撩看民國名士：名絮集錦(WJPC0407)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人物傳記
叢書系列：獨立作家
作者：裴毅然
出版社：獨立作家
出版日期：2015年09月25日
定價：530 元
售價：419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62頁
ISBN：9789869206464

【附錄　刺蝟與狐狸──兩大學人類型】

▼  附錄　刺蝟與狐狸──兩大學人類型

1953年，英國思想史家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出版一冊小書（86頁），也是他一生最好最有名的一本書─《刺蝟與狐狸─論托爾斯泰歷史觀》（《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提出一個十分有趣也十分要緊的文化問題：文化名人的不同分類與不同治學目標。書名取自古希臘詩人阿基洛科斯（Archilochus）斷簡殘篇─「狐狸多知，而刺蝟有一大知。」意謂狐狸機巧百出，通曉天文地理百科知識，然不及刺蝟一計防禦，見解深刻。

伯林借此語將西方思想家與作家分作兩大類型：狐狸與刺蝟。狐狸型為百科全書，無所不知無所不包，觀察入微機巧四迸，然思想散漫缺乏深度，屬於藝術型；刺蝟型則有一中心主軸，建有一整套思想體系，有自己的理論框架，綿厚精深，屬於思想型。刺蝟分泌原創思想，總結歸納人類每一階段經驗精華，編織全新思想構架，提供解釋世界的基礎支撐點。狐狸則辛勤消化刺蝟的思想成果，化高雅為通俗，適當補充刺蝟原創體系中的不足，成為「快樂的搬運工」。狐狸型人物：希羅多德、亞里斯多德、蒙田、莫里哀、歌德、莎士比亞、普希金、巴爾扎克、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喬伊絲；刺蝟型人物：但丁、柏拉圖、黑格爾、陀思妥也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魯斯特。伯林說托爾斯泰乃天生一隻狐狸，卻一心想做刺蝟，到頭還只是狐狸。普希金則是19世紀頭號巨狐。

此後，哈佛大學文學教授李歐梵寫了〈「刺蝟」與「狐狸」〉；威斯康辛大學史學教授林毓生寫了「學術工作者的兩個類型」；錢鍾書《管錐編》中也談到刺蝟與狐狸。李歐梵說魯迅是一隻大「狐狸」，評點魯迅的文學技巧及反諷手法都是「狐狸性」，雖然魯迅的思想較一般作家深刻，但沒有一套體系。反之，李歐梵認為茅盾倒是一隻「刺蝟」，文字技巧雖不如魯迅，但他每部作品都有一個大構架，如《子夜》濃縮了1930年代中國社會，體現了作者完整的宏觀構思。李歐梵認為古今中國作家中兼具刺蝟與狐狸優點的只有一位曹雪芹。為錢鍾書作傳的湯晏先生認為錢鍾書與托爾斯泰一樣，一隻天生的大狐狸，但又一心想做刺蝟。

李澤厚先生對這一專題也有一段論述─

海耶克曾把學者分為頭腦清晰型和頭腦困惑型兩種，也有人分為狐狸型和刺蝟型的。大體說來，前一類型善於分析和講授，知識豐富，論證清楚，博聞強記，條理燦然。後一類型則相反，他不見得能記得很多知識，他的論證、講授也可能很不充分或很不明晰，甚至含混晦澀，他經常忽視或撇開各種細節，卻善於抓住或提出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觀念或關鍵，其中蘊含著或具有著極大的創造性、新穎性、原動性。前一類型更善於複述、整理、發展前人的思想、學說和材料；後者則更多沉溺於執著於自己所關注的新事物、新問題，而不知其他。如果借庫恩（Thomas Kuhn）的話，前者大抵是常規科學，後者則屬於創造範式（paradigm）。

可見，成為一隻狐狸已相當不易，而想成為一隻刺蝟更難。兩者雖各分工，各有所長，瑕瑜互見，不必硬攀強比，躋身狐狸已然了得。但另一方面，畢竟軒輊可分，高下自別，成了刺蝟也許不會去想狐狸，成了狐狸卻一定會想著刺蝟。說來這點追求，也是刺激眾多狐狸向更高境界攀援的推力。沒了「更」的追求，小才揚趾，小富即安，顧盼自雄，「偉光正」起來，爽則爽矣，終究原地停步─本來還可以更高！

治學追求上，博與深固然辯證互倚，然就兩者難易，創建體系畢竟為最高境界，為人類思想打製一把新鑰匙、開闢一條新路徑、發現一棱新側面、建造一片新機場、構架一套新體系、放飛一套新價值。縱然這把新鑰匙會因初創而粗糙，終究是頂尖級發明創造，掌聲會越來越響，欣賞者越來越眾。古今中外所有學者無不嚮往。

成為狐狸還是刺蝟，決定性因素當然還是天賦稟性＋歷史機遇。性格奔放、興趣廣泛、指望「短平快」出成果，懷揣「出名要早呀」的張愛玲式急迫，終難逾越狐狸之限。能夠昇華進入刺蝟級的，必得器局宏大、志趣高遠，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甚至準備吃冷豬肉（身後受祭）。二十世紀中國最後一座文化崑崙錢鍾書，大概是一隻狐狸，卻有衝擊刺蝟的素質，他說過兩句刺蝟級名言─

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

諾貝爾發明炸藥的危害，還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危害大。

當然，也有「刺蝟」羡慕「狐狸」的。哈耶克（F．A．Hayek，1899～1992）說如果自己是「困惑型」學人，與知曉許多事情的「狐狸型」學人相比，他不願只做「一隻僅知道一件大事的刺蝟。」

據筆者人生經歷，在我們這個乾嘉學風餘緒猶存的國度，敢於思考宏大課題，實在不易。大陸文學研究界向有排序：一流學者搞古代，二流學者搞現代，三流學者搞當代，四流學者搞港台，五流學者搞海外、末流學者搞理論。可見，走向刺蝟的第一步就阻力重重呢。像李澤厚這樣的一流學者，起點不低，1950年從湖南一師入北大哲學系，當年亦遭譏評：「不紮實」。他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後記中─

我也羡慕別人考證出幾條材料，成為「絕對真理」，或集校某部典籍，永遠為人引用……；據說這才是所謂「真學問」。大概這樣便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後世」了。但我卻很難產生這種「不朽」打算……這倒使我終於自暴自棄也自覺自願地選擇了寫這種大而無當的、我稱之為「野狐禪」的空疏之作。

李澤厚起步階段受到的冷嘲，估計絕大多數中國學子不會陌生，抑或感觸更深。筆者45歲還遭陣陣嘲諷，不少人判我「不行」。

當然應該鼓勵青年努力成為「刺蝟」，不成「刺蝟」，還可成「狐狸」，若盡朝著「狐狸」努力，那就沒一隻「刺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