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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前言
．楊振寧
1985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了我的一本小書《讀書教學四十年》。十年以來我又寫了一些通俗或半通俗的文章，現在蒐集起來，加上一些訪問記等，輯成另一本小書，由台北時報出版公司出版。
有些文章曾略加修改潤飾。各篇文章中人名、地名的翻譯有不同的地方，現已統一起來。
這本小書的編輯，自尋找材料到打字、整理相片、做人名索引等，黃美芳小姐都做了大量工作，謹在此誌謝。
1995年6月於香港中文大學
在諾貝爾賀宴上的講話
1957年12月10日
首先，請允許我感謝諾貝爾基金會和瑞典科學院，由於他們的親切款待，楊夫人和我過得極其愉快。我還特別要感謝卡瓊（Karlgren）教授，聽了他用中文說的引述和一段話，我感到心中格外溫暖。
頒發諾貝爾獎金的制度開始於1901年，在這同一年裏，另一個具有歷史重要性的大事件發生了。湊巧，這個事件對於我個人的生活歷程有決定性的影響，並對於我現在出席1957年度的諾貝爾賀宴是有關聯的。借著您的允許，我想花幾分鐘就這件事說幾句。
在上一世紀下半葉，西方文化和經濟體系擴張影響的衝擊給中國人帶來了劇烈的矛盾和衝突。人們激烈辯論的問題是：中國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引進西方文化。然而，在答案得出之前，理智被感情所壓倒，在1890年代興起了在中國稱之為義和團的民團，在英語裏稱作「Boxers」，他們聲稱能赤身抵擋現代武器的攻擊。他們對於在中國的西方人所採取的愚昧無知的行動促成了1900年許多歐洲國家，和美國的軍隊進佔北京，這個事件被稱之為義和團戰爭。其特點是雙方的野蠻的屠殺和可恥的掠奪。歸根結柢，這個事件起因於驕傲的中國人的憤怒的感情：他們遭受著外來的日益加重的壓榨和內部的腐化與墮落。同時，這個事件在歷史上可被看作是加速地解決了中國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引進西方文化的這場大辯論。
這個戰爭在1901年結束，當時簽訂了一個條約，條約中的一項規定，中國要賠償列強總數為五億盎司的白銀，這在當時是一個驚人的數目。大約十年後，以一個典型的美國姿態，美國決定把賠款總數中其分享的部分歸還中國。這筆錢用來建立了一項基金，創建一座大學，即清華大學；另外還設立了留美研究生獎金。我是這兩個項目的直接受益者。我成長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學院氣氛濃鬱的大學校園裏，我的父親是這所學校的一位教授，我享受著寧靜的童年。這一切，與我同時代的大多數中國青少年不幸是享受不到的。後來，就在清華大學裏，我接受了出色的頭二年的研究生教育。而後，又得到留美研究生獎金的資助到美國繼續我的學業。
今天，我站在這兒向你們敘述這一切時，我以沉重的心情體會到這一事實：從不只一層意義上說，我是中國和西方兩種文化共同的產物，二者既有衝突，也有協調。我想說，我既為我的中國根源和背景感到驕傲，也為我獻身於現代科學而感到滿意，現代科學是人類文明起源於西方的一部分——對於它，我將繼續奉獻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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