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歸的台共鬥魂(BC0030)──蘇新自傳與文集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政治軍事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蘇新
出版日期：1993年04月10日
定價：260 元
售價：205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78頁
ISBN：9571306487

【序】

▼  序

回憶與父親在一起的日子

1947年7月初，我和母親離開上海，回到台灣；父親則從上海去了香港。從此，生離成為死別，我們永遠見不到父親了。算起來，母親和父親相處的日子不滿五年，我和父親在一起則只有一年半的時間；這段日子，正是台灣從戰爭末期到二二八之後的一段時期，回憶我們的家族以及與父親在一起的一些片斷，做為我們對父親蘇新的紀念，也算是對那一個動盪年代的一個側寫吧！

母親蕭不纏之所以和父親結婚完全是舅舅蕭來福的鼓勵。舅舅蕭來福和父親在二十年代中相識於東京，這時正是日本左翼思潮和階級鬥爭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當時，不只日本，全球各地都受到1917年俄國10月革命勝利的衝擊，在那個普遍殖民地化的年代，反殖民主義的運動進一步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裝，正開始吸引著無數的熱血青年在全球範圍逐漸形成一股有意識、有組織、有策略而且有著超越地區聯繫的現代抗爭運動。在當時的國際共黨組織——「第三國際」的領導下，各殖民帝國的共產黨也開始在其母國的殖民地建立民族支部，以領導和聯繫殖民地的抗爭運動。就是在這種國際背景之下，蘇新和蕭來福從開始參與日共的運動，而接著其領導參與創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工作；1929年，他們倆接受台共的指示而返台從事工運。這時由於各殖民帝國內部階級矛盾激化，法西斯主義也以對抗階級運動走上歷史舞台，並逐漸左右甚而掌握殖民帝國的政權，對於有著國際聯繫的共黨運動的鎮壓，便成為帝國對內壓迫，對外擴張必須採取的統治手段。蘇新和蕭來福返台前夕，在日本範圍內對左翼勢力的鎮壓已經開始，在台灣的共黨支部的活動自然也逐漸受到殖民當局的密切注意。蘇新和蕭來福返台後便在北部地區積極展開組織工人的工作。蘇新首先到宜蘭太平山伐木場，以伐木工人的身份開始組織伐木工人，後來因為身份暴露，又輾轉到基隆地區的煤礦區，以煤礦工人的身份從事組織煤礦工人的工作。這時，蕭來福除了在基隆煤礦區組織工人，也參與台北地區的工會工作，甚而南部高雄也都有他的蹤跡。他們倆返台一年後，日本當局對左翼勢力的鎮壓在日本雷厲風行的展開終也波及到台灣，於是從30年到三一年的大整肅，終於將所有主要的活躍份子送進牢獄，蕭來福舅舅被判十年，蘇新則判十二年。

父親和母親第一次見面，便是在母親陪祖母去台南監獄探來福舅舅之時，這時母親正上高等科學校（初中）。來福舅舅的機智、幽默，以及他的信念和熱情，贏得了蕭家兄弟姊妹的熱愛，他的遭遇對蕭家的打擊可想而知。正因為對來福舅舅的敬愛，使得母親在他出獄以後難以拒絕他對蘇新的推薦。父親常對母親提到，他和來福舅舅是同吃一顆花生的。表示他們之間的親密和同甘共苦。但是，這一對因為共同的政治理想而結合的患難兄弟，也使得母親和蕭家在長達半個世紀以上緊緊和台灣的苦難聯繫在一起。

母親和父親結婚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正當整個世界捲入一場史無前例的殘酷大廝殺時，對於這個苦難的家族卻是難得的、溫馨的大團聚的時刻。由於美軍的空襲，母親和父親疏散回老家佳里興之後，五舅一家和四姨、二舅全家和來福舅舅、舅媽也相繼疏散過來。這時，家族內最關心的事之一便是蘇新的後代問題。眼看看日子一天天過去，母親卻毫無動靜，來福舅媽於是忙看到處燒香拜佛，來福舅媽一向認為我的出世是上天對她的感動。在佳里，不只有蘇蕭二家大群的族人，而且有和父親相識於東京成為兄弟之交的吳新榮醫師，以及他那喜歡吟詩作賦的父親吳老先生，也成了父親的忘年之交。他老人家常常在晚間拿著他做的詩詞來和蘇新琢磨，話匣子一打開，常是不知夜之將盡。佳里這個鹽份地帶，文風之盛早已遠近聞名，在戰爭和政治的高壓之下，一切活動都被禁止，人們以文會友正是互通聲氣的變相方式，楊逵告訴我，他也曾在這個時候去過佳里，還見到了父親。吳新榮醫師的愛妻就在這個戰爭的末期猝然過世，吳新榮為她而寫的一篇悼文曾轟動一時。也許，人們感動的不只是一個丈夫對妻子的愛情，而是在戰爭和政治的高壓下被壓抑的感情在這篇悼文裡得到了共鳴。戰爭的末期，人們由美軍空投的傳單和各種秘密傳遞的訊息管道，知道日本終將投降並結束對台灣的統治。然而，正當人們的心思逐漸轉向戰爭結束後的未來時，一個可怕的消息傳來。為了避免美軍登陸時，台灣內部有人裏應外合，日本殖民地當局正擬一份黑名單，準備在美軍登陸前夕把這些人集中起來屠殺。其中都是過去有聲望、有領導群眾經驗的異議份子，父親不能免的被認為是黑名單內的份子。就在一些人開始秘密聯繫準備對策時，日本宣佈投降了，美軍並沒有登陸台灣，這個殘酷的行動計劃不管是否真實，終究沒有實現的機會了。

戰爭結束了，一般人開始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生活，對於有理想或有野心的人們，則是一個重新大展身手、大展鴻圖的機會。對於許多知識份子來說，日本結束對台統治正是我們台灣人開始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並且當家作主的時候，所以建設台灣是當仁不讓。這時，許多在日據時代受到鎮壓的，或者因為不願接受殖民地統治而遠離他鄉的遊子，也逐漸回到久違的故鄉。人們憑著過去的種種社會、政治關係開始聚合起來，準備在新時代扮演一個角色。這時，在東京和父親一起參與運動的陳逸松來到佳里，邀父親一起到台北辦雜誌。這時，我已在母親的肚子裏，我們全家人就此揮別故鄉的父老，搬到台北，住進陳逸松在延平南路的房子。父親開始他戰後的忙碌的政冶生涯。

在台北短短的一年多時間我們便搬了三個地方。我在陳逸松延平南路的房子出世不久，父親有感於在辦雜誌的理念和陳先生不一樣，而離開了《政經報》。我們也把家搬到中山北路七條通，和隔巷的王白淵先生隔鄰而居，二家來來往往也頗為熱鬧，在籌辦《自由報》的時候，許多會議便分別輪流在這二家召開。父親在離開《政經報》之後，在日本相識的老友陳文彬也回到台灣，先在台大文學院任教，後又擔任建中校長。當他和從大陸回來的宋斐如先生籌辦《人民導報》時，他們也找到父親和茶業界著名的士紳王添 一起工作。宋先生離開台灣已將近廿年，在大陸時曾辦過雜誌，在大學任教，相當一段時間則和馮玉祥將軍在一起，好學的馮玉祥曾組織一個講師團為他講課，宋先生便是這個講師團的成員，他主要為馮將軍講授政治學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宋先生回到台灣即擔任教育處（現在的教育廳）副處長，辦報不是他的正業，但卻是他言論報國的志業，他視為比擔任教育處副處長更重要的工作。宋斐如和陳文彬都是白天當公務員、當官，晚上到報社執筆當民間報人，批評時政。當時，國民黨和陳儀的不悅可想而知。當時擔任社長的王添 在省參議會則是以剛正不阿、直言無諱而著名的大炮型人物，由於他們的社會地位，國民黨初始想加以收買，後來則軟硬兼施。《人民導報》在當局的壓力下雖以蘇新辭職，宋斐如辭去教育處副處長而稍減壓力，但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王添 和宋斐如終於難逃被捕而且迅即被殺的惡運。光復後一些從大陸回來的台灣人，憑著他們在大陸時的各種關係，回到台灣不只有一官半職，而且發財的機會也比別人多，人們稱這些人是「半山」，後來都隱含相當的諷刺和貶意，宋斐如先生可以說是「半山」中的例外。

離開《人民導報》後，父親便到當時台北市長游彌堅組織的台灣文化協進會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編協進會的機關刊物《台灣文化》。游彌堅為了壯大聲勢和政治資本，以協進會網羅了各種人物，從激進的蘇新、王白淵、《民報》的主編許乃昌，一些學者，到地方士紳和一些國民黨的官方人物，真是應有盡有。父親和王白淵先生則想藉此多做一些文化的橋樑工作。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五十年之後，如何展開文化活動，並且在和祖國隔離這麼久之後，如何把祖國的文化介紹過來，都是非常要緊的工作。透過協進會促成了全省美展，也邀請了小提琴家馬思聰來台演奏，還有當時大陸著名的京劇四大名旦之一的歐陽予倩也應邀帶上海的新中國話劇團來台演出，當時演出的劇目有曹禺的《日出》、吳祖光的《牛郎織女》、歐陽予倩的《萬世師表》等帶有進步意義的戲劇。當時，台灣文化界為之耳目一新。

父親到文化協進會工作的同時也參與了《自由報》的籌劃工作，而局勢已日益緊張。由於舅舅的經歷，母親深知政治的複雜性和危險性，為了防範將來父親出事時，會被官憲用來壓榨線索，她一向對父親的事不聞不問，當然更談不上出主意。她總是說，要是國民黨抓了她，就是打死她也擠不出東西來。

如果說母親對父親有一份敬愛，父親對母親則是充滿歉意的，他認為母親為了和他結婚而到彰化去，不得不辭去高雄醫院護士長的工作（相當於現在的護理主任），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不只一再地在言辭上表示歉意，而且盡可能以行動來彌補，在家裏的時候，他總是盡可能擠出時間做家事，家裏灑掃庭院和劈柴幾乎部是他的工作。有時在家裏趕稿，他還要母親一個人出去逛街散心。他一手抱著我，一手提筆趕稿，等母親回家時，還為母親準備好洗澡的熱水。二二八前半年，物資的匱乏使市民生活非常緊張，當時城裏的人普遍在自家小院子養些雞鴨以補充不足，我們家也不例外。雞生的蛋成了我的主食之一，有剩餘才輪到二個大人，母親就像當時的許多婦女一樣總認為丈夫孩子應優先，但父親堅持平分食物，一個小小的雞蛋，他也要用刀子好好地切成平均的二份。雖然說中年得子，父親有一份幸福感，但父親對我的出世還是失望的，他認為當時的社會還是不太允許女性在政治上活躍的，而我們的社會正需要有更多的人獻身政治運動。儘管失望，因為對局勢的樂觀，他認為新中國將很快誕生，當時正是黎明的前夕，所以還是給了這個在政治上不抱希望的女兒一個非常政治性的名字。

在二二八事件的前夕，父親有感於中山北路地處市中心，人來人往太多，不利於讀書寫作，便將家遷到松山，在當時的台北還是非常偏僻的地方。據王白淵夫人說：我們這一搬家差一點害死同一巷子也是姓蘇的人，二二八之後他被當做「蘇新」抓去，差一點沒打死。二二八之後，父親便沒回到松山的家，母親帶著我，憑著她在醫院工作時所受到的戰時訓練，把家裏弄成一個個小碉堡，外面的世界全然失去聯絡。國民黨軍隊進台北城後，幾天幾夜，槍聲不斷，偶而從窗外望去還看到有人應聲倒地。這時唯一來訪的是一個特務，母親故意哭訴她的無助，特務建議說：「你先生不是和游市長很好嗎？去找游市長，他一定會幫您把先生找出來。」母親知道她如果這樣去找父親，就等於幫國民黨抓父親，她知道她絕對不能有任何行動。就這樣，我們在松山那個小屋守了幾個星期，等情勢稍為平靜之後，父親終於託一個可靠的親戚把我們帶到他藏匿的地方。這時，國民政府已公開通緝名單，父親是其中之一，我們惟有逃出台灣一途了。父親化了裝，拍了照，做了假證件，這樣我們全家打扮成有錢人家，買了頭等艙，搭上了往上海的郵輪。

當郵輪抵達上海碼頭時，二排憲兵已在扶梯下等候，母親懷著極端的疑懼，難道通緝令已到了上海？好不容易終於安全通了關，母親正鬆一口氣開始放眼尋找來接船的姨丈時，父親卻把寫著姨丈家地址的小紙條塞給母親說：「你們先走，我跟著過去看看。」父親指著前方一個同船的男子下了船後被憲兵押著正不知要被帶往何方，說著父親便跟著他們後面消失在人潮擁擠的碼頭，拋下母親、我和一只皮箱。這時，母親四處張望就是見不到姨丈的身影，四週充塞著各種對母親來說完全陌生的語言，在恐慌中母親正不知所措時，耳邊突然響起了清楚的日語：「太太您要到什麼地方呢？」一個人力車伕以為我們是日本人，就因為這個誤會，我們終於安然抵達了姨丈家，正碰著姨丈要出門接船。原來到上海的郵輪一般都要晚半個小時才到，今天卻難得準時抵達。當天晚上，父親很晚才回到姨丈家，照例母親不會問發生了什麼事，她猜想那位被憲兵帶走的男子是個舊識，在船上曾和父親打過招呼。我們到達上海不久，通緝令也跟著到達上海，特務正逐漸開始到台灣人家挨家挨戶地搜尋。父親為了了解局勢的發展每天還是出門。每天早上，我吃過早飯洗過澡之後，父親便抱著我出門。父親不願我整天糾纏母親，母親則認為我和父親出門可以掩護父親，誰會懷疑一個抱著嬰孩在街上走的男子是個通緝犯呢？母親總是這樣說。

在上海二個月藏匿的日子自然少有訪客，廖文毅是少有的稀客，對於父親和廖文毅之間的激烈爭論，是母親和父親在一起幾年來未曾見過的。這時，廖文毅已開始在一些同鄉之間私下鼓吹台灣應由聯合國託管的主張，當時在上海的台灣同鄉雖然因為二二八事件而對國民黨的統治相當失望，但是沒有人認為台灣該脫離中國，廖文毅的論調在同鄉之間引起了很大的反感。

1947年夏天，我們終於和父親在上海分手。我們藏匿的地點顯然已暴露，父親準備到香港去，朋友們認為局勢動盪不宜再把家眷帶著走，剛好有可靠的公費留學生江濃等人要返台探親，父親便託他們照顧，帶我們返台。當時，母親是非常害怕的，好不容易逃出來又回去會發生什麼事？以後怎麼生活？局勢會有什麼變化？母親感到前途茫茫，就像太平洋一樣看不到邊，見不到底。但是身為母親的責任感使她克服了恐懼、憂傷和絕望。回到台北，呂赫若來接火車，為我們在台北短暫的停留作安排。母親了解到在台北找工作不易，很快便帶我南下。這是我們最後見到呂赫若，再得到有關他的訊息時他已死了，據說是在山上逃亡時遭到毒蛇咬傷而死，這是母親終身最不能接受的一件悲劇。他的音樂造詣和文學才華深獲父親和母親的賞識，他為了練習中文寫作而到《人民導報》來當記者，父親期待他將成為台灣最偉大的文學家，他也對父親承諾，當我滿三歲時他便要開始教我鋼琴。然而，殘酷的現實終究使得美好的期待和慷慨的承諾落空!!

母親終於回到她原先任職的高雄醫院工作，並把薪水省下來託人帶給在香港的父親。這時，我也從來福舅媽家輾轉到五舅家、四姨家。隨著國府在大陸局勢的逆轉、遷台，台灣又面臨另一波大整肅，各種令人不安的訊息四起，終於傳來消息，和父親在《人民導報》共事的前建中校長陳文彬全家逃離台灣了。在他們離台前夕，陳夫人曾二次秘密造訪母親，希望把我一起帶走，他們擔心母親萬一不幸遇難我會變成孤兒，他們希望把我帶給父親，但因為當時局勢已不容通訊、通電話，她兩次造訪均未遇上母親。他們走後，不久又傳來也是在《人民導報》共事的宋斐如的夫人被捕而且被槍斃了，據說是因為她協助陳文彬一家人逃亡的緣故。宋先生在二二八時已遇難，他們有一個和我同齡的男孩，如今他夫人又遇難，這個孩子會有什麼遭遇，母親得到消息又著急又無從打聽消息，每每在街上看到一個和我同齡的男孩她便想「莫非是這個孩子？」（母親在八八年到大陸時，陳文彬夫人告知宋家的這個孩子在他母親遇難後，他在大陸的外祖父來把他帶走了，這是母親那次大陸之行最感欣慰的事）。

形勢正急轉直下，這時父親來信說，他不久將離開香港進入大陸，他還談到鋼琴和我學音樂的事，父親的訊息讓母親覺得，雖然局勢緊張，但和平也應該很快來臨。這是父親和我們最後的聯繫，而戰爭不止一次地，爆發又結束，但「和平」和「和解」卻遲遲未來臨。我們和父親在上海的分離終於成了死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