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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九八六年一個寒冷的冬日早上，我把一張三百元的現金支票遞給銀行櫃檯裡的一個工作人員，他用驚詫的目光看了我好一會，說：「冤獄費，誰冤獄了？挨了幾年？」
我無語，心卻在滴血。
一九七九年我開始了漫長的申訴之路。幾經反復，一九八○年七月桂林市中院改判為「已構成犯罪，但判刑不當，改判為免予刑事處分」。我依然不服，官司從廣西高院一直打到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終於把最後的一點「尾巴」割去了。
這時，整整的二十八年已經過去了。從十八歲到四十六歲，它涵蓋了我全部的青春年華。當廣西高級人民法院向我宣佈宣告無罪，並把那張寫著冤獄費的支票遞給我的時候，我沒有一絲的激動。我只是木納的自語了：「啊啊，三百元，我一生的代價……」
人們常說，人如果老了，有一個重要的特點：昨天或者剛剛發生的事往往會忘得乾乾淨淨，而那遙遠的往事卻是異常的清晰。我現在就是這樣了。我想，我確實是老了。
我這一生，歷經了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動盪的時代，見證了許多事件的發生與過程。現在的年輕人不理解那段歷史，甚至不相信那些曾經的荒唐的事情。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就萌生了要把我的經歷寫出來的衝動。開始，是想寫一部小說。動筆之後，才發現難度之大已遠遠超出我的能力。
小說既沒有能力寫，就萌生了寫回憶錄的念頭。然而，按照俗成與傳統的觀念，回憶錄又豈是我這樣的布衣平民能寫的？那時，我也確實是太忙，一面要謀生，維持一家大小的生計，一面還要起早貪黑地讀書。光陰迅速，事情一擱，轉眼又是三十年過去了。於今我已是垂垂暮年，心中總不甘心讓我那段刻骨的歷史隨我一同走入墳墓。於是，我為自己羅織了一個這樣的理由：大人物（或名人）們的歷史就猶如那參天的大樹，壯美，充實，偉岸，閃耀著令人眼花撩亂的光彩。我這樣的一介草民的歷史就權當那樹下不起眼的野草，雜亂，平庸，猥瑣，絲毫沒有迷人入勝的風光。野草，根不深，葉不美，然而它也是生命。上帝既創造了它，天地又是何其的遼闊與紛繁，其間也總該有它的一片棲息之地吧。
現在我是以完全真實的筆觸來記述，既不需要煞費苦心地去構思和刻畫人物的性格，也不需要傷透腦筋去構築情節的展開與矛盾的衝突，只要把思緒整理一下，文字通順就可以了。值得慶幸的是，三十多年前我搜集和整理的許多素材，今天成了我這本回憶錄非常寶貴的資料。
透過我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經歷，人們或許能窺視到一些歷史的脈絡。為了公正和不帶偏見，我必須盡力跳出個人的恩怨來客觀的描述。
我在讀初中的時候，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的信徒了。
高中即將畢業時，儘管我受到學校極其錯誤的批判和處理，我也認為這只是一個個別的事件。以後，在社會這所大學裡，無數鮮活生動的人和事，衝擊著我，我開始以一種審慎的科學的眼光來重新認識和思考這個世界。一個信念漸漸在我的心中萌生，由模糊而越來越明晰與堅定：歷史終將按人民的意志前進。「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我想，這應該是一個普遍的真理。
在洶湧的歷史長河中，我甚至連一個水泡都不是，轉眼就將消逝。下面的文字，人們如果讀後總算是多少的瞭解了一些那遠去的歷史，我就心滿意足了。
在我的開場白結束之時，魯迅先生《野草》中的一段話卻總也揮之不去：
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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