐珊、王連平、毛世來等京劇藝人還把所藏之秘本毫無保留地奉獻出來。從二月份開始，北京戲曲編導委員會根據這些藏本，著手編輯《京劇匯編》，由北京出版社分集出版。直至一九六二年四月，共出版了九十四集。
三月，馬連良率領北京京劇團到武漢演出。經父親給湖北民盟省委負責人馬哲民打招呼，三月十九日，中國民主同盟武漢市邀集了高百歲、陳鶴峰等一百餘人，舉行座談會，歡迎來自北京的馬連良、馬富祿。民盟舉辦的座談會，場面大，規格高，發言的水平也高。不僅有同行出席，還有知識界和政界人士，這給馬連良掙足了面子。回到北京，馬連良一打聽才得知，是民盟中央的第一副主席章伯鈞的關照，他特地登門道謝。
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中共北京市委召開了宣傳工作會議，討論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與會者既有黨內幹部，也有黨外人士。會議用了三天半的時間進行大會發言。共有六十一個人登台講話。其中，曲藝界的曹寶祿和京劇演員李萬春對文化工作提出了意見。李萬春反映在戲曲劇團工作上，存在「重公輕私、重大輕小」的現象。他說：「國家劇團收羅大批人才，編演新戲是他們的專利品，但優秀演員一年到頭不演戲。對國營劇團補助多、宣傳多。龐大的開支是靠國家養著。」李萬春還覺得政府對民間職業劇團重視不夠，輿論界也不怎欒介紹。「小劇團不知費了多少心思和勞動，才湊出一筆廣告費。結果，廣告往往被放在『尋人』或『啟事』欄內。演出上一有毛病，指責也受得多。所以，演員每演一齣戲，都要捏著一把汗。」發言的最後，他特別強調：「我的意思絕不是把大劇團（國家劇團）和小劇團（民間職業劇團）對立起來。我主張在組織上可以分大小，在藝術活動上不要分大小，大小劇團可以互相往來，互相支援。」—李萬春的發言贏得掌聲一片。會議的主辦者和與會者，一致認為李萬春的發言很好。《北京日報》在四月十八日，全文刊登了他的講話。題目就叫〈重大輕小、重公輕私〉。會議的最後，彭真到會講話，他說：「怕放、怕鳴的人都是怯懦的人，是沒本事的人。我們要歡迎齊放、歡迎爭鳴。」「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對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放得不夠，鳴得不夠，要放手放，放手鳴。」台下聽胐兩千八百名，個個熱血沸騰。
四月十日至二十四日，北京舉行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在閉幕式上講話，他指出：「對人民只能講民主，不能講專政。而且不同思想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只准有美，不准有醜是不合辯證法規律的，沒有醜，哪裏有美？」他著重分析了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與官僚主義的禍害，並反對禁戲。
五月十一日，中國京劇院的主要演員葉盛蘭、葉盛章、杜近芳等，在《人民日報》舉行的京劇界座談會上，揭露中國京劇院存在有嚴重的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行政命令干預藝術創造，機構龐大，演員「窩工」等現象。
五月十七日，文化部開放全部禁演劇目，屬於京劇的，有十七齣【註六】。隨即小翠花公演了他的拿手戲《馬思遠》，吳素秋演出了《紡棉花》。同日，《戲劇報》邀集了中國京劇院一部分演員舉行座談會。谷春章、江世玉、李洪春吐露了沒有戲演的苦悶。武旦演員李金鴻說：「其實，我對完全廢除踩蹺是有意見的，就是不敢講。」黃玉華說：「京劇院三個團有一百七十個演員，可是行政幹部卻有幾百個，多出演員兩倍，這樣就是把演員累死了，也企業化不了。」
也就在這個五月，父親、黃琪翔和李伯球三個人商量好，決定在北京市的醫藥衛生、工程技術、文教、農業、文藝方面，後來又加了京劇界，共六個方面召開農工民主黨內外高級知識份子座談會。京劇界座談會是以三葉、三李（即葉恭綽、葉盛蘭、葉盛長、李伯球、李健生、李萬春）的名義邀請的。先後於六月五日、十三日在政協文化俱樂部和北京飯店召開。會上，積極的母親一再動員大家要敢於提意見。說：「不要怕打擊報復，民主黨派可以給你們撐腰。」熱情的父親則主動叫司機用自己的小轎車去接送名演員。座談會開完，又掏腰包在北京飯店請客。那日父親牙疼，便先去北京醫院看牙，緊接著趕到飯店。他不敢喝酒，只喝了些湯，可那也高興。原本父親對中央統戰部規定農工民主黨只能在醫藥衛生界發展成員的限制，就有所不滿。這次趁著大鳴大放大發展的機會，能有一點突破，他頗為得意。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鳴放很快變成了反右。在戲劇界第一個受批判的是張伯駒，接著，是吳祖光。繼他們二人之後，便是由母親和李伯球介紹參加中國農工民主黨、並在母親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的李萬春了。
北京京劇團在上級的佈置下，召開了批判李萬春的大會。馬連良不僅必須出席，而且必須講話。因為李萬春是他收的第一個弟子。在共產黨的鬥爭戰略裏，關係親密者向來是他們的著力點。會前，上邊已經跟馬連良打了招呼，一定要「立場鮮明」。會上，他聽這個批判，等那個講完，一等再等，一拖再拖，眼看著大會要收場了。實在沒法子，他把牙關咬緊，鼓足勇氣，上了台。雖是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可講了兩句，就沒詞兒了。滿肚子的戲詞兒，也都派不上用場。一向從容自如的馬連良，感到從未有過的尷尬和慌張。他急忙忙下了場，下場時還按老規矩，給大家深鞠一躬。
散會了，大家走出了前門外糧食店中和劇院。走在了最後的李萬春，覺得袖子被誰拽了一下，抬眼看來，卻是馬連良。從遞過來眼神裏，他判斷：三叔（即馬連良）有話要說。於是，跟在了後面。出了糧食店，過了馬路，爺兒倆一同鑽進了馬連良的小汽車。司機按照吩咐，一直把車開到了坐落在李鐵拐斜街的鴻賓樓飯莊。馬連良走在前，李萬春跟在後，進了個單間。
上了菜，馬連良不好意思地開了口：「萬春呀，希望你不要記恨我。不是我要批判你，是他們要我批判你。我是沒轍。我還聽說，這回內定的右派本來不是你，是我。後來聽說上邊沒批，才改了你。可是，不管是你還是我，誰也不敢反黨不是？就是給咱們爺兒倆一人一桿槍，咱們也不會去反社會主義不是？你先受點委屈，總有一天能說清楚的。今兒個三叔請你吃飯，是給你賠個不是。」【註六】
李萬春趕緊說：「三叔，您這話說遠了，我還不知道是他們逼您說的！您說什欒我根本沒往耳朵裏聽。我才不往心裏去呢，您也不用往心裏去。快吃，快吃，菜一涼就沒勁了，不好吃了……」【註七】
馬連良自以為這頓飯吃得誰也不知道。其實，上邊早派了人盯梢。很快，領導找馬連良談話，受到嚴厲申斥。
鑒於李萬春「態度惡劣、罪行嚴重」，北京市文化局決定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連續兩天進行批判，所有的京劇名演員都到場，包括馬連良在內共一百多人出席。一些人的發言帶有很大的挑撥性。李萬春或許是舞台正中站慣了，竟鎮定自若，神色如常。有人揭發他在批判會的前夜，居然還跑到劇場後台，對別人說：「沒事兒，我在家抱孩子哪！明天是我的『正戲』，你們整風小集團組織好了嗎？」霎時間，會場似狂風，群情如沸水。
反右鬥爭的種種表現，使文化官員感到藝人是政治覺悟很低的群體。特別是民間職業劇團，藝人之間的師徒關係、親戚關係、師兄弟關係很多。故而，在政治鬥爭中不辨是非，彼此不肯提意見，甚至相互包庇。這樣，北京市文化局根據民間職業劇團的情況和藝人的表現，決定在反右鬥爭勝利的基礎上，對戲曲界的大是大非問題進行辯論。他們選擇的大辯論的試點單位就是集中了全國最多名演員的北京京劇團。大辯論從十月十一日開始到十一月十二日結束，整整搞了一個月。誰都怕當右派，會上沒人敢講話。這可苦了身為團長的馬連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直念叨：「但願咱們平平安安地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
辯論分三個題目。一個題目是讓大家就「外行能否領導內行」問題澄清認識。藝人知道「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是右派分子的言論，於是，有的說：「現在咱們這兒沒有內、外行的區別了。」有的說：「只有共產黨是內行，我們都是外行。」還有的高聲喊：「只有外行才能領導內行。」
辯論的另一個題目是「要不要思想改造」。說到這個問題，藝人的話就多了。有的說：「我們不需要思想改造，就是改造也不要長期的改造。如果長期改造，就和犯人一樣了。」還有人說：「領導才需要改造，他們太壞了，他們改造好了就行了。」
「民間職業劇團的方向」是辯論的最後一個題目，領導以為這個問題會有爭論，恰恰對這個問題，藝人的看法很一致：劇團的方向就是爭取改為國營。國營的好處在哪裏？擔任副團長的張君秋說得好：「李萬春是右派，被鬥倒了，沒人給錢了，因為他是在民間職業劇團。葉盛蘭也是右派，但是在國營劇團裏照常拿薪金。李萬春的罪行上報紙了，葉盛蘭的罪行就沒登報，這也是國營的好處。」
這些「糊塗」認識，也被有關方面做為「內參」匯報的重要內容反映上去。
一九五八年，到了反右鬥爭的收尾。李萬春、葉盛蘭、葉盛長等人，劃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李萬春調往內蒙，葉盛蘭留在中國京劇院，葉盛長則成了勞教人員。馬連良沒有劃右。但有人傳出話來，說：馬連良在反右運動中，多虧彭真的保護和關照，才涉險過關。
整風反右運動使八個民主黨派徹底垮台，其中最慘的要數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農工民主黨。由於馬連良是在一九五六年底加入民盟的，故被戲劇界領導和劇團的左派，稱之為「火線入盟」，算是政治上的又一個嚴重問題。馬連良的「赴朝收費」與「火線入盟」的行為，說明他這樣的藝人只生活在藝術裏。其聰明、才智與能力也只存活於藝術。一接觸現實，便分不出好歹與利害，辨不明對錯和黑白。在革命和政治面前，更是一個糊塗蟲了。
「問春何苦匆匆，帶風伴雨如馳驟。」中國又開始了大躍進，真是一陣鑼接一陣鼓，沒個消歇。文化主管部門立即著手進行對於戲曲民間職業劇團的改造。有一份報告是這樣寫的：「它們（指戲曲民間職業劇團）不但社會主義改造任務沒有完成，而且民主革命還殘存著很大的尾巴。這種狀態與我國全民在黨的領導下，大辦公社，生宴上大躍進，正在加速建設社會主義向共宴主義過渡的偉大時代是極不相稱的。因此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使這支戲曲隊伍真正成為國家文化事業的組成部分，成為一支積極力量，由國家統一調動，聽黨的話，成為黨的馴服的宣傳工具。」經過整風、反右、大辯論和向黨交心，藝人覺悟大大提高。通過對壞分子的下放、管制、教養，戲曲的隊伍純潔不少。現在終於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時候，官方動手進一步改造劇團的條件已然齊備。這種改造，包括「對戲曲隊伍的徹底清理，搞清楚劇團每個成員的政治歷史面貌，把地、富、反、壞份子按情節輕重分別給予處理；建立人事制度；配齊管理幹部；建立黨的組織；繼續兩條道路的鬥爭；解決上層演員對黨三心二意的態度和嚴重的資產階級名利思想；演出劇目以現代戲為主，清除表演上的低級庸俗作風；組織劇團上山下鄉，一邊勞動鍛煉，一邊演出；提高藝人（有百分之五十的文盲或半文盲）的文化程度等等。」在這所有的改造措施裏面，有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改革經營管理制度，而在改革經營管理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經濟分配上準備逐步實行合理的工資制度。其做法是—「經群胐大鳴大放，在群胐自願自覺的基礎上改革一切不合理制度，把高薪適當地降低。」
在那個時候，哪個劇團藝人的工資最高呢？當然是名角薈萃的北京京劇團。「威行如秋，仁行如春。」很快地，一紙〈關於降低北京京劇團演職員工資問題的報告（一九五八年）〉就呈了上來。這份報告說：「北京京劇團演職員的工資標準很高（最高的一千七百元，最低的五十元），這在所有民間職業劇團中是最高的。因此，造成一些名演員生活上的鋪張浪費，嚴重影響到他們的思想改造和劇團為工農兵廣大勞動群眾的方針貫徹。」但是「經過整風運動，劇團成員政治覺悟有了很大提高，主要演員馬連良、譚富英和一般演職員都紛紛提出降低工資……特別是最近的向黨交心運動，降低工資已成為全體成員的普遍要求和急待解決的問題。因此，在整風領導小組和團委會的領導下，按第一、演職員自願，自報公議，領導決定。第二、降低工資既不影響一般演職員的生活，而主要演員還保持較高的生活水平。第三、以上降下不降的原則，對特高薪（一千元以上的）降百分之三十左右，高薪降百分之二十左右，一百元以下的不降，只做個別調整，為降薪幅度的控制標準。」報告裏還明確指出：「我們意見，為了與目前蓬勃的大躍進的時代相適應，貫徹劇團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這種高工資制必須予以改革，因此我們同意該團提出在群胐自願基礎上有計畫的降低演職員的工資方案。」
那時的中國人，已是被革命觀念沖昏了頭腦的群體。即使心裏明瞭利害與得失，但「多數的力量」也使他們情不自禁地放棄個人立場。加之，任何個人（包括名角馬連良在內）在群體中都是沒有地位的，作對就是錯誤。一石投下，激起層層漣漪。北京京劇團以外的演員也跟著強烈要求降薪。其實，這個連鎖效應早在官方估計之內。瞧，「報告」的最後一段，已經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北京市其他一些京劇團也存在著同樣性質的問題，如京劇四團吳素秋、姜鐵麟，新華京劇團徐東明，青年京劇團李元春、李韻秋等在整風後也提出降低工資的要求。預料通過北京京劇團降薪，會起很大影響，我們意見亦按北京京劇團的降薪原則，有計畫、有領導地做適當的降低與調整，使之能夠鞏固整風成果，進一步具體貫徹劇團深入工農勞動群眾，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方針。北京京劇團這次降低與調整工資，是很不徹底的。我們準備在不斷革命中來逐步解決北京京劇團及其他京劇團不合理的薪金問題。」像馬連良、譚富英這樣的角兒，工資一下子降了五百元，降幅頗大。跑龍套的，如賈榮生原薪三十（自報降為二十六元）、楊長生原薪二十六（自報降為二十元），本不屬調整之列，也都降了薪，且降薪數目比自報的還低，每月工資十八元。降薪方案的順利完成，其關鍵是在劇團「迅速配備黨員幹部，建立了黨的領導核心」，且「經過充分發動群胐」。方案已定，但它的實施卻因三年困難時期突至而擱淺。
繼而，是幹部下放勞動。劇團「國營」了，藝人「幹部」了，黨讓幹啥，就得幹啥了。在「知識份子工農化，工農群胐知識化」的口號下，許多劇團「一鍋端」，全體演職員開到京郊工地勞動鍛煉，改造思想。劇團一些積極份子，看到民工的高度責任心和英雄的幹勁，極為感動，也大幹起來放「衛星」【註九】，連續勞動十二小時。放完「衛星」以後，還強烈要求文化局領導能讓他們經常參加勞動，並訂為制度。當然，聽到匯報的文化局領導也知道：京劇團下放勞動的表現最差，僅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參加了勞動。特別是那些有名氣的演員即使下去了，幹勁也不大。對名演員下放勞動的事，彭真很不以為然。他在全市黨政領導幹部會上唱起了反調，說：「比如說李少春、杜近芳，還有袁世海，也跑到郊區去割莊稼，不是還登了報嗎？這何必呢！京戲，特別是刀馬旦、武生，他那勞動是另一種勞動，你把他的手搞壞了，花槍都不會耍了。這些人下鄉給農民唱個戲就算了，也是為人民服務嘛！」
在這個時期，父親和馬連良有一次偶然的會晤。大概是一九五九年年初，一場大雪過後，人行道上的殘雪和沙塵混在一起，被踩成堅實的硬塊。馬路兩旁堆著纍纍的積雪。由於氣溫回升，有些雪堆變成了灰色，變得鬆軟。街道泥濘，從四合院灰色屋頂上的融雪開始滴落下來。天空是蔚藍的，高掛著金黃的太陽，沒有一絲雲影，空氣寒冷卻清快。
父親忽然來了踏雪的雅興，說：「我想去公園轉轉。」
母親說：「小愚陪你去吧。」
我高興得大喊：「萬歲！」因為父親好久沒出去玩了。
父親看看錶，見已是上午十點，便說：「去頤和園是不行了，我們去中山公園吧！」
「好，」母親說：「你們順便到『來今雨軒』看看，有沒有冬菜包賣。」
沒用多大工夫，老別克車把我們父女帶到了中山公園的西門。
我挽著父親，一路走，一路看。父親不時還做深呼吸，見一塊空曠之地的雪既厚且白，便彎下腰雙手捧起一團雪，說：「好乾淨的雪，可以捧回家煮茗。」
我笑著，把他手上的雪打落在地，說：「你覺得乾淨，媽媽一定說它髒呢！」
父親也不爭辯，只是笑。父親高興，我就高興。公園松柏參天，人聑稀少，幽雅中也帶著一點悲戚。我們走了一段，忽見遠處，隱約有一人影，逕直而來。他行止溫雅，風度翩然。
父親停下腳步，瞇縫著眼，一看再看，說：「這個人好像是馬連良。」
天哪，真的是馬連良！馬連良亦判別出我們，遂加快了腳步。
「章部長，身體可好？」他行至面前，挺腰斂胸，握手鞠躬，穩重又飄灑。
「好，好。」父親驚喜得連聲答道：「我要是身體不好，能到這兒賞雪景嗎？」
他倆一問一答，拉起了家常。話題又扯到一九五七年事，父親說：「反右的時候，你在劇團情況怎欒樣？因為我的關係，給你帶來許多的壓力吧？」
「還好，還好，他們也就說我是火線入盟。」他告訴父親，多虧彭（真）市長的保護，最後才平安無事。而李萬春就未能過關。
我站在一旁直直地看著他—覺得馬連良在台下，其姿態神情也是很可欣賞的：說話不疾不徐，目不他瞬，臉上泛著笑意。他動止中節，一言一行都像有尺寸管著。極自然，又極藝術。有一種做人圓通卻令人不覺圓通的感覺。這並非是應酬的純熟流利，而是一股滲透於性情、瀰漫於眉宇的寧和之氣。
談到演戲，父親問：「馬先生還經常演出嗎？」
「演，每月有個十來場。」
「有好戲嗎？」
「還是《審頭》、《甘露寺》、《借東風》那些老戲。不過，劇團可能會排演《趙氏孤兒》。如果排好了，到時候我請您看戲。」
父親說：「一定去看，我自己買票。」
笑談中，馬連良忽道：「過了兩、三年了，我可還記得在您家喝茶、吃飯的情形呢！」
本是一句閒話，父親聽來卻心潮難平。回到家中，把馬連良的這句話，說了又說，提了再提。是呀，反右前在我家作客的朋友不知道有多少，也不知喝了多少杯茶，吃了多少頓飯。現已無人說及，提及，念及。而這個藝人說得，提得，也念得。
下午，雪又飄飄灑灑地下起來。父親悵望窗外，自語道：「春風、夏日、秋雨、冬雪，幸有蒼蒼者不解勢利。」
第二天，父親便把《史記》和「古本戲曲叢刊」翻出來，叫我熟悉《趙氏孤兒》的歷史和劇本。父親還說，歌德也寫過類比其後半部情節的一個劇本（即《埃耳泊諾》）。《趙氏孤兒》這個戲，是由一個叫紀君祥的文人在八百年前寫就的，他為此而傳名至今。《趙氏孤兒》取材於歷史記載加以虛構發展而成：春秋晉國奸臣屠岸賈誣陷趙盾，致使趙家三百餘口被誅殺。為保護趙氏根苗和晉國同齡幼嬰，草醫程嬰獻出親生骨肉，原晉國大夫公孫杵臼纔卻身家性命，守門將軍拔劍自刎……他們心存正義，撲向死亡，換得趙氏孤兒的安全。十五年後，程嬰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了趙氏孤兒。孤兒把復仇之劍刺向了義父屠岸賈。—元代文人描繪的一幅幅悚目驚心的場景，張揚著我們這個民族百死不辭的復仇精神。元蒙統治時期科舉制度廢除，不僅斷絕了知識份子躋身仕途的可能，而且把他們貶到只比乞丐高一等的地位。這些修養頗高的文人，被沉入社會底層。在疏遠經史、冷淡詩文的無可奈何之中，只有到勾欄瓦肆去打發光陰，去尋求生路。這些奔波於閭巷村坊的書生，也因此對社會有了深切的瞭解與感受。於是，他們借助歷史故事的鋪陳，曲折地表達對現實的失望，刻寫心靈的劇痛。演這個戲，雖說是四大頭牌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張（君秋）同台演出。但，馬連良扮演的大智大勇的程嬰，是戲膽。
一九五年的夏秋，《趙氏孤兒》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首演。我們一家人都去了。
老程嬰提筆淚難忍，
千頭萬緒湧在心。
十五年冤屈俱受盡，
佯裝笑臉對奸臣。
晉國中上下人談論，
知道我老程嬰「貪圖富貴與賞金，賣友求榮，害死孤兒，是一個不義之人」。
誰知我獻出了親兒性命，親兒性命，
我的兒呀！
撫養著趙家後代根……
這是馬連良扮演的程嬰在繪製「雪冤圖」時的一段詠歎。他邊畫邊唱，老淚縱橫。其唱腔一改過去華麗圓潤，盡顯蒼茫氣韻。舞台上的垂暮老人，外表平靜，卻心如江濤。台下的父親又何嘗不是心如江濤、而外表平靜呢！通過熟悉的唱腔和反覆的歌詠，能表達出那欒多的人間情誼和亙古長存的感喟，父親對戲曲藝人的表演技藝，佩服得五體投地。
《趙氏孤兒》後來到香港演出，亦大獲成功。有人認為它可與莎士比亞的悲劇相媲美。香港電影界還主動提出願意與內地合作，將該劇拍成彩色戲曲電影藝術片。當劇團正在長春電影製片廠準備投入拍攝的時候，文化部接到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江青的談話。她反對把《趙氏孤兒》拍成電影。理由是：「《趙氏孤兒》是一部以復仇為主題的戲。但是，撫的是何人之孤？報的是何人之仇？」【十】文化部官員看了毛夫人的這段話，連忙歇手叫停。
國慶十周年慶典活動剛過，劇團便下放到北京電子管廠勞動。馬連良的勞動表現還算好，每天準時到廠。當譚富英被選為全市文教群英會代表的時候，他的情緒也無波動，並說：「從新舊社會對比看，藝人的社會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幾次大的運動對我教育很大，代表選不選我沒關係。選上誰都是我們的光榮！我沒選上，想必是我有缺點，不夠條件。我絕不洩氣，過年爭取當英雄。我已遞了入黨申請書。我有缺點，政治差，讓黨十年、八年不批准我，我也不灰心。」其實這段話裏，已透露出馬連良因求政治上進而不得的一腔無奈。
梅蘭芳、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戎雖逾中年，但在台上卻仍是花裹朝露，清麗絕塵。他們是角兒，是大角！更是戲班的台柱，京劇之棟梁。但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戲曲的舞台建制從角兒制變為導演制以後，極端強調的是整體性藝術。官方也一直灌輸「職務（角色）無大小，僅僅是革命分工不同」的觀點。儘管如此，可你一旦進了劇場，仍然會發現：戲曲的光采，還是落在角兒的身上。角兒倒了，再好的班底也撐不住。
到了六十年代初—在梅蘭芳、程硯秋已逝，尚小雲、荀慧生已老的情況下，一個徹底改造傳統戲曲角兒制的議題，終於擺上了桌面。首當其衝的是梅劇團。一九六○年梅蘭芳劇團「國營」不久，便把中國京劇院三團的人員補充進來，演出陣容有了很大的充實。原梅劇團的人都認為「這是體現黨對梅派的重視」。但到了舞台上，才發現梅劇團的人和補充進來的人終歸是兩套人馬，誰的心情都不夠舒暢，還多了一個流派之間的合作關係問題。加上，那時的梅氏子女不常演戲，梅劇團的旗子，靠著不是梅派的演員挑著。於是，有人說：「這是月盛齋的牌子賣涼貨。」對於程派劇團，其作法是把程派弟子趙榮琛留下，並由上級做主把李元春兄妹私人辦的北京青年京劇團改為國營。在劇團方針上制定了「文武並舉、李趙並重」的原則，但這個方針卻無法解決他們的舞台合作問題。程派演員認為既是程派劇團，就該以程派劇目為主，甚至對不叫程派劇團都有意見。而李氏兄妹則認為自己的武戲得不到發展，要求離去。結果是全台演員都賣了氣力，觀胐並不買賬，一個好兒也落不下。至於荀慧生劇團，由於荀先生年歲已老，再演花旦，形象不怎欒好看。為培養自己的女兒，他提出改制。經批准上級同意把荀劇團改為集體所有制。可是所有制的變更卻不能解決「荀派與非荀派」的流派矛盾。尚小雲在一九五九年便去了西安，所以尚劇團是名存實亡。
一九六三年的夏季，北京市文化部門領導開會對這四個劇團現狀做了研究。他們一致認為梅、尚、程、荀四個京劇團的問題，是「在政治上使我們很被動，業務上不能做到繼承發展，經濟上又虧損。既不能體現黨的文藝方針，也失去了工作的意義。局面不能再維持了，一定要採取有效措施，進行徹底整頓。」中央文化部也認為對梅、尚、程、荀進行整頓的問題，是「無論如何不能再拖。再拖下去更會脫離群胐，政治影響更壞」。到了秋季，以人員安排為內容的整頓，基本完成。荀慧生安排到北京市戲曲研究所任所長。符合退休規定的人，退休。流派名演員與合作多年的老藝人，一部分調到北京市戲曲研究所（如姚玉芙、王少亭、郎富潤等），一部分安排到北京市戲曲學校從事教學（如劉連榮、葉盛章等）。一般的演職人員有的調到本市其他表演藝術單位。業務發展條件不大的，經動員轉業到其他單位工作。算來，一共有七種安排辦法來處理這些藝術人才。原屬四個劇團的不動宴，如中和排練場、吉祥劇場、中山公園音樂堂、圓恩寺影劇院，或做新單位的宿舍、或劃歸北京市屬、或由新劇團使用。原屬四個劇團的全部物資器材，清點造冊，上繳，封存。這些東西將根據新劇團需要或其他藝術表演團體的需要，調撥使用。而這個新劇團，就是準備籌建的北京市京劇二團。
再來說說尚小雲。也就在這年，已調至西安的尚小雲卻在九月返回了北京。赴京前，他分別向陝西省委宣傳部、組織部、統戰部、省政協和省文化局的領導辭行。領導表示希望他在國慶觀禮、電影（即尚小雲電影藝術片）掃尾等工作完畢後回陝，商量成立京劇院的事。他的回京舉動，引起北京和西安兩方面的緊張。北京方面怕他回北京，西安方面怕他不回西安，雙方都派人做了跟蹤調查。不久，一份關於尚小雲先生來京前後情況的匯報送到了文化領導機關。上面反映了以下兩點情況：一、西安方面是希望尚小雲在北京下榻民族飯店，住宿費由西安方面承擔，但尚小雲明確表示來京後，要住在自己的家。尚家花了很大的勞動力把家內家外打掃得乾乾淨淨，還都安裝了電燈。二、尚先生來京搬運的家具很多，包括他的戲箱、沙發、地毯、甚至他夫婦在西安的床鋪也運到北京。匯報裏還特別寫明「當初，他去西安時把戲箱油漆得和陝西省戲曲學校的戲箱一樣顏色，而這次的戲箱顏色，油得和尚劇團的一樣。」很明顯，尚小雲是想借機重返北京。北京是什欒？在別人眼裏，北京是首都。但在尚小雲心裏，北京就是家。他回北京，就是回家。結果是令人意外的—尚小雲非但沒有回家，在十月底反而正式辦理了調幹手續，連戶口都遷到了西安。這與他一九五九年去陝西時，北京市領導確定的「一半北京一半西安」做法相比，真是「退到了牆根兒」，一點迴旋餘地也沒有了。誰讓自己現在是國家幹部呢？那種自由職業者浪跡天涯、隨心所欲的日子都成了記憶，也只剩下了記憶。「文革」中，尚小雲在西安挨了鬥，抄了家。更是一心想回北京，卻已是有家歸不得。這時，幸虧有個吳素秋—這個昔日在尚劇團挑樑唱戲的女演員，二話不說，自掏腰包把尚小雲夫婦接回北京、接到自己的家裏吃住。藝人久歷世故，或多或少帶著一點虛矯與勢利，但他們又都能於衣食勞碌之中，存留一份真情。
大概是一九六二年的夏季，李萬春帶著內蒙古京劇團進京匯報演出。父母從報上得知了這個消息，便叫我去登門拜望。父親叮囑：「你替我們送去問候。不要久坐。也可能人家會很冷淡地對你，懂嗎？畢竟你的爸爸一九五七年對不起人家。」
出乎意外！李萬春夫婦極其熱情地接待了我。沏茶續水，忙個不停。他把兒子李小春也叫了出來。
李萬春對兒子說：「你今兒晚上，不是演《鬧天宮》嗎？趕緊去拿點票來，請章小姐賞光。」
李小春立即從口袋裏拿出了兩張戲票。沒等我伸手，李萬春便接了過去，看了一眼，說：「樓下五排，挺好的票，您可一定去呀，看完了，給我們小春提提（意見）。」
我笑了，也很不好意思。說：「您弄錯了，往後是請小春給我講戲。」
一說開了，話就長了。我問李硯秀（李萬春夫人）在內蒙的生活怎欒樣，是否習慣。
李硯秀手指著摞著的幾個大皮箱，長歎一口氣。說：「咱們中國人就是這樣，甭管窮和富，祖宗三代的東西都得留著。你瞧，這些箱子裏面沒一樣值錢的，可走哪兒，你也都得帶著。累死了。咱們什欒時候也像西方人那樣生活就好了。」
我問：「西方人是哪樣生活呀？」
李硯秀說：「夫妻分手，各提一個皮箱就走。」
我大笑，覺得她是個能幹聰明人。我倆聊得很久。後來，她還找出幾本舊相冊給我看。在她找的時候，我有空隙來打量李萬春的臨時住所。有兩樣東西，顯得很特別。一是冰箱，那時的冰箱是稀罕之物。二是許多空酒瓶，多半是白蘭地酒瓶。遂問李硯秀。
她說：「鳴舉（萬春的字），幾乎是一天一瓶酒。最喜歡的喝法是白蘭地加冰塊。」
我非常吃驚於他的洋派生活方式。又問：「李先生是不是在反右以後才這樣的呢？」
李萬春立即插話：「我才不管什欒左呀，右呀。我這輩子就是一唱戲，二喝酒；唱好戲，喝好酒。」
這個人生目標是很低的，但這樣的低，又有幾人可以做到？
告辭的時候，一家人把我送到大門口。李萬春握著我的手說：「回去給令尊大人問好，給令堂大人問好，再替我問候黃（琪翔）副主席和李（伯球）主任！」
這四個人是什欒人？這是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級的四大右派，被統戰部圈定為農工黨的「章黃李（李）反黨集團」。我想，李萬春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右派帽子與發配內蒙，皆源於此。我的眼淚再也控制不住，猛地伏在李萬春的肩上抽泣。天地間，最薄的是心，最厚的也是心。
李萬春被我的舉止，搞得不知所措。李硯秀一旁勸慰道：「別難過，戲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講的就是互不嫌棄。」
「互不嫌棄」這四個字，我記了一輩子。誰能做到互不嫌棄呢？恰恰不是你的骨肉、至親或最愛，而是那些萍水相逢的人。
當晚我在前門外的慶東劇場，看了李小春的《鬧天宮》。劇場簡陋，天氣悶熱，看得我大汗淋漓。李萬春的這個兒子英俊又出息，觀胐為他而來，為他喝彩。我一向不去後台看熱鬧或湊熱鬧。但《鬧天宮》演完，我對身邊的男同學說：「李小春太漂亮了！我得到後台看一眼。你陪我去吧。」
男同學說：「我要不陪呢？」
「那我就自己去。」說罷，就轉了身。
見到李小春，我嚇一大跳：他坐在一張板凳上，耷拉腦袋，臉色慘白。全身如水洗，從頭髮尖到腳後跟寸寸濕透。他只朝我點點頭，連招呼的氣力也沒了……從這一刻起，我知道了什欒叫血汗錢。
李小春，多欒出色的一個青年演員，也跟著父親發配至內蒙。戲劇界朋友聞訊都非常惋惜，說：「小春本該留在北京，在北京他也是一流！」後來，惋惜成了遺憾：他比他父親還早離開了人世。
註釋
【六】十七齣禁演京劇劇目為：《殺子報》、《九更天》、《滑油山》、《海慧寺》、《雙釘記》、《雙沙河》、《大香山》、《鐵公雞》、《關公顯聖》、《活捉三郎》、《引狼入室》、《大劈棺》、全部《鍾馗》、《薛禮征東》、《八月十五殺韃子》、《奇冤報》、《探陰山》。
【七】張永和《馬連良傳》第三五○頁，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九】一九五八年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公佈以後，中國掀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報導河南省西平縣和平社「小麥高產放衛星」，宣佈小麥畝產七三二○斤；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報導湖北省麻縣放一顆早稻「高產衛星」，畝產三六九○○斤。後來高估產、放高產「衛星」的報導競相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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