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國者與「親日」文人(WJPC0448)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人物傳記
叢書系列：獨立作家
作者：蔡登山
出版社：獨立作家
出版日期：2015年02月06日
定價：480 元
售價：379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02頁
ISBN：9789865729622

【【後記　發現的喜悅】｜【不學「有」術的報界奇人──陳彬龢】】

▼  【不學「有」術的報界奇人──陳彬龢】

　　記得「陳彬龢」這個名字，是在研究張愛玲的時候所讀到的資料。那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新中國報社」（《雜誌》出版社）在上海咸陽路二號召開「納涼會」的座談會，邀請東亞電影明星李香蘭和中國女作家張愛玲舉行座談。當天參加的人士除了李、張兩人外，還有日人松本大尉、中華電影副董事長川喜多長政和新聞界的金雄白、陳彬龢以及張愛玲的好友炎櫻、姑姑張茂淵等人。李香蘭是淪陷區最出風頭的電影明星，一曲《夜來香》不知風靡了多少觀眾。她在影片中一向扮著中國女人熱戀日本美男子那一類的角色，藉以表達中日親善。而《雜誌》此次將張愛玲抬出來與李香蘭分庭抗禮，可見是把張愛玲當做一張王牌的。而出席作陪的金雄白、陳彬龢也非同小可：前者除是報人外在汪偽政府中有多種官銜，而後者是日本海軍接管後的《申報》社社長。在座談中陳彬龢不改報人本色提起小報上紛傳張的戀愛，問她的戀愛觀如何。張愛玲正色答道：「就使我有什麼意見，也捨不得這樣輕易地告訴您的吧？我是個職業文人，而且向來是惜墨如金的，隨便說掉了豈不損失太大了麼？」凜然難犯的架勢，讓陳彬龢有些自討沒趣。而緊接著談到大報和小報，張愛玲稱她喜讀小報，「它有非常濃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們這裏的都市文明」，可以看到「最普通的上海市民」。對大報她也不含糊恭維兩句了事，要頂真地說「大報似乎同生活隔得遠一點」，又說上海人一度多看大報不過是想從上面看點戶口米、戶口糖的消息之類。陳彬龢聽了心有不甘，要捍衛大報的地位，辯說大報與時局關係密切，一般太太小姐不關心現實，生活超然，才對大報冷淡。張愛玲不肯讓步，偏說大報與現實生活離得很遠，又因為是代人立言，使用的是一種沒有色彩的灰色語彙，因此她毫無興趣。

　　而就在納涼會之後不到一個月，八月十五日，日本人宣佈無條件投降了。曾在納涼會上談笑風生的陳彬龢這時已逃得無蹤無影了。而那次納涼晚會也成了張愛玲在淪陷時期公開場合露面的最後一次。對於此次的座談會，學者余斌認為「以她（張愛玲）的交往，她對時局的變化不會一無所知，按照常理，在這種時候她多少應該存個心，不要和李香蘭、金雄白、陳彬龢這些有漢奸嫌疑的人物攪在一起（何況是公開露面），免得以後更說不清。但是張愛玲就是張愛玲，她相信凱撒的歸於凱撒，耶穌的歸於耶穌，政治的歸於政治，個人的歸於個人，自己的歸於自己——她有她自己的判斷，有她自己的完整，有屬於她自己的與旁人無干的天地。以此，她拒絕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也以此，她不避嫌疑在這個時候去參加納涼會。」

　　至於陳彬龢後來因為逃遁到香港，對於他的諸多資料，兩岸竟付之闕如，甚至錯誤百出，如《民國人物大辭典》等工具書，甚至把他的生卒年只記到一九四五年，其實他是活到一九七○年才在日本病逝。筆者根據他後來在香港《大華》半月刊及香港《春秋》雜誌發表的幾篇回憶錄及與他多所交往的金雄白、高伯雨（林熙）等人的回憶文章，梳理出他的生平大要。

　　陳彬龢（一八九七－一九七○），江蘇吳縣人。據他在〈我的年青時代〉（由胡敘五代筆）一文中說：「我出生於破碎的家庭，先父早背，家道寒微，所受正式教育，祇在高等小學讀過幾年。先母為維持生計，在上海哈同花園倉聖學校女學部，覓得舍監的職務，兼教刺繡。而我則於十六歲時，由親友介紹，在浦東中學充任一名書記，寫鋼板，印講義，於蠟紙油墨間虛擲大好光陰。」後來他母親經過多方請託，才將他弄進哈同花園，當上男學部初小一年級的國文教員，月薪十元。也因此他得識前來擔任中學部國文教員的金石家胡小石，更因此認識了中國第一流學者沈曾植、朱祖謀、王國維等人。對於朱、王兩位老前輩，陳彬龢說：「一個是一代詞宗，一個是國學大師，我均有親炙的機緣，由於無知，空入寶山，絕無所獲。後此我在北京，國維先生適在清華園講學，陳援庵（垣）先生知我與他有一段淵源，每將借書、借碑帖等事務，委我往洽，接席承顏，猶能親聆謦欬，可惜人事栗碌，我已騰不出功夫來，在學術研究上請求指導了。」

　　一九二四年陳彬龢到了北京，他應公立女子中學之聘，擔任教席。校長陶玄女士，出身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彼此原有通家之好，但有次校長說他是個沒有學歷的人，雖是事實，但陳彬龢認為是嚴重的譏刺，於是一待學期結束，他就辭職不幹了。陳彬龢說：「此時我在禮拜天都到西四牌樓大街的教會裡去，聽滿州籍的寶牧師講道。十有八九，我的隔座總是坐著一位老先生。經過多次見面後，彼此攀談，才知道他是我聞名已久未易識荊的陳援庵老先生。他詢知我是中學教員，又知我已經提出辭職，便和我約定，下學期準到他在創辦的平民中學去任教。屆期，平中開學了，他自為校長，委我為教務長，比我原任的職務還高一級。」不久，由於政局變化，交通系失勢，平民中學隨而失去支援，決定停辦。陳彬龢說：「其時我有一位鄉親譚鴻熙先生，住在北京旅館（非北京飯店），我常往返。他是留法學生，研究生物學，曾任北京大學教務長，與汪精衛、褚民誼兩先生具有連襟之誼，而與張伯苓先生則為莫逆之交。伯苓先生唯一的嗜好為聽戲，由津到京，亦寓北京旅館。聽戲時，我們三人一體，同去同返，習為故常。他聽到平中停辦的消息，便邀我到南開大學教書去。我自知學力不能勝任，但抵不住我那份好勝的心理，在驚喜疑懼中貿然應承下來。此中艱苦，我今天只能說出這麼一句話，即由中學教員跨進一步做大學教師是一件很吃力的事。」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後，段祺瑞政府於次日下令通緝李石曾、李大釗、易培基、徐謙、顧孟餘五名「暴徒首領」。當時《京報》還公開披露的一份所謂第二批的通緝名單，有四十三之多。在《魯迅全集》的《而已集》「附錄」〈大衍發微〉，就收有這四十八人的名單。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名列第二十一、二十二名，陳彬龢名列第三十一名。魯迅還為這四十八人分別加寫了籍貫和職務。他給陳彬龢加寫的籍貫是「江蘇」，職務是「前平民中學教務長，前天津南開學校總務長，現中俄大學總務長」。後來陳彬龢又擔任為時甚短的上海澄衷中學的校長。高伯雨認為陳彬龢未經過什麼中學大學，也未出洋鍍過金，但也能在大學、中學當總務長、校長等職，大概是有「學閥」之稱的黃炎培提挈的。

　　陳彬龢在一九二八年與日本駐滬總領事館的岩井英一拉上關係，並為其提供情報。一九三○年一月編輯出版《日本研究》月刊（岩井是其後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停刊）。陳彬龢在〈我和《申報》〉文中說：「我於一九二九年開始研究日本問題。一九三○年又去東北作三個月的實地考察，所有重要地點，包括遠至中蘇邊境的滿洲里在內，均曾雪泥鴻爪，留有遊蹤。雖為走馬看花，說不上深刻的認識，但於日本人在東北的佈置，遊目所經，比之純從書報得來的印象，究有所別。」

　　一九三一年春，陳彬龢因黃炎培之介紹而進《申報》館工作，剛開始完全是「養媳婦」的身份，連寫字檯也沒有一張，辦公時間，只能傍住總編輯張蘊和的寫字檯，加把椅子，側身坐下，聽聽張的言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由於時局陡形嚴重，才把他這「養媳婦」身份予以改變。黃炎培主張向政府開砲，陳彬龢則表示應以一致對外為先，張蘊和贊成陳的見解，這是陳彬龢進《申報》發表長篇社論的第一次，此後張蘊和便把寫社論的工作讓陳彬龢承擔。有人說陳彬龢的文章，多半出於代筆，他說：「這是事實，決不自諱。但我並不是由皮到骨，全由代筆一手包辦，文章的主張多是我抓的，文字的修正亦多是我增刪的。……我又認為社論不是代表執筆者個人的意思，而是代表多數人的共同語言。所以遇到了一個問題，必須徵取多人的意見，正面反面，面面顧到，然後寫為社論，才得其正，而不為感情所左右。又文字的使用，不必求工，但必簡明，所以我主張社論發排以前，最好能經多人過目，以期每字每句，使讀者容易讀懂，容易領悟。由於我於社論的主觀如此，所以我以私人立場特約了好幾位代筆的朋友如陶行知、章乃器、楊幸之諸先生都是，史先生（案：史量才）是不知道的。」陳彬龢又說：「陶行知先生為著名教育家，思想前進，品行高潔，關於教育方面論文，我常請他偏勞。章乃器先生其時在浙江實業銀行任襄理，工作重點偏於經濟研究，不管業務。關於經濟方面論文，我便請他執筆。……關於政治性社論，以楊幸之先生寫得最多，楊先生始終為我?頭捉刀人，未嘗露面。」

陳彬龢在〈我和《申報》〉文中提到他革新《申報》副刊的經過，他說：「我又於副刊方面著手改進，作全面的革新。副刊在上海的混名叫『報屁股』，似為人所輕視，其實它的分量絕不在社論之下，讀報的人儘有不讀社論而專在副刊著眼的，就教育意義而言，關係極大。《申報》副刊『自由談』，沿襲舊制，滿幅盡是遊戲文章。天地之大，似除風花雪月外，無一可談，陳舊尚為餘事，最要不得的如張資平所寫的三角戀愛連載小說，浪漫頹廢，尤足使讀者迷惘。因此我寧冒不韙，先將張資平的小說，予以『腰斬』。此時，黎烈文先生適從法國回到上海。他在法國專攻文學，與史先生又有世誼，由史先生提出由黎烈文接替周瘦鵑先生，論人論事，確屬佳選。我們所定方針，為借此篇幅，進行新文化運動，提高稿費，禮聘前進作家撰述。由此，魯迅、茅盾諸先生皆曾為『自由談』寫稿，對於青年灌注了不少的新知識。黎烈文主編『自由談』後，史先生在商言商，為節省開支，擬將周瘦鵑先生辭退，但我不同意。這因遊戲文章雖不合時宜，而在當年則有助於《申報》的銷路推展，在人情上不應得魚忘筌。重以新舊交替之間，老一輩猶迷戀於舊文學，俳體諧文，看來津津有味，為了銷路，亦應投其所好，攬住這些老讀者。因此商定另闢一欄，題名『春秋』，請周瘦鵑先生主編，公私兼顧。」陳彬龢又說，革新後的「自由談」，稿費一項，他主張提高，比過去加一二倍，魯迅、茅盾等的稿費更提高到千字二十元計算，並且用與不用，一律致酬。史量才看到一篇短稿，可以易大米四五石，大不謂然，但又礙於陳彬龢的堅持，不便抑減，故當核定稿費單時，提起筆來，老是索索發抖。

　　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七月二日、七月四日，《申報》連續發表三篇時評〈論剿匪與造匪〉，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雖十次武力圍剿，亦必無功。」七月三日，發表時評〈中大學潮評論〉，披露了教育部長、原中大校長朱家驊挪用三萬多元水災捐款的醜聞。蔣介石得到報告後，龍顏震怒，當下抓起紅蠟芯鉛筆寫下六個字：「《申報》禁止郵遞。」結果經過疏通，蔣介石提出三個條件：一是《申報》改變態度，陳彬龢必須離開；二是立即辭退黃炎培、陶行知等；三是國民黨中宣部派員指導。史量才權衡之下，接受了前面兩條，但斷然拒絕了第三條。陳彬龢說：「史先生為釜底抽薪，同意照辦。但念革新後的《申報》，銷數激增，每日發行達十三萬份，我尚不無微勞，又不願意放走，正在兩難間，恰巧南京路的大陸商場建築完成，後門在九江路，繞過九江路便到漢口路《申報》館，史先生鑑於距離不遠，計上心來，為了使我仍能暗助編務，和報館僅作形跡上的脫離；又為配合《申報》六十週年（一九三二）紀念，準備興辦社會教育事業，乃在該商場租賃一層樓，劃出一部份作為我的辦事處。此後我便不到報館，互以電話書面聯絡。」再後來「南京採取封鎖政策，《申報》除上海租界外，不問郵遞自運，概予截阻，《申報》的大門仍讓敞開，生命線卻被扼殺，史先生實在無法招架了，唯有屈服，將我解職，其時是在一九三三年冬天，距我參加《申報》，恰恰三年。」陳玉堂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說「一九三四年史量才被暗殺，陳也離去。」顯係不確，陳彬龢在在〈我和《申報》〉文中亦曾提到「我則於史先生遇害前一年，完全脫離《申報》，所謂『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離開《申報》的陳彬龢遠走香港，依然得心應手而大顯身手。據金雄白說，陳彬龢與香港《天文臺報》社長陳孝威將軍為知交。陳孝威（一八九二－一九七四），字向元，福建閩侯人。保定陸軍學校畢業，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於香港創辦《天文臺報》，開始大量撰寫論戰文章，分析當前國際戰事形勢，憑其卓越的軍事天才，既有效宣揚全民抗戰，又成功判斷了德國攻蘇、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蘇軍進入東北等軍事行動，成為當時國際著名的戰略預言家，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都對他的戰略眼光大表驚嘆，紛紛致函褒獎，並納入諸國軍事參考之列。而陳孝威與桂系中的白崇禧等有同學之誼，陳彬龢先經李宗仁、白崇禧的介紹而與那時的「南天王」陳濟棠相識，竟又受到了陳濟棠的器重，給予鉅資，在港出版了一份日刊《港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陳彬龢對於國民黨元老蔡元培的幫助。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蔡元培在致許壽裳信中特別談到過這段經歷：「弟於去年十一月杪來港，初寓旅館，後遷商務印書館之寄宿舍；十二月杪，眷屬來，先借住堅尼地台陳彬龢兄家中；今年一月杪，始租得九龍柯士甸路一五六號樓下二號之屋而住之，以至於今；但通訊仍由商務印書館轉（香港之商務分館在大道中三十五號），而姓名則借用『周子余』三字。此間相識之寓公太多，若宣佈真姓名、真住址，將應接不暇也。」蔡元培還曾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為陳彬龢主辦的英文《太平洋文摘》月刊寫作過一篇介紹詞。

　　金雄白又說：「全面抗戰事起，我不清楚陳彬龢又怎樣在港勾搭上了日本的關係，由日軍護送重回上海。最初我所看到的，他與日本兼具外交人員與軍方特工雙重身份的岩井英一常在一起。岩井畢業於上海日人為侵略我國，教授中國語而設立的『同文書院』，能說流利的中國普通話。……因為他能講國語，在上海就極度活躍，以探取我國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情報。抗戰時期，岩井依然留在上海，不過他的職務已經改變了，他不再是一個職業外交人員，他取得了一手製造汪政權『梅機關』的影佐禛昭的信任，改而專搞特務工作。在上海閘北寶山路曾建立起一處『岩井公館』，有權拘捕一切的抗日份子。炙手可熱，橫行一時。他所卵翼的中國人有兩個，一是老特務袁殊，而另一人就是陳彬龢。」

　　陳彬龢在〈前塵夢影錄〉文中說：「我是於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後的次年（一九四二）二月間回到上海的。」金雄白說：「太平洋戰爭後，日軍進入上海租界後，取得了租界以內的一切權力。最令市民注意的是新聞界《申報》與《新聞報》未來的命運。租界以內望平街一帶的地區，是屬於日本海軍的勢力範圍之內，《申》、《新》兩報將由何人負責，也將取決於日本海軍當局的決定。當時就有不少人全力鑽營，以期獲得這兩報的最高職位，而最後也是最先發表的，竟是委任了陳彬龢為《申報》的社長。」陳彬龢在〈我和偽《申報》〉文中說：「當時覬覦《申報》的，有汪政權的『宣傳部長』林柏生、『上海市政府秘書長』趙叔雍、青年黨曾琦、國社黨諸青來等，均在鑽頭覓縫，各走門路。據說日本海軍方面對於這些份子是不表歡迎的。他們認為論事論人，唯有我以申報舊人，回到舊地，駕輕就熟，最合理想；尤其因為我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組織，也沒有擔任過任何政治工作。在我個人方面，認為申報是史先生的遺產，與其落在人手，更不如由我接收，為老東家勉盡保管責任，亦是應分之事。這項義務，我可以說，未嘗活動過，但亦未嘗推託過。」

　　一九四二年秋天，陳彬龢出任《申報》社長，金雄白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中說：「在他負責《申報》的時期，他的表現分三項：（一）親日──《申報》以大字套紅為日軍宣傳戰區大捷，立場甚至超過日人自辦的《新申報》。（二）反蔣──他曾寫過一篇〈蔣介石論〉，把蔣二十年來的言論作一對照，在淪陷區內對蔣先生作如此攻擊，也是希有的例子。（三）諷汪──《申報》對汪政權的若干措施，加以率直的攻擊與譏刺，當陳群出任江蘇省長，引用謝葆生當高級警務人員時，被詈為流氓政治；那時的《申報》處於軍管理狀態之下，它代表日軍的發言，連汪政權也奈何他不得。」陳彬龢後來回憶這段日子，說：「回憶前塵，恍如一夢，對神聖的抗戰而說，我誠內疚神明；惟對史先生及《申報》而言，似尚不無微勞可錄。那幾年間，我這偽社長的薪水，始終為偽幣五千元一月，此外絕無半文浮冒。後來中儲券發行萬元一張的票面，我的月薪僅購買幾件油條燒餅罷了。然而我為《申報》卻留下一些的資產，單說配給到的白報紙一項，恐七十年來尚未見有如許存量。可是我這看家狗畢竟是白做的，勝利後史詠賡兄（案：史量才之子）回到上海，僅被配給一個有名無實的副董事長，《申報》的整個家檔，統統被國民黨拆光了。」

　　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次日，陳彬龢到亞爾培路二號見金雄白，金雄白說：「他告訴我，一旦重慶政府回來後，一定不會放過他，他是最後來向我辭行，從此他將有一個時期的隱藏。而他來看我的最大目的，是勸告我與他一起走，他有最安全的地方，可以完全放心。我告訴他我的打算，他嘆了一口氣說：『政治只有成敗與利害，你竟談起功過是非來了，你會後悔的！』我謝謝他對我的關切。他握住了我的手，眼淚從面頰流下來了。我送他出門，看他已放棄了原有的汽車，坐上三輪車，向北而去。」從此人間蒸發，音訊全無。

　　當時方型周刊《吉普》甚至有〈老牌漢奸陳彬龢安在〉的報導說：「文化界一等大漢奸陳逆彬龢，罪大惡極，『國人皆曰可殺』也久矣！惟自敵軍降服以來，瞬將五月；政府開始逮捕漢奸工作，亦已三月有餘；各地大小漢奸，紛紛落網，獄為之滿，總數可以萬計。……獨此巨逆陳彬龢……，迄今未聞有確實下落。」又說：「初傳陳逆在蘇自殺，繼又傳其未死，惟圖假死為煙幕而逃遯，其家屬且為之『遵禮成服』，舉行空棺材大出喪，藉袪人惑，但不久『穿榜』。後又傳陳逆傚江逆亢虎法，化裝為僧，匿於某寺，旋僧裝圖逃，卒為人識破云云。……後又聞陳逆實匿居虹口，有日人某庇護之。又傳陳逆居日人家中，化裝著和服，儼然倭塌塌裝為日人而入集中營云云，但事總不可稽。……關於陳逆消息之最後見於報紙者，則謂其在青島被捕，但記述簡單，亦未及其被捕詳情。消息來源似不甚可靠，……」。

　　陳彬龢後來發表在香港《春秋》雜誌的〈一個逃避漢奸罪刑者的自述〉（由陳彬龢口述，胡敘五筆錄）中說，他首先把內人及一女孩移居於梵王渡路的舊里弄裡，又把其餘子女分寄於至親好友處，一律改姓吳。陳彬龢喬裝易服，不時更換地點，潛匿在東南鄰近各省的小城鎮中，漂泊三年，歷經九省，竟然躲過「追捕漢奸」的羅網。陳彬龢說他能得以逃脫全靠寺廟的法師和教堂的神父的照顧，他說：「自我蓄意逃亡之始，先承圓瑛法師予以同情；到杭州後，又承如常法師殷勤掩護；這是屬於佛教方面的。迄我行抵灣沚，於無意中和西班牙的神父相識起來，此後輾轉各方，屢更寒暑，天主堂便成為我的隱蔽地，自樞機主教以逮於神父亦幾全為我的保護人。」
　　但金雄白推斷他可能隱藏在中共地區，並受到保護。對於此，陳彬龢有所辯白，他說：「一般報紙，則不時為我大造其謠，除登我在青島被捕一類壞消息外，又說我去了大連和佳木斯，大演其說，參加了中共組織。他們往往把我視為袁殊、邵式軍等一流，以為他們去得，陳彬龢自亦去得。而不知各有各的因緣，各有各的布置，我雖從未視共產黨為『匪』為『寇』，但我亦從未和共產黨打過交道，天下事那能一概而論。何況共產黨處置漢奸比之國民黨還要嚴厲，我不是他們的人，我能貿然跑到他們的『解放區』去麼？」

　　一九四七年年底，陳彬龢終於逃到香港，他說起先他瑟縮於香港木屋區中，從事於翻譯的研究。除為公教進行社編製教友手冊及為方言會看舊約譯稿，為了生活不得不和教會發生接觸外，其他友好，絕不知香港有我這人。一年之中，我出門的次數，真是屈指可計。直到一九四九年廣州易手，我才公開露面。金雄白說，當他一九五○年輾轉來到香港時，許多人認為他與中共有一定的關係，於是想從他身上獲得門路，因此與他聯絡，向他示好的就不乏其人，使他在這一段的時間內，又過著一段輝煌的日子。

高伯雨談到一九六五年他在香港籌備創刊《大華》半月刊時，陳彬龢曾大表贊成，並說：「高先生，你放膽做下去，我支持你，如果你辦膩了，沒有興趣繼續下去，可以讓給我辦，你需要多少頂手費，我用分期付款的方法清還。」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大華》的資金六千元已花光了，高伯雨有意立即把它停刊。此時陳彬龢表示他願意每月支持《大華》七百元。高伯雨說：「其實彬龢此時已露出經濟困難之象了，不過他還竭力掩飾，死撐場面，他許下的每月七百元，常常不能依時交來，有時交來亦只是半數，而此半數還是期票。到時銀行退票，他才叫金增祥（為他奔走的人）送來現款，調回廢票，甚至有時他說再過幾天，重新交進銀行，一定有錢可拿的，但到時仍然退回。能夠一次拿來整數七百元，未嘗見過。可知他的手頭不大寬裕了。」到了一九六七年，香港正在大騷動時期，金雄白說：「他（陳彬龢）經濟上已到了山窮水盡之境，不幸又患上了老年人常有的攝護腺症，一度進入醫院施行手術，出院以後，就悄然買棹前往日本。」

　　在日本居留的最初一兩年，依靠以往與日本人的交誼，陳彬龢還賃居了有庭園的華屋，出入於豪華的餐廳，並雇用了一名能說英文的女秘書，還為她分期付款購買了一層公寓房屋。但要不了若干時日，日方對他的優厚待遇終止了，朋友們給他的接濟也中斷了，床頭金盡，那個女秘書就以白眼相加而給以非人的待遇。睡在她床前的地板上，不再與他同寢，也不再供應飲食。金雄白說一九六九年四月，他去日本時曾約陳彬龢見面，「本來由他的住所到我的旅館，汽車的行程，僅需十五分鐘，而我等待他一小時有餘，始見他蹣跚而來，形容的消瘦，使我幾乎不識。在臥室中落座以後，我首先發覺他手部顫抖，竟至無力端起一個茶杯。語音含糊，發言無條理而不相連續，神志已在若明若昧之間，記憶力也瀕於喪失。在短短的半小時談話中，他提到了日本一個知好朋友對他的勢利刻薄的情形，大哭一次；再提到一個日本小姐當他有錢時曾呵護備至，一旦艱窘，就反面若不相識，且有逐客之意，再大哭一次。最後他又說到留在大陸他所最鍾愛的幼女，即將結婚，但男方提出的條件，必須與他斷絕關係，說到傷心處，又大哭了一次。他一向是極端樂觀的人，在最困難的時候，總說『天無絕人之路』，那天的情形，已顯出他有了絕望的感想。他一面說，一面又從他帶來的一個大紙包中，取出了僑日的身份證，向各醫院診病的門診證，還有張季直的年譜，說要把它重印，最後還送給我一幀他的近影。我與他相交數十年，過去從未送過我照相，這一切，都顯示出不祥之兆，而終於這次的晤談，成為訣別，也是香港他的無數友好中成為最後見到他的人。」

　　金雄白又說：「竟然從那天起，他完全陷於精神錯誤狀態中，那天與我握別以後，即不曾回到寓所，流浪在街頭，有時竟闖入不相識者的家內。在我留日期間的不到一個月中，曾三次進入警局而由朋友們代他保出，最後就把他送入了醫院，纏綿四個月，終於在一九七○年八月三十日午後五時五分，逝世於日本茨城縣水海道市的厚生醫院。」

　　金雄白認為陳彬龢沒有什麼真才實學，他甚至說五○年代在香港時期：「有一次，他要我寫一封給政客的信，堅囑我文字上要寫得力求典雅，我也真是盡心為他草就了。第二天又見到他時，他取出了那封信稿對我說：『你為我寫的那封信，有些不妥之處，我把字句改過了。』我取來一看，不意他竟然沒有看懂我用了典故的字句，反而改得不通了。這樣，我才相信過去說他不能動筆的傳言，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陳彬龢曾翻譯日本大村西?著的《中國美術史》，而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編印的《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還說他是「日本留學生」。對此他曾對高伯雨說，他不懂日文，也未嘗到過日本讀書。他說，所有他譯的書，寫的文章都是有人代筆的，他付出很高的稿費以求名，於是他就廁足作者之林了。

金雄白說陳彬龢不事生產而舉止豪闊，在他過去的早期半生中，總有人為他作經濟上的後盾。對此陳彬龢自己也承認，他說「所以說我手面闊綽倒是實在的，而我以貧兒擺闊，即由於盛文頤的支助。盛文頤開宏濟善堂，專賣鴉片煙，財富之鉅，上海首屈一指。」盛文頤，人稱盛老三，是清末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的侄子，而他自稱是盛宣懷的兒子，那是因為恰好盛宣懷的三兒子盛同頤英年早逝，他就鑽了這個空缺。盛老三依仗日本人做後臺，大發煙毒之財，他把江南一帶的鴉片經銷權，又分包給他的同夥和幕僚藍芑蓀、嚴春堂等人，專銷上海、南京、蘇州、杭州等地，不僅成了上海灘的「煙毒霸」，而且與軍警勾結，雇流氓為打手，還壟斷了江南和長江沿岸的煙毒市場。陳彬龢有了盛老三的經濟後盾，自可以日日宴飲、夜夜笙歌。金雄白說：「那時上海最豪華、最昂貴的西菜首推跑馬廳畔國際飯店十八、十九兩樓的『雲樓』，我與他幾乎每天攜艷侶，恣笑謔，以此處為最多飲讌之處。我創刊的《海報》上，唐大郎寫了一篇〈雲樓兩豪客〉，備加譏刺，所謂『兩豪客』指的就是我與彬龢。」

　　不學有術，長袖善舞，曾經席豐履厚，後來落水為漢奸，終至落魄潦倒客死異國。這也算是「報界奇人」陳彬龢的傳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