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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自序（節錄）
十年之後，當我再重讀這篇序文，將會有什麼感覺呢？我們撰寫歷史，大多習慣回顧和憶述，但我總覺得，歷史和未來是一個相對的時空和概念，雖然我們不能夠任意去推移時間，但總可以嘗試以一個未知的視角去看歷史。烏托邦主義中提到的「無可有鄉」與「狂熱夢想」，大概就是源自這種思維和邏輯。
二○三○年，相信曾經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已有藥可治，但它或許幾經變種，扎根成為一種風土病，與人類文明並肩共存。不過，這場風暴告訴我們，人類可是相當的脆弱和可憐。在福山先生（Francis Fukuyama）出版其《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那一年，我曾經被他的結論說服，誤以為人類社會已沒有什麼進步的空間；同時也相信在科技發達、醫學昌明的大時代，再沒有什麼難題是解決不了的。但事實證明，在天災人禍面前，人類始終無計可施。如果我們不能認真反省現狀，嚴肅地根治疫情蔓延的原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再次遭遇另一場疫病浩劫，再一次被隔離，再一次被身心囚禁。 二○三○年，我四十五歲了。相信我依舊會在海洋史的園地裡耕耘；但與此同時，我希望到那個時候，這部小書會被塵封在圖書館的某個角落。我深信海洋史研究會在這十年之間，經歷教人激賞的進步和變化；而我今天對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的觀察，到二○三○年，或許會有新的解讀和看法。不過，我還有一個期許，但願十年後的秋天，我可以完成另一部與海洋史有關的著作，親身見證學術同儕們，在研究上的貢獻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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