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BC0092)
The Last Governor: Chris Patten and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政治軍事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強納森．丁伯白
       Jonathan Dimbleby
譯者：溫洽益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7年12月15日
定價：400 元
售價：31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584頁
ISBN：9571324507

【前言】

▼  前言

香港曾毫不謙遜地誇言道，它擁有全亞洲最勇於冒險的企業大亨，有受過最高等教育的勤奮勞工，有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最創新的貿易商業大樓，最大的黃金市場，最大的鑽石市場，最繁忙的港口，最擁擠的天空，最眩目的摩天大樓，最寬廣奢華的購物商店，最昂貴的公寓，最低的稅率，最有效率的文官體系，和最廉潔的警務人員。這些有關香港的統計數字，在某種程度上，的確顯示出它是亞洲大陸的一顆寶石。但是，如探討它更深一層的涵義，則會暴露出其辨護者所大言不慚的香港主體性有多麼地脆弱。如果說這個誠邦國有任何文化的話，指的應該是在這個自由放任的商業中心裡，任何人都可以毫無顧忌地追求個人利益，同時，擁有財富也是被鼓勵欽羡的，並不會因此招致忌妒。如果說香港人有任何希冀，他們的目標是放在今天與明天，至於明天之後的日子就不勞費心了——至少許多香港民眾都願這樣相信。

1997年7月一日，香港將脫離英國殖民地的地位，成為世界上仍然存在的主要共產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十三億人口，幾乎佔據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以極權的統治方式，直接移植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而造就出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成果。但與此同時，中國卻陷入嘗試之後的可怕痛苦，總的來說，這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可怕冒險過程。

這本書寫的是有關英國在香港最後五年的統治，主要焦點是在新任港督彭定康與中國領導人的衝突上。這齣政治戲碼，在彭定康上任的幾個月後更趨明朗化。從1992年7月到1997年7月底的這段時間，彭定康必須做超乎一般人想像的判斷，因為放眼英國殖民歷史，他是唯一一位負責將殖民地主權和平移轉到另一個國家、而非讓其獨立的殖民地統治者。

我寫這本書較占優勢之處在於香港政府允許我住在港督府內，因此，我可以輕易接觸港督本人和他的工作小組。條件是他所說的話，必須在香港主權移交後才能發表。他同意可以先討論他在每個階段所採取的戰略和戰術而這些戰略和戰術，日後都造成香港嚴重、持續的外交危機，結果至今仍不明朗。他不但直言無諱，而且顯然未占後見之明的便宜，因此，他的證言自然有特殊的歷史價值。

彭定康的任務是要面對三個重疊且不一定彼此相容的挑戰。第一，他要在香港主權從英國移交給中國的最後階段，與中共談判。第二，他必須幫助殖民地的人民去面對一個充滿不確定的未來。第三，他必須讓英國與國際輿論相信，英國至少以最基本的尊嚴和光榮，完成從香港的撤退。彭定康本人並沒有以明確的字眼，列舉出他個人的目標，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以上三點可以當作在英國末代殖民史上，評價他個人治績的幾個標準。

由於擔負著許多未完成的事務，而這些事務往往影響著六百萬人的權利和自由，因此，彭定康有責任為香港規畫出一條最好的出路，幫助香港人面對北京的最高領導當局政治局，同時面對老人政權可能對香港採取的預測不到的行動。長久以來中英關係充滿猜忌，尤其當英國面對近於偏執狂的北京當局，更為明顯。中國動不動就把這些逐漸逝去的殖民統治權力，當作西方帝國主義的象徵，只要英國不對中國所堅持的主權「原則」屈服，北京的老人就會很快地做出結論，認為這是西方陰謀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證據。

1989年初，中國大陸掀起風起雲湧的抗議示威風潮，這個風潮在六四天安門屠殺和其他主要城市的鎮壓後達到高潮。這個事件戲劇性地、難以估計地破壞了香港主權順利移轉的前景。曾有人對中共政權的本質心存幻夢，認為十年前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社會和政治的根本改革，如今他們的夢被這個殘酷的事實給撕碎了。香港對這個大規模流血事件懼怕萬分，中國也擔心香港可能會成為推翻中共政權的反叛基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然誓言捍衛全中國和西藏特別行政區的民主和人權，但理想中用來規劃大陸與香港關係，也就是鄧小平所闡述的「一國兩制」原則，卻不能完全讓香港人民相信會長久不變。

即使在相互友好的條件下，中英間的交涉磋商還是充滿了困難和誤解。這是由於在彭定康到任前，中英早因彼此不信任的關係而感到苦惱，如今又夾雜彼此對現在和未來香港主權問題而產生的高度猜忌。

雖然我試圖保持一個局外觀察者所應有的超然態度，但由於我對港督府的接近，有些被扭曲的意見，可能成為作者個人的觀點。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的發生，我的敘述都經過實際的觀察，並且加入其他人的觀點，包括許多香港人的看法和少數英國人的見解，這些對立的觀點將構成書中背景的一部分，以用來和彭定康的個人意見相對照。由於他們知道在1997年7月一日前不能將任何談話記錄出版，這些身處這齣政治戲碼的人物，都能自由地吐露他們的想法和感受，我個別歸納出這些談話內容——尤其是彭定康的看法——所流露的動機、意見和信仰。雖然我的判斷是根據深入的觀察，但除非我有適當說明其出處，書中所言仍是我的個人意見。這本書的權威性來自許多第一手資料，但此書仍是我個人對所有事件的解釋，並非經過特定人物的授權。

身為局外人，我不敢說自己完全了解香港，因此這本書對於洞察六百萬香港居民的文化和社會層面的意涵，所做的嘗試並不夠。然而，在為英國這塊最後、也最重要的殖民地的一百五十年歷史，畫出重要的里程碑時，我廣泛引用其他學者的觀點，將香港從鴉片戰爭到末代總督彭定康上任這段期間的重要歷史事件，按照時間年代說明描述。要深入了解彭定康所面對的困局，就不能不對殖民地的近代政治發展有所認識，因此我訪問了和香港政治發展密切相關的人物，包括英國前任首相柴契爾夫人、她的前任政治顧問斐西．柯利達（Percy Cradock）爵士，以及兩位前任的外務大臣豪爾（Howe）爵士、道格拉斯．赫德（Douglas Hurd），他們幫助我探察許多事件的細節，和英國從1979年到1992年的外交目標。

我原本希望能在書中加入北京的觀點，以平衡本書對香港歷史的描述。剛開始，北京駐倫敦代表和北京當局表現出極高的興趣，但他們的興趣很快就化為模糊的應許，聲稱要等到兩國的誤會冰釋之後才能發表評述。因此，最後我放棄了這個念頭。在內文裡可以發現，我不得不依賴一些官方召開的記者會、官方文件，和許多自別處引用的消息來源。然而，如果我能和中國的一兩位權威人士佯裝良好有利的關係，打破他們的守口如瓶以探知更多的秘密，我將能從這些官方資料裡找到更多的事實。

不可避免的，《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一書寫作得相當匆忙，由於這個緣故，本質上它可以算是一篇擴大的報導文章，擁護這種文學的人，又把它形容成一種「當代史」。在我寫這本書時，香港的未來仍相當不明確且不安定。我必須坦言書中兩點偏袒之處，第一，我偏袒末代總督彭定康，其次，我擁護民主。以朋友的立場，我往往以較同情的態度評斷彭定康，更適當的說，以一個民主制度的擁護者的立場，我會傾向以懷疑的眼光，去看那些自己擁有自由、卻又想說服其他人可以在不民主的制度下過得很好的人。

常常有很多主張認為歷史會裁決一切。當然，歷史本身並不會去裁決，會裁決的是人。我們可以猜測歷史將會給彭定康什麼樣的評價，我情願相信歷史會證明他是站在正確的一邊。因為他對個人自由的信念，未來香港的下一代甚至是中國的下一代，當他們回頭看這段彭定康為自由奮鬥的歷史時，將會心懷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