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書摘 4
（三）語譯
在剛有人類的時候，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因此沒有辦法為天下興公利，除公害。如果有人不顧慮自己的利害，使天下的人能夠蒙受其利，解除其害，那麼這個人勢必要比天下的人勤勞千萬倍。比天下的人勤勞千萬倍，而自己又不能享受其利益，實在是不合乎天下的常情。所以古代的人，像許由、務光就推辭而不願意入居比天下人勤勞，卻無利可圖的君王職位。而堯、舜則在入居君王之位以後，又把這個職位推讓掉。至於禹乃是一開始就不想入居君王之位，可是卻推讓不掉。這哪裏是古人的想法有什麼特別，喜好安逸，厭惡勤勞本來就是人的常情嘛。
後代擔任君王的人，想法就不這樣了，他們認為當了君王，就可以掌握天下的利害大權，把天下的利益完全收歸己有，把天下的禍害完全推給別人。使天下的人不敢自私自利，而以我自己個人的私利當作天下的公利。一開始的時候，還感到有些慚愧，可是久而久之，也就心安理得了。把天下看做自己的最大產業，傳給後代子孫，可以永遠的享受。漢高祖當年曾對他的父親說：「我所掙來的產業，比起二哥，那個多呢？」他那種逐利的心情，已經不知不覺的表露在這句話中了。所以會有這種轉變，並沒有其他的原因，完全是由於古代的人是以天下為主，君王為副，凡是君王盡其一生所經營的，都是在為整個天下設想。如今卻反而以君王為主，天下為副，所有使得天下的人流離失所，無處可以獲得安定的動亂災禍，都是由於只為君王設想而引起。所以當君王還沒有奪得君王職位以前，為了爭取君王之位，博得自己的產業，即使殺害天下人的生命，使天下人父母子女流離失散，竟然也不會感到悽慘哀傷，甚至還振振有詞約為自己辯護道：「我本來就是要為子孫創設產業的啊！」而當他奪得了君王之位以後，就儘量壓榨天下人的膏血，使天下人父母子女流離失散，來供應他一個人的淫伕享樂，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甚至還自以為得意的說：「這是我所掙得產業的紅利啊！」如此看來，天下的最大禍害就在於君王了。因為假使沒有君王，天下人還能夠自私自利，現在有了君王，反而連自己的私利也保不住。啊！難道設置君王的道理就是如此嗎？
古代天下的人愛戴他們的君王，把君王比做父親那樣偉大，比做上天那樣崇高，實在並不過份。如今天下的人怨恨他們的君王，把君王看做敵寇仇人，稱君王為眾叛親離的獨夫，也是有道理的。可是那些見識鄙陋的儒生，卻淺薄的認為臣民應該事奉君王，是合乎義理，而不能避免。甚至於還說商湯、周武王都不應該討伐像夏桀、商紂那樣的暴君。而胡亂的傳述伯夷、叔齊勸諫周武王不要伐紂這種沒有根據的事情。把天下許許多多受欺壓殘害的人民大眾，看做像腐敗的老鼠肉一般輕賤。難道在廣大的天地之間，許許多多的人民大眾之中，上天只眷顧私愛君王一個人，君王一個家族嗎？所以武王能夠討伐暴君，就是聖人：孟子「民貴君輕」的言論，就是聖人的言論。後代的君王，想要以君王像父親那樣偉大，像上天那樣崇高的虛偽名義，禁止他人起爭奪之心的，都感到孟子的話對自己有所不利，甚至於像明太祖一般的想要廢除孟子在孔子廟廷中的牌位，難道不是那些見識鄙陋的儒生所促成的嗎？
話雖如此，假使後代的君王真的能夠保有整個天下的產業，永遠留傳給後代子孫，也難怪他們會有那種私心。問題是自己既然把天下看做私有產業，那麼其他的人，哪個不是像自己一樣的想奪得這個產業？於是便不能不又是綑綁，又加鎖鑰的儘量防護，以免他人盜取。可是君王一個人的才智能力總敵不過想要爭奪天下的眾人，所以慢的話還可能傳好幾代，快的話就在自己還在世時，自己的子孫總是會遭遇到生命的危險。當年劉宋順帝被逼退位時，曾感歎著說：「希望以後世世代代都不要降生在帝王之家。」而明朝崇禎皇帝，眼看江山就要滅亡，也曾很悲傷的對女兒長平公主說：「你為什麼要生長在我家呢！」這些話語實在相當沉痛。這時候如果回想當初開創產業之時，那種想要奪取天下的野心，豈不是就會頹喪的消失掉呢！所以只要大家能夠明白當君王的職責是在為民服務，那麼就像唐、虞時代一樣，人人都願意推讓掉君王之位，許由、務光那種清高的作為並不是做不到的。可是如果不能夠明白當君王的職責，以為可以為所欲為，那麼街市上每個人，都想要爭取君王之位，大家你爭我奪的，像許由、務光那種清高的作為，到了後代也就永遠沒聽說過了。然而一般人終究不能夠明白當君王的職責，但是短暫的淫伕享樂也換不掉永遠的悲傷痛苦，這種道理是再愚笨的人也能夠明白的啊！
（四）評述
黃宗羲這篇「原君」的思想，很明顯的是承襲自禮記禮運大同章「天下為公」，以及孟子的「民貴君輕」之說。篇中剴切陳述古之人君與後之為人君者的不同，即在於公私的分別。而公私的分別，關鍵又在於天下與君王的主客地位如何。理想的政治應該是以天下為主，君王為客的公天下。
如果主客易位，形成家天下，那麼天下人就會成為君王爭取私利的犧牲品。人類經營群體生活，推舉領袖，是為了謀求群體的公利；因此凡是以犧牲群體來獲取私利的作為，都是違背了推舉領袖的本意。黃宗羲所以要對君主專制深表不滿而大力抨擊，主要的著眼點即在於此。
黃宗羲肯定設置君王的本意在公而不在私，觀念極為正確。尤其是他身處君權時代，有這種議論，膽識更值得我們敬仰。但是他的立論卻完全以「好惡逸勞」的利害關係來闡述，固然有所得，但也不免有所失。好惡逸勞是一般人的常情，然而肯任勞任怨的人也並非絕無僅有。又以利害關係做說明，的確比較能夠打動人心，但是當一個人面對近利的時候，是否能夠計慮到遠害恐怕是一大疑問。黃宗羲在本文中雖極力說明專制君王最後也難免悲慘的下場，而說「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然則明白這種道理，仍不顧一切以爭權奪利的卻大有人在。還有以好逸惡勞來解釋堯、舜的「入而又去」，夏禹的「初不欲入而不得去」，如此，禪讓式的公天下，豈不是也屬自私？
要解除上述黃宗羲立論的缺失，則除了利害關係以外，還須要提高到道德層次，即是如何的去克服私欲，如何的來發揮公心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國父孫逸仙先生在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三講中，所提出「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這種以服務為目的的人生觀，或許可以指示我們思考的一個方向。
最後我們不能不特別注意的是，黃宗羲在此文中一再的提及孟子，其政治思想與孟子相同，前面已經述及，其對於孟子的景仰，也可由文中看出。而當他再度談到孟子，謂「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其言，至廢孟子而不宜。」所指的正是明太祖。按黃宗羲以明朝遺老的身份，當面對種族問題時，能不顧身家的安危，積極從事反清復明的運動；但論及公私義利的大是非問題時，則仍然要譏評明代開國君王的愚妄。其胸襟器識的偉大確實不是小儒所能比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