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最新哲學應用(KAD1061)──AI、基因科技、FinTech、貧富差距、宗教對立、環境破壞……這本書都能找到答案
いま世界の哲学者が考えていること

類別： 宗教‧哲學‧人文>人文
叢書系列：知識叢書
作者：岡本裕一朗
譯者：葉小燕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8年08月03日
定價：380 元
售價：300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0頁
ISBN：9789571374635

【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序言

　　本書的目的是透過哲學來說明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這個時代，只是有些人可能會懷疑，在科學技術發達的現代，哲學研究的東西究竟還有什麼意義？近來甚至出現哲學對社會毫無用處的說法，所以我想事先說明，在這樣的處境下為何我還敢出版這本書。

　　只要稍微回顧歷史就知道，當時代面臨重大變革的時候，通常也是哲學發展最活躍的時候，且這樣的轉變多半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舉例來說，在中世紀與近代之交，因為近代科學的發展，造成指南針與活版印刷技術的普及，帶動了全球化的經濟活動，並促成了宗教改革以及近代國家的形成。而這樣社會的變化，也刺激了歐陸理性主義與英國經驗主義的等哲學思想的興起。

　　然而現代社會正在發生的事，不正好可以跟這種變革相比嗎？例如二十世紀後半興起的資訊革命或生技革命，可能將徹底改變一直以來的社會關係與人類本質；此外眾所周知的是，持續了數百年的資本主義發展或遠離宗教的過程，近來也面臨大幅度的方向轉變；還有現代社會不可避免會產生的環境問題，在今日也同樣不可忽視且急需解決。要全盤掌握這樣的狀況，哲學無論如何都有其必要性。

　　對事物進行思考時，哲學能夠提供寬廣的視野與長遠的觀點，能幫助我們從每天發生的事物中抽離，提出「這樣事物到底具備什麼樣的意義？」「這樣的事物最終將帶來什麼結果？」等形式的質問。這些問題乍看之下可能令人覺得無關痛癢，然而在時代急遽變化時，這樣的哲學姿態卻是不可欠缺的。我基於這樣的想法寫了本書，書中所探討每個問題項都最根本的問題，且或許都還要走上好一段路才能找到解決之道，但我希望至少可以在此確認問題所在，而至於這樣的觀點究竟有何作用，我想就留待各位自行判斷。

　　另一個書中值得注意的特色，是我在進入具體議題的討論之前，會先以一個篇章說明近期哲學研究的現況。這部分其實是至今很少被提及的內容，一般談到現代哲學，通常指的是法國的後結構主義或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但是以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或理察‧羅蒂（Richard McKay Rorty）為首的這些二十世紀後半的哲學明星大多已經凋零，儘管許多人對於「二十一世紀後，各國的哲學將呈現何種樣貌？」感到疑惑，卻完全沒有相關的引介。本書雖然受制於篇幅有許多不足之處，仍嘗試圖描繪出一個簡單的輪廓，期待為今後來自各種面向的批判與辯論提供入門磚。

　　最後由於本書聚焦於現代，書中登場的哲學家並不一定都為一般人所熟知，所以也會出現未經譯介的學說；此外書中參考引用的相關譯著，也會因行文論述的流暢而有所增刪，對此尚祈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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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將因人工智慧而受到「啟蒙」？

將人工智慧視為威脅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將「自立或自主」不受人類控制。最早期的人工智慧是由人類事先設定規則與演繹方式或輸入知識，因此一旦出現超出規則或知識範圍的狀況，它就無法應對。然而自二十世紀末開始，累積了龐大的「大數據」，逐漸開發出能夠以此為基礎進行「機器學習」或「深度學習」，可以自動進化的人工智慧。

嚴格來說，「人工智慧可以自主學習」的說法目前還有待商榷，但是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倒沒有太大爭議，二○一四年霍金博士在BBC說的話，完全反映出他的顧慮：

有一天也許將會出現能夠自主的人工智慧，並以難以想像的速度開始自我改造，受限於生物進化緩慢速度的人類一定無法與之對抗，總有一天一定會被超越。

「IoT」，也就是「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是最近被急速導入的另一股科技風潮，不同物體之間可以不需透過人類就進行交流溝通或採取行動。

例如車子在進行自動駕駛時，來自於GPS、雷達或相機的資訊不需透過人類便能直接傳給車子。類似的物聯網技術在家電領域中逐漸普及，也有人稱這種變化為「新工業革命」，而這場革命之後的進展，都將取決於「自主型人工智慧」。

那麼「自主型人工智慧」到底會發展到什麼程度呢？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或許阿多諾（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與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提出的「啟蒙辯證法」（一九四七年）可以提供一些線索。他們兩人在二戰流亡美國時，開始撰寫《啟蒙的辯證》（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對於近代社會的未來提出了以下的疑問：

為何人類不是踏進真正人性的狀態，反而是墮入了一種新的野蠻狀態？

一般所謂的「啟蒙」，是指藉由「合理的理性」將人類由無知愚昧的迷信中解放出來。近代的科學、公民社會或資本主義經濟都是伴隨「啟蒙」而生，但是根據阿多諾與霍克海默的說法，這種理性的「啟蒙」最終將走向自我否定，轉化為「反啟蒙」的神話或暴力，納粹或史達林主義等「極權主義」正是一種「反啟蒙」的狀態。
像這樣由「啟蒙」到「反啟蒙」的辯證法也可以做為思考人工智慧未來的一種模式。人工智慧的製造是為了擁有「像人類一樣的智慧」，如今不但能跟人類一樣進行「自主學習」，還可能更進一步大幅超越「人類的智慧」。當人工智慧開始脫離人類掌控獨立自主，機器之間能夠互相溝通時，人工智慧會不會出現對抗人類的情況？在艾薩克‧艾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小說《我，機器人》（I, Robot，一九五○年）中登出現的「機器人學三大法則」，過去被認為屬於科幻小說的世界，不過在現實世界中的未來，似乎也有檢討的必要，書中的內容如下：

第一條　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坐視人類受到傷害。
第二條　除非違背第一法則，否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命令。
第三條　機器人在毫無違反前項第一、二條規定之疑慮下，必須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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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將使優生學捲土重來嗎？

看到今天對人類生命所進行的人為操作，有些人擔心這會不會是優生學捲土重來？優生學（eugenics）是在十九世紀後半由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表弟法蘭西斯‧高爾頓爵士（Sir Francis Galton）所提出，其定義為「藉由改良生物的遺傳結構，以促進人類進步的一種科學的社會運動」。只不過，它究竟是科學，亦或是政治上的主張，還是國家政策並不明確，有時也被稱為優生主義或優生政策。

在二十世紀，世界各國都曾實施優生政策，其中最惡名昭彰的便是納粹德國的優生主義。納粹德國以種族衛生學為名，揭示「德意志民族的品種改良」，將不合格的人隔離在集中營內，讓他們絕育或進行肅清……因此光是聽到優生學這個字眼便喚起納粹時期的噩夢，如今依然會招致眾人強烈的反彈。

也因為有這樣的經歷，二十世紀後半，當生化科技開始發展並打算應用在人類身上時，就有人認為是優生學捲土從來，而展開激烈的批判。然而今天的生物科技就等於納粹式的優生學嗎？問題並非如此單純，只要讀了美國生物倫理學家亞瑟‧卡普蘭（Arthur Caplan）等人所著作的論文〈優生學有哪些部分不道德？〉（What is immoral about eugenics?）或許就能明白。

首先，我們來確認一下「納粹式的優生學」與現代的「優生學」有哪些不同。納粹式的優生學是以國家或組織為主體，對個人的生命進行強制介入，因而會發生國家違反個人意志，對個人施以隔離、絕育，甚至是殺害。但是現代的生物科技中，並沒有這種所謂國家強制的要素，完全是任由父母或伴侶自行決定要生下什麼樣的孩子，排除了國家的強制手段，所以今日的「優生學」也稱為自由主義的優生學。

每一個個體得以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現代社會的基本，要跟誰結婚、生下什麼樣的孩子，以及要如何教育孩子都基於個人的自由選擇。只要試想現代的生活型態，就算不是納粹式的優生學，要找出理由反對自由主義的優生學，其實也很困難。

例如就拿孩子的教育來說吧，現代為了孩子的教育而選擇好學校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從幼稚園（甚至更早？）開始到大學，為了孩子將來盡可能選擇有利的環境，相信沒有人會去指責這些父母的態度。

既然如此，為了讓孩子的人生更為有利，父母改良孩子的基因又有何不可呢？改良孩子的基因，難道不能算是為孩子提供的最早期的教育（「基因工程式教育」）嗎？這不過是讓孩子的早期教育稍稍提早一些而已。

無論如何，由於現代的自由主義式優生學並非來自於國家的強制，單純要以納粹德國的記憶來反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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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超人類主義」

現代的生物科技不會像過去的「納粹式優生學」，由國家對個人的生殖與生命強制加諸一些處置，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還能夠反對現代的「自由主義優生學」嗎？牛津大學的哲學家尼克‧博斯特倫曾提出以下看法：

生物保守派一般說來，……反對為了改變人類本質而採用科技手段。生物保守主義的主要想法，就是認為這些人類能力的增強提升與科技恐怕會將人類的尊嚴銷蝕殆盡。

這裡所稱呼的生物保守派，是指那些反對現代生物科技朝向後人類發展的主張，法蘭西斯‧福山的論點就是典型的代表。福山基於「人類尊嚴」的概念，主張對生物科技加以限制，因為他認為人類有其尊嚴，所以不能容忍人類基因的改變。

但是增強提升現在人類（身體上、精神上）的能力，為什麼會侵害「人類尊嚴」呢？以更高的能力為目標，為什麼會有損「尊嚴」呢？超越現今人類的能力，不正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嗎？博斯特倫從這個角度出發，提出了「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

根據超人類主義的想法，現在的人類本質是可以藉由應用科學或其他合理的方法去改良。這些方法既可以延長人類健康的年限，擴充我們在智能與身體上的能力，還能加強我們對心靈狀態與情緒的控制。

採用「超人類主義」的觀點，讓人類能力提升，未來就能抵達後人類的境地，根據博斯特倫的說法，現代正是出發點。「超人類主義」最近除了博斯特倫之外，還有很多支持者，他甚至也出版了《人類增強文集》（Human Enhancement，二○○九年）、《超人類主義者讀本》（二○一三年）這樣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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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人的哲學

這裡我想更深入探究積極禁止複製人的立論根據。當「體細胞複製羊」的新聞出現後，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伯馬斯立刻便在《時代週報》（Die Zeit） 上發表了有關複製人的文章。

隨後，他在二○○一年出版《人性的未來》（Die Zukunft der menschlichen Natur. Auf dem Weg zu einer liberalen Eugenik?），強烈主張應該限制對人類進行基因操作或優生學的計畫，我們可以參考這本書的討論，來思考複製人是否可行。

依照哈伯馬斯的看法，「可以製造複製人嗎？」這樣的問題並不單純只是生物學上的決定，還必須根據「規範性的觀點」來討論，當時他所設想的是「基於平等自律的全體公民相互尊重的平等主義的法秩序原則」。

但是若由此原則來思考的話，複製人會有什麼的問題呢？哈伯馬斯對複製人的特質說明如下：

以人為操作的方式去決定基因內容所代表的意義是，對複製對象來說，誕生之前他人對其基因所下的判斷，終其一生都將持續造成影響。

不過相較於一般的親子關係，複製真的會有那麼大的差別嗎？若就繼承的基因資訊終其一生會持續產生影響這一點來看，一般的親子和複製人並無不同；再者，即使生為複製人，也一樣可以在長大後離開父母獨立，踏上自己的人生道路──複製人決不是奴隸。如果是這樣的話，複製人的問題到底在哪裡呢？

對複製人而言，「誕生的前提(被賦予的條件)」並非來自於偶然，而是有意圖的行為結果。對一般人而言純屬偶然的事，對複製人而言卻歸屬於他人的責任。對於意圖性介入不可踏入的領域時可能的責任歸屬，應該要在道德上與法律上做出明確的區別。

以一般親子的狀況而言，孩子繼承何種基因是偶然的結果，然而複製人所繼承的基因卻是一開始就由他人決定。換句話說，哈伯馬斯介意的決定性關鍵在於「他人的干預」，也就是出現類似「設計者與產品」的關係，造成兩者之間「人際關係的對等性條件」無法成立，而這樣會有什麼問題呢？

哈伯馬斯在《人性的未來》中，以強烈的口吻反對包含複製人在內的所有對人類進行的基因操作，以下就是他的論點：

當偶然的物種進化成為了基因工程可能介入的領域時，會讓我們必須對這樣的行為負起責任，隨之而來的，就是我們將以難以界定原本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可以明確區分的人造或自然生成分類。

自亞里斯多德以來，「利用技術製造」的事物與「自然生成」的事物是「自明的對立項目」，但現代生物科技卻擾亂了這種「我們可以用直覺做出的區別」。根據哈伯馬斯的說法，這樣的擾亂「最終將影響我們人格中，對自己肉體存在所抱持的自我關係」。

哈伯馬斯所想的其實是漢娜‧鄂蘭的「創生性」（natality）的概念，指人類由出生開始個人獨自的生命，哈伯馬斯認為，如果是複製人恐將失去這樣的「創生性」。

在哈伯馬斯的討論中，現代生物科技改變了亞里斯多德以來的思考模式這一點頗值得玩味，也就是過去自然與技術的「對立」被視為不證自明，但現代卻變得混亂而難以分割，特別是當人類成為了技術的對象時，這樣的「難以分割」其實別具意義。

在此之前，技術的對象通常是人類以外的事物，而生物科技卻讓人類成了技術的對象，也就是原本用來改變自然的技術，也開始用來改變人類的自然（本質）了。

無論是贊成或反對這樣的狀況，我們都有必要正視即將到來的現實，複製人的問題正反映了現代的歷史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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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距真的是邪惡的嗎？

在皮凱提或賴希的討述中，不僅都都提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有極大的貧富差距，還提到這樣的差距會持續擴大，這是很容易憑直覺理解的事實，相當能夠引發共鳴。事實上，就連美國總統歐巴馬也曾在演說中提到「所得的差距（不平等）」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問題」。只有極少數的富裕階層（1%或10%）可以花錢如流水，而大多數的國民（99%或90%）卻迫於無奈過著儉樸的生活，這樣的情形不免讓人覺得必須要加以修正。

但是貧富差距（不均）為什麼不好呢？感覺一提出這樣的問題，就會被人喝斥：「這還用問嗎？！」又或者並批評為有階級歧視傾向。即便如此，在以「貧富差距（不均）＝惡」作為討論的前提之前，或許必須先暫停一下，思考我們是如何理解貧富差距（不均）。

為什麼呢？因為不論皮凱提也好、萊克也罷，他們都沒有全盤否定貧富差距，只不過貧富差距這件事本身就很容易就被當成「邪惡」的事。不過既然不以「共產主義」為目標，為什麼非得消弭貧富差距呢？

思考這個問題時，請務必參考的是哈利‧法蘭克福（Harry Frankfurt）的《論不平等》（On Inequality，二○一五年）。法蘭克福的日文譯作《放屁》（On Bullshit，二○○五年）的原著在美國非常暢銷，他是普林斯頓的名譽教授，進行論辯時習慣以習慣以直言不諱地表達方式討挑釁讀者，在眾人大聲呼籲「修正貧富差距」的現在，他的論辯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觀點。

比方說，法蘭克福似乎刻意要挑戰社會中「消弭貧富差距」這種平等主義的情感，他曾透過下面這段話做出清楚地的聲明：

經濟的平等本身在道德上並不是特別重要；同樣地，經濟的不平等（差距）本身也不應遭受道德的批評。由道德的觀點來看，每個人擁有一樣的東西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每個人都擁有足夠的東西才是重要的事。如果每個人都擁有足夠的金錢，其他人是否擁有比別人更多的錢，就不是一件特別需要關心的事。（註4）

相對於「平等主義」，法蘭克福將他的理論稱為「充足主義」（Sufficientarianism），根據這個理論，「就道德上而言，金錢的重要性在於任何人都能充分擁有」。換言之，所得的多寡本身並不是問題，而是如果有人（窮人）沒有充足的金錢可以負擔生活所需，我們在道德上就有必要去救助他。所以就道德上而言重要的不是貧富差距，而是「貧窮」。

這裡的重點在於法蘭克福的討論是一種「邏輯性的論證」。通常我們在談論經濟上的差距時，都是以「經濟的平等」是正確的為最初的前提，因此都會把對貧富差距擴大當成是壞事，並提出應該加以修正的主張。可是貧富差距「這件事本身」真的是邪惡的嗎？如兩個人雖然在所得上有所差別，但卻都擁有充足的金錢可以滿足生活上的需求，那麼修正收入的差距顯然就是不必要的。

當然，所謂生活上「充足的金錢」是指多少錢？或者要如何保障每個人擁有足夠的金錢？……還有很多具體層面的問題需要被討論，法蘭克福所談論的畢竟只是理論上的狀態，並沒有深究這些細節。只是到底要「修正貧富差距」，還是要「救濟貧窮」，在政策的對應上也會有所不同，因此在思考貧富差距（不均）的問題，或許還是有必要先回到問題的根本再提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