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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紀元前221年，中國第一個統一的帝國出現了。此後，展開了朝代的循環更替的歷史，垂兩千多年之久。其間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興衰榮枯不斷重複，新興的王朝再重新建立並且復蘇新的儒家之世。在中國歷史上有時為了專制的統治，有時因為鎮壓和腐化導致宮廷鬥爭，引發軍人野心，往往內變暴亂、外侮相繼而生，然後新的朝代再在煙硝中建立起來。這就是傳統中國經常發生的事。
當外國侵略者克服長城天險進佔中國，致力移植他們的統治於中土之上時，他們卻同時逐漸被同化於中國生活的主流之中，因而所建立的乃是一個中國型式的朝代。無論掌握政權的是中國的內起叛軍或自外國而來的冒險家，他們的目標是要更換領導權力並重振日益式微的傳統秩序，而不在於要設立一個全新的政府體系和社會結構。這一模式在中國歷史上不斷地重覆多次，且慣性之強大，使每一朝代在肇始初期即保證傳統社會能長存不朽。
然而， 19 世紀外力的入侵，使中國經歷了新的經驗，改朝換代統治的模式被打破了，帝國制度被摧毀了，代之而來的是建立於外來思想之上的非中國傳統式的架構。異國思想的注入和改變現實，固然遭到中國人民的懷疑甚至敵意；但現代世界的理念卻加速了帝國的分崩離析，削弱、並且終結了漫長的朝代興替的歷史。此一嶄新的挑戰，是完全不同於早期亞洲異族的入侵；它不但構成對帝國領導權的威脅，而且破壞了 14 世紀以來即無任何改變的傳統秩序的根基。西方的科學和技術連同其政治、社會相經濟模式與一個懷疑外國事務的中國社會實在是格格不入，因此很多中國人相信全盤西化必然會毀壞他們的基本體制，故而應予堅強地抵制。
中國傳統帝制的敗壞和外來西方的壓迫導致中國的動亂，進而促使中國的某些知識分子考慮使用激烈的措施來保護國家免於災禍。為了讓國人可以接受，在熟悉的帝制型式內選擇性地使用西方的方法進行改革，應該最為可靠。但是也有些知識分子認為可以不擇手段地達到使中國強大的目的，以有效對付當世不可避免的西化需求。然而，也有一些知識分子認為中國必須全盤徹底改變——採取西方模式以鞏固帝制。要完成上述這些目標，必須強迫實施基本的轉型，只是暴亂或反叛是不夠的。清廷在一六四四年入主北京時已經決定維持他們的體制，結果使中國知識分子認定不但統治方式需要改變，而且整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體系都必須改弦更張，否則勢不足以維續中國的主權。這種全面改變的看法的實現，是假定只有用一次現代革命方法繼而建立新的社會的架構。孫中山先生懷抱著這樣的理想，熱情地投身進入這樣的革命浪潮。
變法維新者失敗了，對一個腐化而古老的帝制，他們的思想行為是完完全全的杆格不入。清廷對社會上潛在的勢力和現代世界的進步感覺遲鈍，於是形成一個權力的真空，革命家便無可避免地興起以填補時勢的需要。這一形勢，為孫中山這樣的人物搭建了舞台，並使革命家超越了只圖有限改革以維繫帝制的維新人士的思想與作為。孫中山主張中國政治、社會和經濟體制上全面改革的動機，和他傾向於盡一切手段完成目標的意志，形成了一種強力但不失彈性的風格。當環境需要，他會變得很有彈性、很世故機警，並且能很有技巧的操縱他的反對者以保持他的領導地位。雖然政敵和嫉妒他的人批評孫中山革命的動機，但他終能以辭去大總統職位向人們證實：他追求富強的現代化中國的目標是超越他個人的政治野心之上。對孫中山而言，革命的策略和戰術絕不會和他對國家熱烈的期望等量齊觀的。
孫中山帶給中國共和革命多重面貌的風格是根植於他早年生活的經驗。雖然他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一個離葡萄牙殖民地澳門只有三十英里的地方，但是他成長的過程歷經香港、澳門、廣州這些現代文明的邊緣地帶，也是西方冒險家追求財富的樂園。因此孫中山遇到了難以勝數的外來影響，造成後來他在發動革命時與四周其他人有著截然不同的見識和作為。除了西方對他童年時代的影響之外，滿清的嚴酷統治、太平天國革命的鼓舞，以及清代的奴隸買賣、殺嬰、吸食鴉片、賭博、纏足和種族仇恨等等使中國衰弱的原因，都影響孫中山，使他堅決相信必須發動激烈的改革。他後來在夏威夷和香港求學的經驗，以及信奉基督教、對達爾文進化論的興趣，都促使他義無反顧地走向革命之路。
孫中山在革命的過程中，使用了許多不同的戰術，包括聯合秘密會社、與維新分子妥協、建立革命組織、從事武裝暴動、結交華商、西方教會組織和同情革命的官員以及日本浪人、透過所有能利用的印刷媒體宣揚他的思想。由這些事例可以知道，孫中山願意向任何個人或團體、中國人或外國人互讓妥協，以達成他最高的目的——建設一個富強統一，能保護其主權並能有效處理與世界各國間關係的中國。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孫中山必須承擔很多似乎是與生俱來的角色。作為一個卓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改革者，他找到了改變中國人生活的激烈方式。為了完成他的志向，他必須變成一個宣傳家和組織家，使同志們衷心的效忠於他倡導的革命，並且說服群眾接受他的理念和領導。作為一個熱情洋溢的革命家，他需了解軍事技術。更重要的是，孫中山看出需要建立一個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並在其上進行重建他所追求的新中國。他洞見要推翻滿清僅僅暴力革命是不夠的，建設一個新的中國更需要一段現代化、民主化、工業化、統一和獨立的過程。他對民族主義的熱誠意識，總是光照他偉大的期望，並且使他認為革命行動是促進這個演化過程中最關鍵的因素。
歷史學家和其他作家都不斷企圖描述孫中山複雜一生的經歷，並且分析他的成敗得失；為此，迄今已經完成了許多研究報告和寫成了許多可讀之書。然而，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多少有些隱密性，因此很多作品難以將所有細節的碎片湊成一幅完整的圖畫。孫中山在自述中說：「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數百種，類多道聽途說之辭。」指出了這些報導記載的可信性之後，他說那些作家們「鮮能知革命之事實」。外國觀察家們，例如肯尼斯．拉托瑞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就曾經直率地承認這個問題的存在。他在為畢夏普．雷斯塔瑞克（Bishop Henry Bond Restarick）1931年出版論孫中山那本書所寫的序文中說，雖然中山先生已去世六年，但依然「為時太早而無法完成一本有關孫中山的嚴謹的傳記。」他解釋這主要的原因，一方是因為「無法完整蒐集需要的資料」，而且進一步的研究也因「一般讀者對孫中山情緒的反應太強以致無法接受理性與客觀的評斷」。他的憂慮固然由於近幾十年來出現許多新資料而告減輕，使歷史學者可以對孫中山做出比較完整的評價，但是在「情緒反應」方面仍然是沒有減退，而這是在當前台灣海峽兩岸和世界其他地區激烈而熱情的辯論中山思想時不斷流露出來的事實得獲見證。
除了討論孫中山的著作、文章以及中山本人的作品之外，這些年來出版的許多記錄和文件幾乎涵蓋了他生平全部的公私活動。這些包括了書信、談話、備忘錄、函電、演說、記者訪問報導、公私筆錄、專述評論以及許多的雜文劄記等等。其中有些是孫中山親筆所寫，有些是借助於助理人員，有些是官方文件；有些用中文寫就，有些是外文的。又其中許多是由中文翻譯成英文、俄文、日文和其他語文；也有一些原文是英文所寫然後譯成中文、俄文、日文和其他語文的。
當代歷史學者可以運用的史料可以說是卷帙浩繁。近年來，台灣的中華民國和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別出版了新的孫中山「選集」或「全集」或「全書」，這對歷史專業者是極大之貢獻，使得歷史學者們對孫中山在革命運動中扮演樞紐性角色的生涯，能重新全面性地賦與注意與研究。許多新的出版品雖然仍未譯成英文，但已經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全世界華人社區內掀起對孫中山的思想、生活及因革命活動牽涉的每一問題研究的興趣，也提昇了每個人對孫中山在領導中國共和革命運動中關鍵性角色的認識，以及他那種對群眾具有特殊感染力的性格的了解。
就如前段所指出的，孫中山革命事業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他所創造的理論的基礎。雖然早期的革命同志和一些研究他生平的學者們已經相當注意孫中山的哲學見解，然而本書作者仍然遭遇到他們寫作時的缺失並予以修正。首先，新近出版所有與孫中山有關的作品，包括最近以中文出版的重要文件資料和全世界新發現的中文以及外文的史料，都給予我們較以往對孫中山先生及其革命志業更多的了解。其次，鑒於中國以及外國學者們對孫中山思想解釋上的爭論，本書作者以為現在更有給予孫中山自己的作品更高的信任的必要。基於此，我們研究了所有組成他思想來源的著作，俾便洞察更多更深有關他生前的觀點和動機方面的內涵。這些著作包括：他正式出版的書籍、演講、信函、電報、手稿、雜文、論文和公開印行見於報章雜誌的評論等等。
我們這次從事的嶄新研究，受惠於新發現的文件和資料。經過精確考證和仔細閱讀之後，我們同意作為一個思想家，孫中山遠比我們想像的更要富有創造性和改革性。在他思想理論的著作中，他把傳統中國和西方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概念綜合於獨特有系統化的思想架構之內，這樣，他一方面既可領導促成革命性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可獲得中國同胞對他的支持，這對他革命的成功極具重要性。
中山先生曾不斷地修改他的學說理論，以爭取中國民眾的了解並使之在實際上可以推行，因為當時的中國人民對西方奇異制度的複雜性是幾近於完全不了解的狀態，而孫中山致力於提煉和改進他的革命思想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不幸他以五十九歲英年早逝，無法完成他革命理論方面的工作。
基本上，孫中山認為，除非三民主義得以實行，否則他所努力的革命則未成功。在去世前不久，他了解到他的革命理論和革命工作都未竟全功，追隨他的同志必須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他去世以後，中國知識界和政界對孫中山思想和它在現代中國的適用性展開了辯論。在孫中山遺澤的脈絡中，他看到的革命目前還在繼續，台灣和中國大陸有關統一的討論就直接引用對孫中山思想的詮釋。雖然海峽兩岸領袖觀點不同，但是孫中山思想基本的概念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在他所有對革命的貢獻中，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基礎一直對中國事務是影響最深遠的，過去、現在、將來都將如此。因此之故，我們選定孫中山先生思想作為研究、論述、評定的主題。
註釋的引用
我們一直使用「韋德—基爾系統」（Wade-Giles System）來翻譯中文的人名和辭句，我們相信這種羅馬化的拼音法更有助於認識原始參考資料。此外，在美國各地圖書館裏的中文資料也一直使用韋德—基爾系統，其中包括國會圖書館。因此，對當代中國歷史有興趣的讀者和研究專家，應當發現在引用原始資料方面，這種傳統的系統其實更為方便。
在引用中文和日文或其他文字資料來源時，本書作者率皆自行翻譯。在引用以英文譯出的文件時，我們註明原譯品的來源出處，以方便讀者們了解，和研究的興趣。至於已出版的英譯文件的引述，我們是在最佳的判斷下選擇譯作版本的取捨。在引用英譯的中山先生手著三民主義時，我們使用的是法蘭克．畢範宇（Frank Wilson Price）的譯本，因為他的譯本仍是我們認定目前所有三民主義英文譯本中最好的一本。雖然目前英語讀者們已熟悉中共對「北京」的英譯為Beijing，但我們亦根據史實同時採用原來慣用的譯名P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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