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島讀：臺灣人文出版的百年江湖(BC00331)

類別： 宗教‧哲學‧人文>人文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張俐璇主編;蘇碩斌等著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3年01月13日
定價：420 元
售價：332 元(約79折)
開本：18開／平裝／288頁
ISBN：9786263531871

【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出版的威力——作家必須擁抱不認識的讀者╱蘇碩斌

思想，先在作者的腦袋安靜運轉；如果印刷成書，影響力就能向不特定的遠方展開——煽動共同的情感、甚至誘發集體的行動。印刷，正是思想的載體，尤其「活字印刷」，更是把臺灣推向混用多種文字、帶動多元變革的特別介質。

為什麼特別要強調「活字印刷」？印刷成書，傳統漢語世界稱作「刊行」或「付梓」，現代的專業概念則是「出版」。二詞似可混用，但其實在印刷發展史卻是相反的二件事。「刊」是拿刀將木材剉去廢料，留下有字的板即為「梓」，合起來就是雕版印刷（woodblock print）；而「出版」則翻譯自英文的publish，原義是make public（訴諸公眾），必須要快速大量，就得仰賴活字印刷（type print）的效力了。

臺灣在一八五○年代中期之前，還只是封建帝國的化外之地，但隨後面對政權的更迭，來了不同的人群、多種的文字，再憑藉活字印刷機的書刊出版，不認識的人群，腦袋逐漸混合，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新觀念、新文學、新讀者，以及新的臺灣國族想像。這是一段西方人、日本人、臺灣人，混用著拉丁文、日文、漢文，開創出有點悲壯卻相當繽紛的臺灣現代出版史。

寫書不難、出版不易：雕版到活版的時代變化

「活字印刷」引進臺灣之前，臺灣當然也有人在寫字、印書。暫不論荷蘭人的新港文書，最初在臺灣的作者就是漢學的儒官文人，若由漂到臺灣然後乾脆定居的沈光文算起，也有三百多年。他們怎麼讀書、怎麼寫文章？

讀的書？臺南進士施瓊芳，在光緒年間還記述「臺地工料頗昂，所有風世諸書，多從內郡刷來」；仰賴中國進口是毋庸置疑的。寫的文章？多數是手抄留存，偶需饋贈親朋、編纂官志，就要付梓刊行。臺灣的第一家印刷坊「松雲軒」，就在道光年間由臺南盧崇玉所創設，營業內容主要是代客印製習字教材、日用通書、歌仔冊、善書等。松雲軒採用雕版印刷，亦即，整塊木板逐字挖刻，數天甚至數月刻完，在紙張壓版上墨、裝訂成冊。

識得漢字的人不多，雕版印刷的用戶及讀者，當然不普及。連雅堂〈印版考〉記述活字版八字沒一撇的時代：

活版未興以前，臺之印書，多在泉廈刊行。府縣各志，則募工來刻，故版藏臺灣。然臺南之松雲軒亦能雕鐫；余有《海東校士錄》、《澄懷園唱和集》二書，則松雲軒之刻本也。紙墨俱佳，不遜泉廈。

現代活字技術，是逐字鑄刻堅硬的「銅模」、再以低熔點的鉛水灌進銅模、退出冷卻，大量生產成為鉛活字。把活字拼組成活字版，一頁只需幾分鐘，一本書只需幾小時，送上機器印刷，字體標準、產量龐大、時間快速、成本降低，也才有可能供應報紙。

活字印刷雖然由中華帝國北宋時代的畢昇所發明，但因傳統漢字文書不講時效、流通量不大，因此活字印刷反不如雕版印刷划算。所以中華帝國的元、明、清三朝七百餘年間，幾乎都是雕版刊行，只有極少數特殊案例使用活字印刷（例如《古今圖書集成》）。

相對地，西方的拼音字母，就是活字版最適合的環境。臺灣最早的活字印刷機，就用在拉丁文字母系統，也就是由英國長老教會帶來的、臺灣出版業的第一條路徑。

殖民史的偶然：白話字的出版

一八五八年臺灣因為清帝國不敵西歐的船堅?利，在《天津條約》裡打開邊界，留給一八六五年英國長老教會來臺宣教的契機。長老教會一秉基督新教「萬民以自己語言接近上帝」之訓，若當地沒有書面文字，就借用拉丁文字母（俗稱羅馬字）研發方言書寫系統。

臺灣的「萬民」絕大多數不講官話、不識漢字，長老教會借用其他基督教會在馬六甲、廈門等地宣教的經驗，採用一套十七個拉丁字母、少數變體字母、六種音調記號組成的「白話字」（Pe?h-?e-j?），不必懂漢字就可以讓生活語言「我手寫我口」。

長老教會在一八八○年獲得一部二手Albion Press活版印刷機，經過幾年準備，一八八四年巴克禮成立了「聚珍堂」（Ch?-tin-tong），也就是「新樓書房」，印出白話字教材、聖經等等。更重大的成果，是一八八五年，印出臺灣第一的定期報刊《臺灣府城教會報》。

報紙跨越一百餘年、出版三千餘期，更換過幾個名字，現在稱為《台灣教會公報》，主要發行對象是教會會友。報紙不只宣教，也刊載世界新知，例如一九一二年六月，不識漢字的人也能在臺灣讀到當年四月「鐵達尼號在大西洋撞冰山」的全球話題。

除了臺南的新樓書房、教會公報社，其他各地也在一九二○年代成立出版社。例如教會公報社、屏東有「醒世社」，由牧師鄭溪泮創辦。這兩處白話字的重要據點，在日治時代出版了大量翻譯、創作的教義書籍、白話字教材，甚至還延伸到語言學、醫學、歷史、文學作品。

白話字出版的影響力，也跨出了教會而到社會。一九二○年代臺灣文化協會蔡培火看中白話字的「啟蒙」能力，親自以白話字撰寫社會評論集《Cha?p-h?ng Koan-kian》（十項管見），由新樓書房出版。白話字也有很多膾炙人口的小說，賴仁聲的小說集《An-nia e Ba?ksai》（阿娘的目屎）、鄭溪泮的長篇小說《Chhut Si-soan》（出死線），都是醒世社出版的暢銷書。

臺灣白話字的系統，是以西方文字書寫本土方言的特異路徑，從一八六○年引進、跨越整個日治時期、再進入戰後的中華民國，展現臺灣人最早的讀寫民主化表率。在一九六○年代末期在「我愛說國語」的社會環境中，竟遭統治當局禁用，卻在海外扎根，並在一九八○年代解嚴後，成為臺灣本土語言復興的書寫根基。

殖民史的必然：日本人的出版

第二條路徑，是日文。一八九五年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隔年起日本商人就引進印刷技術在臺北賣起《臺灣新報》、《臺灣日報》，新聞輿論有助政商掌握時局，是一門不錯的生意。一八九八年五月，這兩份報紙就被官方整併，也就是《臺灣日日新報》。

殖民地臺灣有全新的出版市場，官方文書、時事商機、生活指引、休閒閱讀，吸引日本印刷商人爭相布局。一九○二年已見「臺一活版社」、「臺北活版社」等小型業者，之後還有中大型的服部、小塚、松浦屋、江里口、山嵙……至少一九一○年代臺灣已出現扎實的活字印書市場，面對不特定讀者的現代出版事業，也將起步。

日治初期的學者和文人，已在利用活字工坊代印書籍。一九○四年伊能嘉矩《領臺始末》就是由日日新報社代印的自行出版。

日日新報社是日治時期臺灣第一大的印刷廠，一九一○年代就已備齊了一流配備：高速輪轉機一臺、輪轉機三臺、平盤十二臺、維多利亞式印刷機一臺、石印機二臺、石版手搖機八臺、自動活字鑄造機三臺、製本用機械二十餘臺。

一九一二年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就有官員施景琛來臺考察，報告書《鯤瀛日記》裡寫著，「旋往參觀臺灣日日新聞報社。報分漢文、和文兩種，日出三萬餘紙。印報之法，先將鉛字板製成紙模，再將紙模鑄成圓形鉛板，嵌入機器，周轉極速，……社中機器數十部，兼營印刷業」。

印刷齊備，出版業就不難移植進臺灣。日治時期的日文出版業，主要仍是政府出版品，總督府轄下各課、各州廳舍機構，都會出版各種調查報告、統計全覽、政策書等等；相對地，民間出版社則是逐步浮現，先是日文書店兼營的出版部，如「新高堂」跨足出版的創業產品，就是一九○五年伊能嘉矩的《領臺十年》和《臺灣巡撫????劉銘傳》。「杉田書店」也跟著新高堂的腳步，一九一○年代開始持續出版各種教科書、文選、翻譯書，只是品項稍雜、缺乏企劃方向，大抵仍是為學者代為編印出版的性質。

活版印刷盛行之時，雕版印刷則是日漸萎縮。近百年的松雲軒，因為曾有余清芳委印善書而在西來庵事件遭波及，一九一五年黯然結束營運、轉讓他人，象徵雕版印刷時代的告終。

日治中期，既有的漢文人口加上新式日文教育的成果，已有數量可觀的現代讀者。一九二○年臺灣人口有三百七十五萬人，漢字識字者估約五％（十八萬人）、日本人約十六萬人，當他們都需要閱讀報刊，已是雕版印刷無能滿足的族群了。

《臺灣日日新報》以及中部的《臺灣新聞》、南部的《臺南新報》，號稱三大報刊，都混用日文和漢文，在時事報導中穿插著翻譯、遊記、文學創作。臺灣文人連橫、巫永福、何春木、魏清德等人，都曾在這些報紙工作。

至於現代出版強調的企劃能力，則要到一九三○年之後才看得到。在臺日人的文學一哥西川滿，以及他的文友們（如濱田隼雄、池田敏雄等），既擁有創作實力又講究美術裝幀，一九三五年「媽祖書房」、一九三九年「日孝山房」，以及《文藝臺灣》雜誌，都是企劃出版業的先驅。

在混雜的時代追求與抵抗：臺灣人的出版

第三條路徑，就是臺灣本島人依循《日日新報》培養的讀者基礎，從一九二○年代起投入的本土出版業。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臺灣民報》系列報刊。《臺灣民報》雖是臺灣認同意識的孕育地，但其實也是混用不同文字、擷取多方思想而生。

最初始自臺灣留學生一九二○年在日本創辦的《臺灣青年》月刊，寫作是日文漢文夾雜，印刷在東京、配送到臺灣。一九二二年更名為《臺灣》，一九二三年四月再改為《臺灣民報》半月刊。

新文學，在這裡爆發。臺灣文人已高度嚮往明治維新的近代日本、五四運動的新中國，也開始仿作夏目漱石、魯迅的小說。終於在一九二二年《臺灣》，筆名「追風」連載〈彼女?何??〉（她將往何處去），成為臺灣第一篇現代小說。故事中的女主角桂花在封建媒妁婚姻破滅之後，自我覺醒決定追求新式教育；小說結尾，她代表臺灣女性豪氣地說：

我們必須為臺灣的婦女點燃起改革的火焰。時機到了，讓我們為被虐待的臺灣婦女，努力讀書吧！

《臺灣民報》藝文欄此後也成為新文學的試爆場，包括賴和〈一桿秤子〉等等。新文學主張言文一致、平民性格、社會寫實，立場迥異於傳統古典文學。《臺灣民報》作者群在一九二四年連環發文炮轟舊文學，罵他們自居封建貴族、守著敗草叢破殿堂、專寫脫離現實的山林文學……當然也引起古典文人的反擊，雙方於是打起臺灣史第一次筆戰——新舊文學論戰。

論戰講求時效，讓《臺灣民報》善用活字印刷的特質，快速而大量地傳播了全新觀念，意外把臺灣認同推進了一大步。

現代報紙的作者並不知道誰是讀者，也就是，作者是寫給「不認識、不特定的讀者群」。想像的讀者，推到極致，就是所有臺灣人了。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剛由《臺灣》更名為《臺灣民報》的創刊詞，就具體設定了「所有臺灣人」為讀者：

唉！最親愛的三百六十萬父老兄?！我們處在今日的臺灣社會，欲望平等，要求生存，實在非趕緊創設民眾的言論機關，以助社會教育，並喚醒民心不可了。

《臺灣民報》後來的發行高峰期，印量是一萬份。所以，「最親愛的三百六十萬父老兄?」絕對不是實際讀報的人口數。那是誰？就是臺灣三百七十五萬總人口、扣除十五萬日本內地人的數字。因此，《臺灣民報》除了啟蒙人民，更大的貢獻是創造了認同界限明確的「想像的共同體」。

《臺灣民報》是臺灣人現代出版業的前哨，引領了一九二五年楊雲萍的《人人》、一九三○年代賴和與郭秋生等人的《南音》、臺灣文藝聯盟的《臺灣文藝》等等；而曾經大戰新文學的舊文人，也有臺南南社、春鶯吟社合創的《三六九小報》，放下貴族性格訴求大眾市場，和嘉義「蘭記圖書部」共同打造了漢文通俗閱讀新天地。另外臺灣共產黨王萬得創辦的《伍人報》，都帶動活字印刷浪潮捲動的報刊流量。無疑地，屬於臺灣人的出版能量，也在這個時期透過報刊而建立。

一九三七年總督府的皇民化運動禁止漢文出版，臺灣也緩步進入了日治的末期，戰爭襲來，雖沒能使用臺灣人的文字，但並未損及臺灣意識的持續開展。

臺灣人書寫日文，和日本皇民化力量抗衡著。一九四○年代並意外浮現一波企劃出版的高峰。例如，楊逵在盛興出版部主編「臺灣文庫」系列，網羅龍瑛宗的評論集《孤獨?蠹魚》等書，呂赫若在清水書店的個人小說集《清秋》，都是日文出版的臺灣力量。

在不久的戰後，這些文字混用的出版足跡，在臺灣一夕抹去。留給「跨語世代」文人的，是一個宿命般的歷史難題，他們將再次學習另一種脈絡的語文，再次努力擁抱不認識的讀者，再次期待所有的臺灣人相知相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