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宜武與華僑經濟(WJPC0441)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人物傳記
叢書系列：獨立作家
作者：何邦立、汪忠甲 主編
出版社：獨立作家
出版日期：2015年03月20日
定價：550 元
售價：434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16頁
ISBN：9789869082518

【〈何宜武與華商貿易會議〉】

▼  〈何宜武與華商貿易會議〉

（一）二十四載華僑經濟
　　何宜武服務僑務委員會，長達二十四載，歷經六位首長。首為戴愧生先生，其任職時間為1948年12月至1950年5月，何氏以其對財稅的學養專長見知於戴氏。戴係菲律賓僑領，曾任中央海外部副部長，在僑界具有聲望與號召力。其任內正值大陸局勢逆轉，政府播遷來台，故其華僑經濟工作重點，在致力維護僑匯穩定，保存幣值以安定僑心，而有舉辦僑匯原幣存款與開放華僑自備外匯輸入物資等措施。
　　1950年5月至1952年4月，葉公超先生以外交部長兼掌僑委會，華僑經濟工作以導引僑資來台及促進國內與華僑雙向貿易為主。何氏先後規劃、編印完成「華僑投資台灣工礦事業導言」及「華僑對台貿易要覽」兩書。並於1951年6月，會同財政部等有關機關訂定「台灣對外貿易與海外僑商聯繫辦法」，報奉行政院公布施行。
　　鄭彥棻先生原任中央第三組主任主管海外黨務，於1952年4月至1958年6月兼掌僑委會，事權統一，工作甚為積極。何氏受僑委會副委員長李樸生的器重，李為鄭之好友，經其極力推荐，仍任第三處處長，主持華僑經濟。鄭氏任內主要施政，首係1952年10月召開「全球僑務會議」，何氏擔任議事組長，充分發揮議事效率，獲得鄭之信任。會中通過「當前僑務綱領」，致力鼓勵華僑回國投資，並促請政府頒行多項獎掖措施，激發嗣後僑資回國的熱潮。同時又決議成立「華僑救國聯合總會」，何氏被推為常務理事並奉指定兼任副秘書長。1956年鄭氏決定召開「華僑經濟檢討會議」，由何氏主持規劃，另為適應研究華僑經濟問題的需要，並於1957年完成「華僑經濟年鑑」的定期刊行。
　　1958年7月至1960年6月，陳清文先生繼鄭氏擔任委員長；陳係新加坡華僑，交通界前輩，素仰何氏在華僑經濟方面的經驗，特由參事商請其回任第三處處長，主持華僑經濟事務。在陳氏任內，因二次戰後日本嚴格管制外匯，而旅日華僑為數達四萬餘人，以台籍僑胞居多，苦於匯款贍家無正常途徑，何氏經與郵政總局共同研究，與日方交涉，同意恢復中日郵政通匯，解決旅日僑匯的困難。
　　周書楷先生原任外交部政務次長，於1960年6月至1962年12月繼任委員長，就任伊始，適值印尼政府排華，被迫回國僑胞的安置，成為僑務重大負擔，何氏原經前任陳委員長核准赴美進修，周委員長特託李國鼎先生情商請其延期出國，留會協助，完成印尼歸僑接待安置事宜，深獲周氏讚賞。在其任內，致力於鼓勵華僑企業發展，使由商業轉移經營工業；並積極培植工商企業人才，舉辦畢業僑生生產技術講習。
　　1962年12月至1972年6月，高信先生接任委員長，高氏早歲留學德國，後在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任教，曾任廣東省地政局長、省府秘書長、內政、教育兩部次長，公忠體國，富熱忱及組織力，並與海外僑社有密切關係。前任周書楷委員長離職前，曾向行政院陳誠院長報荐提任何宜武為副委員長，故與高氏同時發表，擔任首席副委員長。高委員長雖和何氏淵源不深，但對其辦事負責精神早有所聞，因而倚畀甚殷，處理公務且獲充分授權。故工作更能大力推展，於促進華僑回國投資多見成效；並輔導成立世界華商貿易會議及各項專業性華商聯誼會組織，增進華商的共識與合作。

（二）鼓勵華僑回國投資
　　1950年代（民國四十幾年），海外華僑有百分之八十集中在南洋一帶，而且多是小規模的企業，經濟情況並不是很好，和當地的文化也未完全融合，因此有很多排華的運動出現。何宜武思考如何增進華僑在當地的影響力，首先就決定輔導華僑在當地經營型態的轉型。也就是由自給自足傳統的商業經濟轉為工業經濟，如此不但經濟規模擴大，也製造就業機會，對當地政府的貢獻和影響力也會增加。這一步相當的關鍵，不僅讓華僑能順利的在當地落地生根，也增加華僑對台灣的向心力。日後何宜武在僑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是由此而來。
　　華僑的經濟實力逐漸展現之後，進一步思考如何讓華僑有意願回台投資。當時台灣正值經濟的困窘期，外匯存底只有一億美金，雖然技術不輸人，但缺少資金，何宜武為使僑資事業獲得政府重視，不但促請制定「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並規劃會同經濟部、立法委員每年定期訪問僑資事業，主動發掘問題、解決問題。綜合華僑回國投資發展的過程，由於政府的積極鼓勵而逐步成長，何氏於此更投入無比的心力。此階段僑資事業的演進，大致與國家經濟發展相配合，概略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自1951迄1960年間（萌芽時期），核准僑資共58家，投資金額1044萬美元。當時台灣資金短絀，幾無外匯儲備，且對外貿易逆差，國際收支十分拮据，此時華僑投資金額，雖然不大，但所佔固定投資比率頗高，而1951當年，台灣出口總額僅9313萬美元，這份僑資「原始資本」所佔份量亦頗高，不但對台灣平衡國際收支具有直接貢獻，對創造國民就業，增裕政府稅收，均有無形影響。
　　自1961年至1970年間（成長時期），由於1963年底高雄加工出口區建成，更提高吸收華僑回國投資的吸引力。1966-67年間，港澳先後發生動亂，僑商紛紛要求遷廠來台，故僑資案件與投資金額激增。十年間，共核准僑資643家，投資金額高達一億五千萬美元，對台灣經濟有很大助益，何宜武在這段期間的努力，功不可沒。
　　自1971年至1974年間（飛躍時期），1971年10月，我國退出聯合國，1972年4月中日斷交，1973年10月國際發生石油危機，世界經濟全面衰退，面臨國際政經情勢劇變，經濟發展條件極度不利的情況下，華僑回國投資不但未見減低反而激增，三年期間共計核准485案，金額20008萬美元。超過以往二十年（1951-1970年）的總額。尤以1974年核准金額8064萬美元創歷年最高紀錄。僑資創建之大型國際觀光業「台北希爾頓大飯店」，即是僑資事業指標之一。
　　我們探討華僑回國投資對國家經濟建設的貢獻，可以說僑資不但沒有辜負政府之輔導苦心和期望，而且儼然成為台灣經濟建設之強有力支柱，產生「促進外銷」，「增加國民就業機會」，「充裕政府稅收」，「引進精密技術」等，多方面刺激國內產業進步的效果。這些均屬於僑務施政有關華僑經濟發展的環節，何宜武用心著力，傑出表現，事功厥偉。

（三）促進華僑對台貿易及舉辦商展
　　政府為推動經濟發展，曾將對外貿易列為重要導向；積極拓展外貿市場，以適度保持經濟成長率。何氏為爭取海外華商的配合，共同發展自由祖國與僑居地的雙邊貿易，增進彼此經濟合作。因而洽商政府經貿單位頒行相關的輔導辦法及鼓勵措施。
　　首先著手輔導華商組設貿易機構，自1960年規劃建立全球性的國貨推銷系統，僑商與國內貿易，年有進展；1962年，僑委會第三處會同有關機關，安排舉行「華僑經濟發展研討會」，會中即具體檢討華僑對台貿易情形，研擬透過華僑貿易關係，促進區域經濟合作的途徑，並倡議各地僑商建立商業性聯合組織，嗣後美、歐、非地區，先後有華商大貿易公司的創設。另為便利華商的購銷，亦於1969年經會商有關機關，頒訂「輔導僑商在台採購貨品在國外推銷辦法」，亦產生具體的促進國貨外銷的效用。其次，為鼓勵海外華商貿易機構，擴大推銷國貨，僑委會由第三處研擬，會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1971年訂定「海外華商推銷國貨陳列展品申請要點」贈送陳列樣品櫥窗。初定每年度贈送五個地區各十萬美元。
　　此外，又鼓勵華商以各項合法方式，在海外舉辦國貨展覽。僑委會洽請經濟部於1972年6月訂定「鼓勵民間廠商參加國外商展辦法」，凡海外華商參加當地國際性商品展覽或單獨舉辦展覽會者，可補助展出經費。計有英國、美國、比利時、菲律賓、日本、馬來西亞等地區華商多家。1973年修正公布「海外華商推銷國貨申請贈送陳列樣品要點」，規定海外華商申請條件，凡資本額在美金二十萬元以上或實際營運額達於此數，經常向國內採購貨品年達五萬美元以上，有陳列場所者，得贈送樣品，每一地區每年度暫以一家為限，每年以十個地區為度，每家贈送新台幣二十萬元的國貨樣品。後應華商實際需要，再次修訂辦法放寬條件，凡海外華商所設貿易機構地點適中，經當地政府註冊有案，資本額在美金十五萬元以上，或實際營運額達於此數，向國內購銷國貨年達美金五萬元以上者，得贈送新台幣廿五萬元之樣品。據何氏估計自1973-1982年止，獲贈國貨陳列樣品的華商，地區遍及五大洲共三十個國家地區，計有四十四家，於國貨推銷饒有助益。
　　何宜武回憶說：「我對華僑輔導工作的原則有三點，就是要達到「三利」的目的，第一有利於僑胞，第二有利於僑居地，第三有利於祖國，我大概往這個目標來努力。當時行政院為八部二會，僑務委員會本身的職權在政府整個系統來講很有限，華僑投資是經濟部管的，輔導海外華僑經濟和回國投資也是經濟部，另外貿易部分當時政府有一個外匯貿易委員會負責，後由經濟部貿易局取代。在金融方面，譬如設立金融機構就屬於財政部管」。「至於僑務委員會管什麼東西呢？錢也沒有、權也沒有，我們僑務委員會就是管華僑身分認定，哪一個是華僑？哪一個不是華僑」？「僑務無權，也沒有錢，在這個前提之下展開我的工作很不容易；這就是我必須要彰顯華僑力量的原因，因此我舉行好幾次全世界的華商貿易會議。僑務委員會能夠在困境中脫穎而出，最重要是彰顯華僑的力量，那麼華僑力量怎麼表現呢？必須要讓華僑召開多種的會議讓他來參加，然後我們請有關部會出席指導，華僑有問題就問他們，政府在這中間就瞭解華僑的重要。
　　僑務委員會就居於聯絡協調的地位，這樣一方面讓政府重視華僑，一方面提高僑務委員會的地位，這是一個非常艱苦的發展歷程，很不簡單，因為妳知道過去本位主義在每一個單位都有，它怎麼會讓你來出風頭呢？它的權限範圍跟我們之間有許多要委曲求全，而且必須對它也有利，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才能夠做出完美的工作。
　　李又寧教授訪談何宜武的口述歷史，對舉辦這些會議的經費來源、會議的參與者如何挑選，及討論的中心議題等，均有所說明。「經費來源是因為這個會開始舉行之後，慢慢的行政院就列了預算，政府也覺得開會很重要，就有預算產生，不過華僑來回的旅費還是由他們自己負擔。在台北開會時間有兩到三天，這個經費由公家來補助，也有補助旅館費用」。「至於會議的構成份子，由我們僑務委員會跟當地來會商，當地有中華商會、中華總會館，由他們組織一個團來參加，所以每一次的會議一次比一次還多人，剛開始有一百多人，慢慢變成兩百多人、三百多人，最多到六、七百人都有。這些人怎麼產生呢？……假如我們不給當地商量好就怕會有意見，比如會有人質疑你為什麼請他不請我？你看不起我嗎？所以我們必須顧慮到這一點」。「至於要討論的議題，大概都是我剛才講的那幾個範圍，第一、我怎樣輔導當地華僑經濟，輔導方式就是一定要組織一個團，並且完全記住對方人員，到東南亞各地方協助當地擬定各種的投資計劃，這個多半都是輕工業方面。台灣比東南亞進步很多，派人去的細節都是在這個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獎勵華僑要回來投資，華僑就可以提議回國投資會有哪些不方便的問題，政府必須協助解決，便利華僑投資。貿易也是如此，貿易總要讓華僑在當地有貨品展覽，台灣這邊舉辦展覽要花錢，政府要補助，而補助的錢就是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來負責補助，因為僑務委員會沒有這麼多錢。每一次會議大概都有進步，在這個華商貿易會的每一次會議我都會發言」。

（四）舉辦華商貿易會議
　　華僑經濟發展，充實了「台灣經驗」的內涵，對國內經濟起飛，產生正面的影響；而華商力量的整合團結，更是國家建設過程中不可忽略的一環。由於僑委會的主導與華商的自覺，而有華商貿易聯誼組合──「華商貿易會議」的誕生。在何氏的規劃下，此一會議機體，一直是華商經貿發展的精神泉源。
1956年10月28日，僑委會會同財政部、經濟部，在台北市召開華僑經濟檢討會，邀請華僑工商界人士回國開會，藉以切實研討有關華僑經濟各項問題。曾就輔導華僑改進其經濟事業，加強與僑居地政府合作；國內經濟建設與僑資運用的配合；展開台灣對東南亞及其他地區貿易，擴大華商貿易機會等，熱烈探討，作成多項決議，建議政府採納，實開全球性華僑經濟會議的先河。
　　1962年10月，僑委會續會同經濟部、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美援運用委員會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在台北市聯合舉辦「華僑經濟發展研討會」，邀請海外僑營事業負責人、僑商團體重要幹部等參加，與會代表咸以亞洲地區僑胞最多，大都從事商業，為適應自由世界國際貿易及區域經濟合作潮流，及華僑社會商業繁榮，加強聯繫友誼，決議先行成立「亞洲華商國際貿易會議」，每年輪流在各地集會。第一屆年會，即於1963年4月24日在日本東京成立，由日本華商貿易公會主辦，出席人數55人、涵蓋11個地區。
　　1964年3月華商貿易會議第二屆會議，在台北召開時，定名為「亞洲華商貿易會議」。出席地區增至19個、代表人數145人。為此後加強聯繫擴大服務，依會議章程推定地區聯絡委員，並決定設立聯絡單位，華商貿易會議總聯絡處乃於1964年3月成立，由僑委會第三處處長兼任主任。第三屆會議於1965年2月，在馬尼拉召開，出席人數151人、涵蓋12個地區。第四屆會議於1966年11月，在曼谷召開，出席人數204人、涵蓋20個地區。至第五屆會議於1967年9月在台北舉行時，參加會議代表265人，已不僅限於亞洲地區，大會通過擴大組織，更名為「世界華商貿易會議」，相沿至今，成為全球華商綜合性商業會議。此一組織宗旨如後：
　（1）聯繫各地區華商，加強互助合作。
　（2）促進各地區華商之貿易發展，提供服務並協助其推展。
　（3）搜集及報導各地之貿易實況及工商法令暨資料等提供研究。
　（4）徵集外銷產品，協助展出，以增進國際貿易。
　（5）研討各地區之有關貿易問題，謀求技術上之對策與改進。
　（6）發展當地之對外貿易，增進當地經濟繁榮。
　（7）其他有關發展各地區華商貿易事項。
　　自第一屆亞洲華商國際貿易會議起，先後在日本、台北、馬尼拉、曼谷等地舉行，均由何氏指導籌劃。第四屆年會時，何氏以僑委會副委員長身分，向大會發表「華僑經濟的發展問題」專題報告，剖析華僑經濟處境及政府對華僑經濟發展的方針與措施。第五屆年會時，提出「亞洲華商貿易會議的成就和展望」專題，將亞洲華商貿易會議的成就作一總結報告。自第六屆起，即邁入世界華商貿易會議的新階段。
　　第六屆世界華商貿易會議，於1968年9月22日在日本東京舉行，27個地區、出席人數307人。何氏發表「當前華僑經濟發展與世界華商貿易會議前途」專題報告，提出華僑經濟發展的觀點，認為「目標上應加強推進發展現代企業，以配合當地經濟建設，精神上要以團結合作，代替個別奮鬥，方法上要求科學化、企業化、合理化」，具體揭示華商努力的方向。
　　第七屆世界華商貿易會議，1969年9月24日在台北舉行，30個地區、出席人數323人。何氏發表「華僑經濟的階段性政策與重點」報告，宣示政府對華僑經濟輔導的階段性政策，為輔導華僑資金由商業轉移工業，並以企業化方式經營；與鼓勵華僑回國投資，支援祖國經濟建設及促進華商聯繫，加強對台貿易等三重點。本屆會議時，復鑒於會議創始以來，尚乏足以代表會議精神的物徵，經籌委會秘書處多次研究設計，製造一座一尺餘高的銀質鼎，命名為「世界華商貿易會議綿傳敦」，用示該會議綿延深長，精誠團結，敦睦萬邦，各宏所業，佐濟中興之義。
　　第八世界華商貿易會議，1971年5月17日在美國洛杉磯舉行。何氏以「華商貿易會議的發展及其成果」為題，發表報告。強調華商應多學習先進國的現代化工商企業的管理與經營方式，謀求更大的發展。致力促進自由地區貿易和國際投資、技術合作、促進華商團結合作、建立全球性貿易體系，與祖國經濟打成一片，裨益國內經濟建設，協助僑居地的經濟繁榮。
　　1983年4月24日在華商貿易會議二十年特刊中，何宜武為文「華商貿易會議的成就與期望」中寫道，華商貿易會議已歷二十年，先後召開十三屆會議，為各地華僑奠下優良的團結基礎，為國內工商各界樹立密切的合作橋樑，為祖國經濟建設提供若干具體的貢獻，為促進國民外交作了良好的配合。深盼繼續努力耕耘加強會議的功能，為祖國及海外華商經濟之發展，開創更燦爛輝煌的成就！
　　自此以還，何氏所念茲在茲悉心輔導的華商世界性組織─華商貿易會議，得以薪火相傳，迄今已歷半世紀，共舉辦了二十七屆會議，與其他專業聯誼組織，繼續不斷地積極運作，發揮莫大功能，始終是華商經貿發展的動力；何宜武對台灣經貿的發展，有不可磨滅的功績，被僑界譽之為「當代華僑經濟導師」！

（五）各項專業聯誼會
　　由「世界華商貿易會議」的機能，凝聚華商共識，獲取多項效果。而在實際體驗中，何氏鑒於世界經貿關係錯綜複雜，且又具有專業性，為使各專業間有更密切聯繫，洽商各地區代表提議在總體會議之外，另分設若干專業性聯誼會，乃有「世華金融聯誼會」、「世華藥業聯誼會」、「世華觀光事業聯誼會」、「世華航業聯誼會」的設立。
　　「世華金融聯誼會」係1966年第四屆亞洲華商貿易聯誼會在泰國曼谷舉行時，與會華商金融業代表，發起籌組「亞華金融聯誼會」，獲得通過，1967年首屆聯誼會在菲律賓舉行。第三屆擴大為「世華金融聯誼會」，第四屆會議於1971年9月在台北舉行時，與會代表咸認應結合華僑華商及國內金融力量，促進發展國內外華僑經濟事業，通過設立「世華聯合商業銀行」，並推選陳勉修（國內）、蔡文華（海外）兩先生聯絡各地華商銀行負責人及有關人士，負責推動；陳蔡兩先生擔任籌備委員會召集人，實際籌備工作，則設有籌備處負責，由何氏擔任主任，饒潤昌、周宣頻為副主任，進行籌備事宜。於1975年5月20日正式運作營業。實現海內外華商金融力量的結合，為亞華、世華金融聯誼會最大的貢獻。
　　「世華藥業聯誼會」，係第四屆亞洲華商貿易會議於1966年第四屆亞洲華商貿易會議時決議創立，第一屆會議於1967年9月在台北舉行，迄1981年9月共舉行九屆會議，所產生的重要成果，為奠定全球華商藥業聯繫的基礎，協助僑資藥業在國內發展，促進華商藥業技術合作，並協助國產藥品外銷。
　　「世華觀光事業聯誼會」，係民國1968年9月第六屆世界華商貿易會議在日本東京舉行時決議成立，首屆會議1969年5月在台北舉行，其後又接續舉行共十四屆會議。其重要成果有：鼓勵華商投資國內觀光事業，推進華商旅館業、旅遊業、餐飲業及觀光紀念品業的業務連鎖；並組織「世界華商聯合旅行社」。
　　「世華航業聯誼會」，係亞洲華商貿易會議第五屆年會於1967年9月在台北舉行時決議建立，首屆會議於1968年7月在台北舉行。至1971年共舉行四屆。所獲成果，為建立東南亞華輪聯營組織，開闢中婆（婆羅洲）定期航線及開設華僑海員函授班，鼓勵華輪回國加入國家輪隊等。
　　綜觀世界華商貿易會議及各專業聯誼組織，其所獲成果與影響，概括有下列幾點：
　（1） 會議由聯誼性質，進而為貿易問題的探討，再進而為推廣貿易的實踐，達到有系統的整體性發展。
　（2） 由研討推動貿易，產生金融、觀光、藥業、航運等專業華商組織的創立，加強其聯繫並配合發展。
　（3） 對貿易有密切關係的華僑回國投資，發展中小企業，區域經濟合作、技術合作等問題，先後提出研討，使會議性質推展為華商經濟廣泛的組織，影響更為擴大輝煌。
　（4） 大會組織由原區域性的構想，迅速發展為世界性的型態，而能積極發揮功能，且因其促進的地區經貿活動，增進國際諒解，獲致國民外交的成果。

結語
　　華僑經濟是僑務的三大項目之一，與華僑組織、華僑文教同等重要，何氏對華僑經濟的輔導理念是連續不斷爭取主動、調和、合作，而具有創意、愛心的工作，歷任僑務首長對其盡忠職守，推展業務均有深刻的認識，予以支持肯定。他的為人處事，謙虛和平、奮發負責，及鍥而不捨的精神，更為人所樂道，所以獲得僑胞的敬仰，社會的好評，政府的重視。
　　1950年代初，政府遷台經濟復員告一段落，乃亟謀發揮台灣資源與優秀勞力，引導僑外資發展加工業與國際觀光業，開拓國際市場，賺取外匯，輸入機器設備、原料，擴大再生產規模，充裕財源，推動公共設施，改善投資環境與人民生活，塑造良好財經互動模式，奠立台灣經濟起飛基礎。主管之經濟與財政兩部次長乃聯抉邀請學者、高級官員、媒體人員等，每兩週舉行一次三小時左右座談，廣泛探討促進台灣經濟起飛可行之道。何公準時出席，掌握當時國內外經濟實況，發表精闢見解，尤其是引導華僑回國投資，不但立竿見影之有形效益外，更重要的是成功的示範營運，帶動國內企業倣效。外資企業跟進，隨之俱來的新穎機器設備、製造技術與海外市場，充分發揮華僑回國投資的種籽效益。與會人員無不敬佩，主管機關亦將其精神融入「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何宜武半世紀前之遠見，乃創造台灣經濟奇蹟一項不可忽視的動力。
　　旅菲僑領蔡紹華先生與何氏相交凡五十載，紀念宜武先生行誼為文：「宜武公一生投入僑界服務，功在黨國及世華銀行，其經歷事蹟不僅攸關個人勳華，更繫於台灣早期經濟發展之奠基」。「1960年代（民國五十年初）宜武公適職僑務委員會，代表僑委會來回奔走東南亞、菲律賓等地，僑界深受宜武公謙沖誠懇，敦忠許國之情操所感動，激起僑胞愛國情操，為台灣之繁榮及建設而創造回國投資之熱潮，始有當前成為經濟寶島之現況，此乃宜武公超人之智慧及努力之成果─紹華即為當時因緣際會認識宜武公，有感宜武公卓爾雅操，在宜武公鼓勵下集資美金五百萬來台參與建設，先後籌組華僑銀行、興建中央酒店及華國大飯店等。」
　　周宣頻先生與何宜武相識將近五十年，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兩個階段─僑務委員會及世華銀行，我都與他一起共事，從中深深體會出何公克己從人、服務到底的精神。他說何公在僑委會任內最大的貢獻，是促成世界華商貿易會議的召開，尤其是1971年第八屆世界華商貿易會議在洛杉磯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華僑五百多人參加，並有近十多位美國國會議員與會，規模不但空前，還受到當地的重視。會後組團，由何公率團轉往紐約、華盛頓等地拜會並參觀白宮，獲當時美國副總統安格紐先生的接見，連美國總商會負責人也和我們舉行座談。這次會議充份展現華商的影響力，也讓華僑對台灣的信心更加凝聚。何公居中協調、多方奔走，讓會議順利舉行，事後卻毫不居功、不願張揚，完全顯現出何公樸實無華的作風。
　　人生如畫，畫如人生。何宜武先生六十餘年的公務生涯中，僑務工作無疑地是他用心最勤、著墨最多的部份。幾乎佔半個世紀的華僑經濟，多少素材、多少創意，在他的構思與渲染下，完成一幅精彩的人生彩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