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早期傳記(WHA0093)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人物傳記
叢書系列：香港中和
作者：斯諾、蕭三、蕭瑜
出版社：香港中和
出版日期：2018年01月19日
定價：490 元
售價：387 元(約79折)
開本：16開／平裝／332頁
ISBN：9789888466542

【第一章　少年時代】

▼  第一章　少年時代

　　我於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湘潭縣韶山沖鄉。我的父親是一個貧農，當他年青的時候，因負債纍纍，便去投軍。他當了一年多的兵。後來他回到我生長的鄉村裡，由於拚命的節省，他靠著做小生意和其他事業賺了一點錢，便設法買回了他的土地。

　　這時，我家已有了十五畝田，成為中農了。在這些田中，每年大約可以收穫六十擔穀。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費三十五擔，這樣，每年可以多餘二十五擔。靠了這個剩餘，父親積聚了一點資本，不久又買了七畝田，使我家升到「富」農的地位。這時，我們可以每年在田裡收穫八十四擔穀。

　　當我十歲，我家只有十五畝田的時候，一家五口是：祖父，父親，母親，弟弟和我自己。在我們增加了七畝田之後，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個小弟弟。不過我們每年仍有四十五擔穀的剩餘，因此，我家一步步興旺起來了。

　　這時，父親還是一個中農，他開始做販賣糧食的生意，並賺了一點錢。在他成為「富」農之後，他大部分時間多半花在這個生意上。他雇了一個長工並把自己的兒子和妻子都放在田裡做工。我在六歲時便開始做耕種的工作了。父親的生意並不是開店營業的。他不過把貧農的穀購買過來，運到城市商人那裡，以較高的價格出賣。在冬天磨米的時候，他另雇一個短工在家裡工作，所以在那時他要養活七口。我家吃得很節省，但總是吃飽的。

　　我八歲起，就在本鄉的一個小學校裡讀書，一直到十三歲時候。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裡作工。白天就讀《四書》。我的塾師管教甚嚴。他很嚴厲，時常責打學生，因此，我在十三歲時，便從校中逃出。逃出以後，我不敢回家，恐怕捱打，於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為那個城是在一個山谷的裡面。我飄流了三天之後，家裡才找到了我。這時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過繞來繞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過距家約八里。但，回家之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點。父親比較能體諒我了，而塾師也較前來得溫和。我這次反抗行為的結果，給我的印象極深。這是我第一次成功的「罷工」。

　　我剛認識幾個字的時候，父親就開始要我記家賬了。他要我學習打算盤。因為父親一定要我這樣做，我開始在晚間計算賬目。他是一個很兇的監工。他最恨我的懶惰，如果沒有賬記，他便要我到田間做工。他的脾氣很壞，時常責打我和我的弟弟們。他一個錢也不給我們，給我們吃最粗礪的東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總給工人們吃雞蛋和白米飯，但很少給過肉。對於我，既沒有蛋也沒有肉。
　　我的母親是一個慈祥的婦人，慷慨而仁愛，不論甚麼都肯施捨。她很憐惜窮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給那些跑來乞討的人。不過在父親的面前，她就不能這樣做了。他不贊成做好事。家中因了這個問題吵鬧時常。

　　我家有「兩個黨」。一個是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是我、我的母親和弟弟所組成的，有時甚至工人也在內。不過，在反對黨的「聯合戰線」之中，意見並不一致。母親主張一種間接進攻的政策。她不贊成任何情感作用的顯示，和公開反抗執政黨的企圖。她說這不合乎中國的道理。

　　但當我十三歲時，我找到了一種有力的理由和父親辯論，我引據經典，站在父親自己的立場上和他辯論。父親常喜責我不孝和懶惰。我則引用經書上的話來和他相對，說為上的應該慈愛。至於說我的懶惰，我的辯解是大人應較年青的人多做工作，而父親的年紀既然比我大上三倍，他應該做更多的工作。並且我說我到了他那樣大的時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這個老人繼續「積聚財物」，在那個小村裡可以說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買田，但是他向別人押來很多的田。他的資本增加了二三千元。我的不滿增加起來了。辯證的鬥爭在我們的家庭中不斷地發展著。（在說明的時候毛很幽默地引用這些政治術語，他一面笑一面追述這些事件—史諾。）有一件事，我特別地記得。當我在十三歲左右時，有一天我的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中來。在他們的面前，我們兩人發生了爭執。父親當眾罵我，說我懶惰無用。這使我大發其火。我咒罵他，離開了家。我的母親在後面追我，惡勸我回去。我的父親也追我，同時罵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個池塘的旁邊，對他威脅，如果他再走近一點，我便跳下去。在這個情形之下，雙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內戰，我的父親一定要我賠不是，並且要磕頭賠禮，我同意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屈膝一下跪。這樣結束了這場戰事。從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當我以公開反抗來保衛我的權利時，我的父親就客氣一點，當我怯懦屈服時，他罵打得更厲害。

　　回想到這一點，我以為我父親的死硬派結果使他失敗。我漸漸地仇恨他了，我們成立了一個真正的聯合戰線來反對他。這對於我也許很有益處，這使我盡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記賬，讓他沒有把柄來批評我。我的父親讀過兩年書，能夠記賬，我的母親則完全不識字。兩人都出身農家。我是家庭中的「學者」。我熟讀經書，但我不歡喜那些東西。我所歡喜讀的是中國古代的羅曼史，尤其是關於造反的故事。在我年青時，我不顧教師的告誡，讀了《岳飛傳》、《水滸傳》、《反唐》 、《三國》和《西遊記》等書，而教師則深惡這些不正經的書，說它是害人的。我總是在學校裡讀這些書的，當教師走過面前時，就用一本經書來掩蓋著。我的同學大多都是如此。我們讀了許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夠背誦出來，並且一再地談論它們。關於這類故事，我們較本村的老年人還知道得多，
他們也歡喜故事，我們便交換地講聽。我想我深受這些書的影響，在那種易受感動的年齡時讀它們。

　　最後我在十三歲離開小學，開始在田中做長時間的工作，幫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著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親記賬。然而我還繼續求學，找到甚麼書便讀，除了經書以外。這使要我讀經書的父親十分生氣，尤其是當他因對方在中國舊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適當的經書而使他官司打敗以後。在深夜，我常把我的窗門遮蓋起來，所以我的父親看不見燈光。我這樣讀了一本我很歡喜的書，叫做《盛世危言》。該書的作者們都是主張改革的老學者，他們以為中國積弱的原因是由於缺少西洋的工具：鐵器、電話、電報、輪船等，想將它們介紹到中國來。我的父親認為讀這一類的書是浪費時間的。他要我讀可以助他打贏官司的如同經書那類的實際東西！

　　我繼續讀中國文學中的舊羅曼小說。有一天，我在這些故事中偶然發現一件特殊的事，即這些故事中沒有耕種田地的鄉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學者，從未有過一個農民英雄。這件事使我奇怪了兩年，以後我便進行分析這些故事的內容。我發現這些故事都是讚美人民的統治者的武士，他們用不著在土地上工作，因為他們佔有土地，顯然地是叫農民替他們工作。

　　在少年與中年時期，我的父親在宗教上是一個懷疑主義者，但母親則篤信神佛。她給與她的孩子們以宗教教育，我們都因父親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而感覺難過。九歲的時候，我便板起面孔討論我的父親對母親欠缺禮貌的問題了。自那個時候以及以後，我們都想了許多辦法來改變他的心，但沒有效果。他只是責罵我們。因為他向我們進攻得太厲害了，我們退而想新的計劃。但他無論如何不與神佛發生關係。

　　我的讀書漸漸地影響我，我自己愈來愈懷疑。我的母親注意到我這一點，因為我們於信仰鬼神的漠不關心而責備我，但我的父親則不說甚麼。有一天他出去收賬，在路上遇見一隻老虎。老虎因不及提防而馬上驚逃，我的父親卻格外地害怕，後來他回想老虎神秘的逃走，感覺很奇怪。他開始想他是不是沒有開罪菩薩。自那時候起，他對於菩薩比較恭敬起來，有時他偶然燒香。但是當我在另一意義上墮落的程度增高時，這位老人並不管。他只有在困難的時候才向神禱告。

　　《盛世危言》繼續動引我求學的慾望。我開始厭恨我在田裡的工作。這自然是我的父親所反對的。我們發生爭執，最後我脫離家庭。我到一個失業的法律學生家裡去，在那裡讀了半年書。以後，我在一位老學究面前攻讀經書，又讀了許多時事文章和其他的書。在這時候，湖南發生一個影響我的整個人生的事件。在我們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們一班學生看見從長沙回來的許多豆商。我們問他們何以大家都離開長沙。他們說是城中發生了一個大叛變，並告訴我們這回事。

　　那年有一個大饑荒，在長沙有好多萬人沒有東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舉了一個代表團見巡撫，請求救濟，但他傲慢地回答他們：「你們為甚麼沒有糧食？城裡多得很，我向來沒有缺少過。」當他們聽到巡撫的回答，他們都很發怒。他們召集民眾大會，舉行了一次示威運動。他們進攻滿清衙門，砍下作為衙門象徵的旗杆，並驅走巡撫。以後，那布政使騎著馬出來，告訴老百姓，政府要設法救濟他們。他說出這話顯然是誠懇的，但皇帝（或許是慈禧太后吧）不歡喜他，責備他與「暴徒」發生密切關係。他被撤職。一個新巡撫來了，馬上下令通緝叛黨的領袖。他們中許多人被砍頭，他們的頭懸掛在柱子上，以警告來日的「叛徒」。

　　這件事，我們在私塾裡討論了數日之久。它給予我一個深刻的印象。許多學生都同情「造反的傢伙」，但只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他們不認識這對於他們的人生有甚麼關係。他們不過把這事當作一個刺激的事件，感覺興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記它。我感覺得這些叛徒都是與我的家人一樣，於是我深恨這樣對待他們是太不公平了。

　　此後不久，哥老會的會員和一個地主發生衝突。他在法庭上控告他們，因為他是一個很有勢力的地主，容易促成一個於他有利的判決。哥老會會員失敗了。但是他們並不屈服，他們向這個地主和政府反抗，他們退到一個山上去，在那裡他們建築了他們的要塞。官兵被派去打他們，那地主說出一個謠言，說他們揭竿造反的時候，殺死了一個孩童。叛徒的領袖叫做「磨刀石彭」。叛徒最後戰敗，彭被迫逃亡。結果也被捕砍頭。而在我們這般學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為大家都對造反表示同情。

　　第二年，新穀還沒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時候，我們一村缺少糧食。窮人向富戶要求幫助，他們發動一個「吃米不給錢」的運動。我的父親是一個米商，將許多米由我們的一村運到城中去，雖然本村糧食缺少。他有一船米被窮人劫去了，他怒髮衝冠。我對他不表同情。同時，我想村
人的方法也是錯誤的。

　　這個時候對我另有一個影響，即某一個小學校有一個「激烈」的教員。他所以激烈，因為他反對神佛，想把神佛消取。他教人民把廟宇改為學校。他成為一個被大家議論的人。我欽慕他，並與他的意見相同。

　　這些事件相連地發生，給予一個已經反叛的青年頭腦以一個永久的印象。在這個時期，我起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識，尤其是我讀了一個談到瓜分中國的小冊子。我甚至現在還能記得這小冊的開頭第一句：「嗚呼，中國將亡矣！」他講到日本的佔領高麗與台灣，中國的失去安南、緬甸等。我讀了這本書之後，我為我的祖國的將來擔心，起始認識大家都有救國的責任。

　　我的父親想要我在一個與他有關係的錢店做學徒。最初我不反對，以為這也許很有趣的。但大約在這個時候，我聽到一個有趣的新學校。於是不顧我的父親反對，立志進那個學校。這學校是在我外公的縣城裡。我的一個老表是那裡的一個學生，他告訴了我這個新「近代」學校的變遷情形。那裡經書是不大被注意的，西方的「新知識」教授得很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進」的。

　　我與我的老表進那學校，註了冊。我自稱為湘鄉人，因為我知道那學校只收湘鄉籍的學生。但後來我發現各地人都可以進，我才把我的真籍貫說出來。我付了十四吊銅板，以作我五個月的膳宿費以及我讀書需要的各物件之用。我的父親因他的朋友勸他說這個「高等」教育可以增加我的賺錢本領，最後讓我入學。這是我第一次遠離家鄉，離家有五十里。

　　我是十六歲了。

　　在這個新學校，我能夠讀自然科學和新西學課程。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員中的一位是日本留學生，他戴上一個假辮子。假辮是很容易看出來的，每個人笑他，稱他是「假洋鬼子」。我以前沒有看見過那麼許多兒童在一起。他們大多為地主的兒子，穿著奢侈的衣服；很少農民能夠將他們的子弟送到那樣的一個學校。我穿得比旁的學生都蹩腳。我只有一套清潔的襖褲。長袍學生不穿，只是教員穿，除了「洋鬼子們」以外，沒有人穿西裝。許多有錢的學生都輕視我，因為平常我穿破爛的襖褲。但在他們中我有朋友兩個，而且是我的好同志。這二人中之一現在是個作家，住在蘇聯。因為我不是湘鄉人，又不為人所喜。做一個湘鄉人是很重要的。湘鄉分為上區、中區、與下區，上區的學生與下區的學生常常打架，完全是因為鄉土觀念。雙方好像是要你死我活似的。在這戰爭中我採取中立地位，因為我不是那一區的人。結果三地份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覺得不舒服。

　　我在這學校裡有很大的進步，教員都歡喜我，尤其是教經書的，因為我古文作得不錯。然而我志不在經書，我讀我的老表給我的關於康有為改革運動的兩本書。一本是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這兩本書我讀而又讀，一直等到我能背誦。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我很感激我的老表。許多學生不歡喜假洋鬼子，因為他的假辮，但我歡喜聽他談到日本。他教音樂和英文。有一個歌是日本歌，叫做《黃海之戰》。我記到當中幾句很美的句子：麻雀唱歌，夜鶯跳舞，春天的綠色田野何等地可愛。石榴花紅，楊柳葉青，正是一幅新鮮的圖畫。我在那個時候，我感覺日本的美，她戰勝俄國，我感覺到她值得驕傲，她很有能力。我沒有想到還有一個野蠻的日本—我們今日所知道的日本。

　　這一切是我從假洋鬼子那裡學到的。

　　我又記到在這個時候新皇宣統已統治了兩年了。而我才最初聽到皇帝與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時我還沒有成為一個反君主的人。實在地我認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誠實的、良好的、和聰明的人。他們只需要康有為的改革。我因讀中國古代著名君主—堯、舜、秦始皇、漢武帝的史實而為之心醉，讀了許多關於他們的書。我在一篇講到美洲革命的文章裡最初聽到美國，那文裡有這樣一句：「八年之苦戰後，華盛頓勝利而造成其國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傳》的書裡，我又讀到，拿破崙、俄國喀德琳女皇、彼得大帝、惠靈登、葛拉德斯吞、盧梭、孟德斯鳩、及林肯。
我起始想到長沙去，那是大城市，湖南的省會，離我的家一百四十里，我聽到說這城市是很大的，有許許多多的人，許多的學校，巡撫衙門就在那裡。這是一個偉大的地方！這個時候我很想到那裡去，進一個湘鄉人辦的學校。那年冬季我請高小的一位教員介紹我前去。他答應了，我於是走到長沙，十分地興奮，一半由於怕不能進去，幾乎不敢希望真入那個偉大的學校。而使我驚異的，我被錄取了。但是政局轉變得很快，我在那裡只讀了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