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後記
《鄧小平傳》（港版稱「評傳」）從動筆到完成歷時十五年，就寫作和出版過程我想略作交代。
1978年杪，我正在籌辦《東西方》月刊（以政論為主的綜合性雜誌），而鄧小平恰又復出不久，聲望有如日之中天，無論中外人士對這位三下三上的傳奇人物都甚感興趣。我覺得《東西方》如果能夠連載鄧小平的傳記，對銷路必大有幫助，所以到處央人為鄧傳，自己也因此而蒐集一些資料，準備供給作者參考。可是日子一天天過去，雜誌預定的出版日期也愈來愈近，仍然無法請到高明，只好自己提筆上陣。
由於中共的保密制度素來嚴厲，自由世界視為輕鬆平常的事中共都視為高度機密，因此，當年海外能接觸到的鄧小平資料，非常貧乏，非常零碎，也非常混亂。單是籍貫、年齡、姓名就有幾種不同的說法：
他的籍貫有嘉定、江安、連縣、廣安四種說法。
他的出生年份也有1896年、1902年、1903年、1904年四種說法。
最特別的是他的姓名，無論中英文出版物都眾口一詞地指稱：他並不姓鄧，而是姓闞，原名叫闞澤高。似乎相當統一，可是偏偏是大家都錯了，原來這是李璜先生闖出來的禍。他在《學鈍室回憶錄》裡說：「鄧小平其時年齡不過十七、八歲，並不叫鄧小平，而叫闕澤高。」李先生是留法勤工儉學的老前輩，是當年見過鄧小平唯一居於海外的知名人士，他的話自然甚具權威，於是大家不加思索，競相引用。
可是我經過多方考證發現鄧小平並沒有改姓，更不是闕澤高，李璜先生不知何故弄錯了，於是便寫了「鄧小平的姓名籍貫考」。這一來便欲罷不能，無論怎樣忙每期都得擠出一萬幾千字來「應付」。於是一邊找資料、一邊寫、一邊發表，寫到「渡江戰役」時（ 80 年3月），星、馬總代理商突然倒賬，《東西方》立即出現經濟危機，我既要籌措資金，又要編雜誌，終於弄至心力交瘁，《鄧傳》也就無法寫下去了。82年初，《東西方》停刊，事業跌入谷底，債台卻是高築，每天都要花耗很大的心力和體力去謀生，寫作計畫當然只好擱置。
1984年，由於香港前景的困擾，香港人對這位可憑一念之動，而決定香港休咎榮枯的「鄧大人」的一舉一動都十分關心，於是才趕緊補寫四、五章，在八四年9月「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前出版，期望賺取一些生活費用。《鄧傳》成書的過程如此倉卒，其粗糙自是意料中事，然而，這實非本願，無可奈何耳！
《鄧傳》第一卷「革命時代」雖然粗糙，但推出市場之後反應卻遠比預期中熱烈，第一版四千本不到兩個月就售罄，按著印二版、三版，一共印了六版，共兩萬冊。雖然每一次印刷都作一些補充和修改，但無論怎樣改都無法令它脫胎換骨。然而這個粗糙版本真正銷路遠遠不止上述數字，自第二版起香港就有人盜印運往星、馬、美、加出售；台灣地下書商也大量盜印，有兩、三個盜印版本，據《參考消息》報導，台灣的盜印本超過十五萬冊。
《鄧傳》出版後不僅暢銷，而且甚獲好評。從香港到南洋、從美國到英國都有評介（中、英文皆有）。對大家的厚愛我深表感激，但也倍覺慚愧，因為我自知書並沒有寫好，特別是後來中共控制放寬，大量原始史料湧現，對照之下《鄧傳》（舊版）的缺點和錯誤也變得更加明顯，1987年日本伊藤潔教授決定縮譯成「新書版」，交由「中央公論社」出日文版。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必須及時糾正已發現的錯誤和遺漏，因此也就著手重寫，這就出現了新版的《鄧傳》第一卷。
新版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至九三年共印行五版萬餘冊。
《鄧傳》第二卷「文革時期」也有兩個版本，但不是重寫，只是重編。舊版（1950年至 70 年），八五年底執筆，八六年底完成，八七年1月印行第一版。但因為第一卷已重寫，為因應第一卷的章節次序，八八年4月再版時，第二卷改為1960年至七七年，新版印了三次，兩個版本共印壹萬本。
《鄧傳》第三卷（1978至88年）「鄧小平時代」，寫於八七年春，完成於八八年底，印刷三次共七千本。
85年開始寫《鄧傳》第二卷的時候，我就不想把《鄧傳》僅僅寫成鄧小平的故事，而是把它當作中國當代史的一部分來寫，希望對中國大陸各場翻天覆地的大運動都有所披露和評述。《鄧傳》第三卷和重寫的第一卷也是抱著這樣的心情來寫，因而鋪陳過闊，篇幅過鉅，的七十萬字，這對一般讀者來說已是一種負擔。
1988年底第三卷出版的時候，我在後記中說：「《鄧傳》總算寫完，我確實有如釋重負的感覺。」那時我真的認為《鄧傳》已經完成，年近八十五歲的鄧小平不會有什麼變化，只須在他身後補一、二章就行了，真沒想到還有「六四」慘案，還有「南巡講話」；最後這五年還高潮迭起，因而不得不再寫第四卷「鄧小平最後歲月」。
「鄧小平最後歲月」 90 年動筆，九三年8月底完成，近三十萬字，不僅寫鄧小平，而主要是探討「八九民運」的前因後果，揭櫫「六四」慘案的真相。
台灣版《鄧小平傳》由上述四本書刪節而成。約刪節四分之一篇幅，保留六十餘萬字，分上下兩冊出版，刪節的原則是把鄧沒有直接參與的重大事件，例如「廬山會議」、「林彪事件」、「八九民運」等的詳細過程刪去，只保留與鄧直接有關的部分；另一方面是刪去作者頗多的評論，因此書名也刪去「評」字。
時報出版公司與我磋商出版《鄧傳》的時候，大陸恰好推出了鄧榕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港、台報章也競相轉載。看了鄧榕的書，我可以自豪地說，除了鄧小平與卓琳結婚的月份、鄧楠與鄧質方出生的年份等細節需要修改外，其餘都毋需修改。而且許多重大事件我考據得遠比鄧榕精細。例如關於「長征」，鄧榕說：「我問過父親：『長征的時候你都幹了些什麼工作？』，父親用他那一貫的簡明方式回答我：『跟到走！』」。鄧榕雖然抱怨關於「長征」每一個老紅軍都有說不完的故事，「可是，父親只有這麼三個字！」但鄧榕自己也沒有考據或挖掘出更多的內容。因此，我敢於自信地說，鄧榕著的《我的父親鄧小平》的面世，絕不影響拙作的價值。
本書在資料蒐集、結構安排、文字技巧方面是否能做到上乘，我自己不能評估，只是一直努力去做，至於成績如何，待讀者和時間做出結論。我自己差堪告慰的是：在整部《鄧傳》中，沒有一句違心之言。
最後我想向「時報出版公司」表示感謝，如果沒有他們的「誘惑」和敦促，很難想像我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刪改成這樣紮實緊湊的版本。
為了表示嚴肅和負責，本書用本名。
韓文甫（寒山碧）
1993年8月29日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