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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皇帝、專制、統一
公曆紀元前二二一年，是中國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因為在那一年裡秦王政完成了合併六國、統一天下的大工作。這是一個前古未有的新政治局面，秦王自己也知道他的成功是值得紀念的。從前的一切文物制度，已經不能代表這個新時代的精神了，所以都要改變，就是君主的名稱也須隨著文物制度而刷新。《史記．始皇本紀》有一段極有意義的記載：
秦初併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採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
後來並有制云：
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這都是表明天下既已統一，一切文物制度以及名號稱謂，皆歸劃一，政權操於皇帝一人之手。從此以後中國的政治和以前的政治完全不同了。皇帝的地位就日見崇高起來，而人民─特別是人民中的文人政客─的地位也就沒落了。在秦統一以前，列國並立，文人政客奔走諸侯之間，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操縱能力，所以諸侯對於他們也不得不加以相當的敬禮。但統一的皇帝用不著他們的奔走，不必對他們敷衍。政治上獨裁專制的趨向日益顯明，而國家與皇帝差不多變成為一件事。這就是雷海宗教授所謂“皇帝制度之成立”。（《清華學報》第九卷第四期）
但秦享國未久即遭六國遺族、文人政客、士豪流氓的混合作亂而亡國。到劉邦興起，打倒群雄，天下才有第二次的統一。
劉邦以小吏─泗上亭長─而得天下，是中國歷史上平民做皇帝的第一次。但皇帝的地位並不因為他出身微賤而降低，實際上皇帝的地位反從此而更加神秘，更加尊崇。自漢氏興起以後，天下變成皇帝的私產，二千年來的專制政局可以說真正自此開始。
造成新的政治局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英國學者羅素氏（Bertrand Russell）在他近著《權力》（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 ）一書裡把權力分為兩大類：傳統權力與新得權力（Traditional power and newly acquired power）。傳統權力有長久的習慣為其後盾，用不著特別的理由以維持它的存在。而且傳統權力差不多都有強有力的宗教或類似宗教的東西來扶持它，如果有反抗的發生，就會被認為大逆不道。除非傳統權力到了快要崩潰的時候，絕對沒有人敢起而與之抗衡。傳統權力比較容易保持，因為它自然地有一般人的同情與擁護。新得權力就不同了。它沒有習慣以為其後盾，它沒有輿論的同情。擁有新得權力的人所以常有自己地位不穩固的感覺。秦始皇統一天下是一種新得權力，因為他開了千古所未有的新政治局面。這種新局面自然要遇著不少的阻力，而使他有朝不保夕的恐懼心。他的苛政，他的焚書坑儒及其他政策，都是這種恐懼心理的表現。劉邦代秦而有天下是中國史上第二次的統一。為鞏固皇帝地位，遂大封同姓諸侯，以為王室的藩屏。免除秦代的苛法是收拾人心的工作。創造神話，說高祖是赤帝之子，封禪及五德受命的宣傳是使皇帝的地位神秘化的工作。但這些工作還是不夠，最重要的是得文人政客的同情與擁護。儒家的學說無疑的是對於皇帝最有利的思想，可以採用以為新得權力的精神基礎。但高祖在最初的時候對於此點並不完全明了。由流氓出身的劉邦對於寒酸不堪的儒生，當然是看不起。他每遇見儒生向他賣弄或討好的時候，他不是破口大罵，就是把他們所戴的帽子解下來，溲溺於其中，以示侮辱。酈生以鼎鼎大名，年高六十餘，身長八尺的老儒，去見高祖，高祖“踞床，使兩女子洗足”慢不為禮。陸賈以詩書說之，高祖大罵道：“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的答覆是：“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併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陸賈的話是很有道理的。高祖聽了雖大不高興，但終不免有“慚色”。儒者那一套哲學確是陸賈所說的“長久之術”。儒家“正名”、“禮教”的思想，對於維持皇帝地位確是再好不過。試看叔孫通起朝儀的故事，我們就可以知道儒家學說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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