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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曉暉、曹長青
海峽兩岸的中國政府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許多領域都觀點相反，並經常針鋒相對，互相指責。但在西藏問題上他們卻觀點完全一致，都宣稱對西藏的統治權，並強調西藏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幾十年來，北京政權和台灣政府都做了大量宣傳，向民眾灌輸這種官方觀點。絕大部分中國人在這種單一的政府宣傳包圍和洗腦下，已經失去了發現真實的能力和興趣；再加上中國文化中長久積澱的「大中國」情結的作用，使中國人只要談到西藏問題，都不約而同地認同政府的立場。
共產主義在全球的崩潰向世人傳遞了這樣的信號：那種依靠強勢宣傳來歪曲歷史、掩蓋真實的時代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北京和台北在西藏問題上的沙文主義宣傳，也開始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挑戰。本書的作者們依據對西藏歷史的仔細研究、對西藏現實的了解、對多數人民意願為獨立的最根本因素和民族自決權等原則的信奉，提出了與兩岸政府截然不同的看法。
第一，如果仔細研究歷史，就會發現，西藏從來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她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只是在本世紀中葉被中國殖民主義者侵占了。對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簡略回顧中國歷史上唐宋元明清五個主要朝代看出。
唐朝：西藏與唐代中國經常發生戰爭，公元八二一年，兩國簽訂了和平條約。該條約規定了兩國的邊界與平等地位。這一條約明確記載了中藏兩國都是獨立的國家的事實。中國人經常強調，西藏國王松贊干布當時娶了唐朝文成公主，兩國後來以舅甥相稱。但這種婚姻關係根本不能成為西藏屬於中國的理由。例如，現在的約旦國王胡笙的妻子是美國人，那麼能不能過了若干年之後，美國以胡笙娶了美國公主而宣稱約旦是美國的一部分？顯然這是荒唐的邏輯。
宋朝：西藏與中國沒有任何關係。
元朝：中國人最為強調的是西藏曾為中國人稱謂的「元朝」統治，以此作為西藏從屬中國的歷史根據。但這個根據是無法成立的：當時蒙古成吉思汗的騎兵占領了中國、西藏、越南、朝鮮和大部分亞洲和俄羅斯的大片土地，建立了蒙古帝國。在中國的土地上蒙古人建立了「元朝」，管轄兼併的土地。如果說這種武力侵占能夠成為今人宣稱領土主權的根據，這種宣稱也不應由中國人提出，而應由成吉思汗的子孫蒙古人提出。退一步講，如果中國人認為西藏當時被兼併歸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管轄就是她屬於中國的法理根據，那麼為什麼中國人不同時宣稱當時同樣被兼併到「元朝」管轄的越南、朝鮮和亞洲的大片土地？單獨要求西藏也是邏輯不通的。
明朝：西藏與中國幾乎沒有什麼聯繫。其間主要一次交往是明朝皇帝於一五七八年請求三世達賴喇嘛幫助說服蒙古王俺答汗的軍隊撤出青海，因當時明朝無力驅退。蒙古人大多信奉佛教，視達賴喇嘛為精神領袖，因此達賴喇嘛出面，蒙古人就撤走了。
清朝：清朝與西藏發生很多聯繫。清朝軍隊曾四次應達賴喇嘛的籲請進藏平息內亂和擊退外敵，隨後軍隊即撤出。清朝鼎盛時，康熙大帝有足夠的軍力占領西藏或直接統治，但這種情形並沒有發生。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清朝皇帝沒有把西藏視為自己的一個行省。第二，清朝皇帝視達賴喇嘛為整個清帝國的「國師」，即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遠至緬甸、蒙古的宗教影響力可以幫助穩定清帝國的統治，也促使信奉佛教的蒙古人歸順大清；反過來，清皇帝也用世俗的權力幫助西藏平亂驅敵，並提供物質幫助。雙方是一種互益互助的關係。達賴喇嘛和清朝皇帝的地位是對等的，例如清順治帝一六五二年邀請五世達賴喇嘛來訪，曾親自出京城四十里迎接。如果西藏為清朝藩屬，清皇帝絕不會給一個屬地的首領這樣的待遇，即使對外國國王，歷史上也沒有記載清皇帝執過這種隆重的禮節。
後來清朝皇帝曾派「駐藏大臣」去西藏，制定了若干「善後章程」，幫助達賴喇嘛管理西藏。中國人向來以這些「章程」和「駐藏大臣」來作為西藏那時已被清朝管轄的根據。這個根據並不充分。第一，所有「章程」都是「駐藏大臣」經與達賴喇嘛商定後由達賴喇嘛頒發的，這是主權所屬的重要標誌。而且這些「章程」的擬定和頒發並不是清王朝謀求直接統治西藏，而是幫助西藏強大。因為每次西藏發生內亂和被外敵侵略，達賴喇嘛作為清帝國的「國師」都會籲請清皇帝出兵幫助，僅清朝軍隊在1792年幫助西藏擊退尼泊爾侵略者一戰，就用去了當時清朝全國稅收總數的四分之一，負擔相當沉重。因此清王朝希望通過一些章程的制定和在管理上提供一些幫助使西藏強大一些，避免外侵和內亂，減少清王朝的財政負擔。
清王朝幫助西藏擬定的所有章程中，都明文規定，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地位平等，重大事務由「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協商解決」。駐藏大臣是清朝皇帝的特使，代表皇帝。它說明達賴喇嘛與滿清皇帝的地位是對等的。很簡單的道理是，如果西藏是清王朝的一個行省，皇帝特使的權力就應該高於達賴喇嘛。在中共的西藏問題專家牙含章寫的《達賴喇嘛傳》中就印有清世祖與五世達賴喇嘛、慈禧太后與十三世達賴喇嘛並排坐在皇帝寶座上的兩幅壁畫，這也說明了達賴喇嘛與清皇帝的平等地位。在清王朝的兩百六十多年間，與西藏的關係基本上是這樣相互禮遇的友好關係。
清朝末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後，清軍攻進拉薩，占領了西藏，但不到三年就被藏人逐出。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明確宣布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b那種以清朝軍隊多次應邀進藏平息內亂和擊退外敵作為西藏從屬於中國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對這一點，本書作者魏京生在獄中給鄧小平的信中就舉例加以駁斥：「你們鄧家內部發生紛爭，請來老師劉伯承調解，能夠據此就說你們鄧家是受劉帥管轄，鄧家也就成為劉宋的附屬部分了嗎？這不僅是無知，而且是歪曲事實進行詭辯。」這也如同今天海灣戰爭時美國進入科威特幫助該國擊退伊拉克侵略一樣，美國人不可以據此就說他們對科威特擁有主權。
民國時期：推翻清朝帝制後，孫中山、蔣介石和袁世凱在政治制度選擇等很多問題上觀點大相逕庭，但他們在西藏問題上卻看法一致，都有著強烈的殖民主義心態，宣稱對西藏擁有主權。但蔣介石與後來毛澤東不同的是，他沒有採用武力征服的方式來占領西藏，而是兩次派特使去拉薩勸說藏人歸順中華民國。從北京出版的民國政府「特使」在拉薩與蔣介石的來往電文「匯編」一書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西藏人始終沒有答應蔣介石的勸說。後來在蔣介石的部屬、青海軍閥馬步芳強大騎兵的武力威脅下，藏人最後妥協為，對外可稱西藏屬於中國，但藏人獨立管理自己的一切事務，中國人不得干預。事實上，從1912年清軍被驅出西藏到1951年中共軍隊占領拉薩這近四十年間，西藏是完全獨立的。
中共時期：1950年10月，中共軍隊進攻西藏。當時中共軍隊數量達到五百多萬，比西藏全部人口還多；而且剛剛打敗了國民黨軍隊，氣勢正旺盛。國際社會沒有哪個國家敢於為了西藏人民的權利冒險與中共軍隊直接作戰。在這種形勢下，西藏政府被迫與北京簽署了同意解放軍和平進藏的「十七條協議」。中共在該協議中承諾西藏的社會制度、宗教文化都不改變，保證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領導地位，以及「不拿藏民一針一線」。正如本書作者宋黎明所指出的，中共允許西藏保持高度自治的承諾並不是真心的，當時中共急於得到西藏，以「高度自治」條款威誘西藏政府簽署協議，既可惜此封住西方國家譴責中共侵略的口，又可向中國人炫耀解放者的「大救星」形象。在這裡，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如果西藏歷來屬於中國，那為什麼要簽署「十七條」？中共為什麼沒跟新疆簽？沒跟東三省簽？用「十七條」來證明中國從此對西藏有了主權，恰恰說明在「十七條」之前，中國對西藏沒有主權。
中共用大軍壓城威逼西藏人簽署了「十七條」，但它進藏後對「十七條」中的承諾沒有兌現一條，還對西藏強行社會主義改造，此舉導致整個西藏於1959年爆發人民起義。中共稱為「暴亂」施以軍事鎮壓。八萬七千多藏人被中共殺害，近十萬藏民隨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 b中國人如果尊重歷史的話，就應該看重這些歷史事實，而不是盲目地以「大中國」心態一味附和政府的宣傳。
第二，從現實的角度，西藏被中共占領之後，西藏人民的人權遭到嚴重踐踏。西藏的宗教文化遭到嚴重毀壞，近十二萬僧侶被迫害至死，二十五萬被迫還俗。絕大部分寺廟被拆毀。中共派駐西藏幾十萬軍隊，把核子武器的三分之一儲存在西藏境內。西藏的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西藏人民的政治權利和宗教信仰自由完全被剝奪，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中共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是西藏的最高權力者，從所謂「平亂」至今的中共七任西藏「黨委書記」沒有一個是藏人。
如果中國人不尊重歷史的話，那麼至少也應該正視西藏人民被中國殖民者歧視迫害的現實。正如本書作者沈彤所說，西藏問題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中國人面對西藏問題，就是要面對人的自由與國家利益哪個為重要價值的問題。「自由主義強調個人的基本自由不可侵犯、不可分割、不可轉讓——包括生命、思想、信仰、財產等等自由。」我們應該正視「被壓縮了的、被密封了的、被潛藏了很久的殘酷事實。」
第三，從現代文明的角度，如果我們拋開歷史事實和西藏現實，僅僅從人民的意願出發，也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西藏人民有權利選擇社會制度、國家獨立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如魏京生在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人民的意志和主動的願望是構成主權的主要因素……軍事占領行政管轄都無法改變它，特別在現代是如此。」
今天，西藏人民的聲音是掙脫中國殖民者的統治，獲得自由和獨立。在印度的「自由西藏」，達賴喇嘛和他的人民都在爭取西藏獲得自由。在中共統治下的西藏，西藏人民一次又一次要求獨立的遊行示威被血腥鎮壓。它說明，大多數西藏人民是要求獨立的。正如本書作者王若望在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西藏人民爭取獨立的努力是全世界殖民地人民要求獨立運動的一部分。如果多數藏人願意接受共產黨的統治，同意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為什麼北京政府不敢在西藏境內進行全民投票讓人民選擇？因為北京很清楚讓人民自由投票的結果，不僅西藏人民會選擇獨立，連中國人也會選擇不要共產黨的領導。
現今北京政權在西藏問題上唯一可以搪塞的是他們給予西藏多少物質援助，幫助了西藏的經濟建設。但這與主權問題並不相干。因為如果這種邏輯可以成立的話，本書作者項小吉反駁說，那麼當年日本人侵略中國，在東三省建立「滿洲國」也是可以接受的了，因為日本人當時是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且也確實在東北進行了一些經濟建設。顯然這種經濟援助可以取代主權的邏輯是不能成立的。
今天，人類文明越來越看重這樣的價值：人的自由意願高於國家統一和邊界等價值，多數人民的意願是決定主權、國家獨立以及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的最根本條件。因為國界、國家形式和政治制度等，都是人創造的，其出發點和最終歸宿都是為了人的自由與尊嚴。當它違背了多數人民的願望時，或與人民的需要不相協調時，人們就要改變它，而不是扭曲人的自由去適應它。對於西藏的前途，中國人必須尊重六百萬西藏人民的意願和他們的自由選擇。這個選擇權利不屬於中國人，只屬於西藏人民。正如本書作者趙曉薇在他的文章中強調的，尊重西藏人民的自由選擇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根本原則。對這種民族自決權的原則，聯合國的兩個「人權國際公約」都明確寫著，「所有各族人民都有自決權……本公約締結各國，應促進自決權的實現。」
中國人應該走出強調國家、社會等群體價值大於個人自由與尊嚴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陰影，更應該洗掉腦中那些政府為了統治者利益而灌輸的謊言。中國人思考西藏問題，應該從西藏的真實歷史出發，從西藏人民的苦難的現實出發，從把人的自由與尊嚴視為最高價值的現代文明出發。如果台灣人民在爭取進入聯合國，拒絕被共產中國「統一」以至爭取獨立的努力中，還要忽視或拒絕西藏人民爭取獨立和自由的要求，這是對獨立和自由持雙重標準。如果海外的中國人，尤其是那些中國民主運動的參加者，一方面抗議中共剝奪和踐踏十二億中國人的人權，一方面又不許西藏獨立，剝奪西藏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這是對自由的褻瀆。持這種思維價值的人，絕不可能建立一個真正的自由尊嚴的中國。
當海峽兩岸的中國政府和大部分中國人還沉醉於「大中國」的沙文主義迷夢中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首先覺醒。正如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教授蔣培坤和丁子霖在他們的文章中所主張的，關心西藏人權，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中國知識分子應該站在超越種族、膚色、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角度，站在自由高於一切的人的角度去審視西藏以及一切種族衝突。如果說做一個中國人就必須是一個沙文主義者，就必須是一個「大中國」情結者，那麼這樣的中國人在這個地球上消失得越快越好。中國人、日本人、美國人……是哪國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人！有人的觸覺，人的情感，人的思維，看重人的自由和尊嚴。
當然，在中共強權的高壓下，西藏獲得獨立和自由還顯得遙遠。但人們信奉一種原則，並不因這種原則離我們近才決定堅持。不管這種原則實現的可能有多麼遙遠，只要它確實是一種正確的原則，就必須堅持到底。我們堅信，西藏一定會獲得獨立，因為六百萬西藏人民的意願是任何刀槍、武力和意識形態的鎮壓都無法阻擋的。雖然，本書的作者們只是為數很小很小的一批中國知識分子，但真理的價值絕不由信奉它的人多寡來確定。歷史將證明這種聲音的道義性和人性。
作為中國人，我們深深地為中國人在西藏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愧。因此，我們用此書祭奠在中國殖民者統治下被殺害的藏人；也將此書獻給六百萬正在爭取獨立自由的西藏人民，作為中國知識分子遲到的覺醒，對西藏人民遲到的支持，和遲到的懺悔與贖罪……。
1995年6月15日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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