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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編輯說明
現代化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旋。這場莊嚴燦爛的過程，發生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發生在中國的每一寸土地；也發生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百年來，整個中國社會的生產方式、社會結構、政治組織、經濟制度以至於個人的行為及思想，無不歷經鉅大的變化。如今，這場過程仍方興未艾，在海峽兩邊的中國社會，發展的速度與方向或有不同，但發展的基調都是現代化。
現代化是一個不自覺的過程；也是一個自覺的過程。中國的現代化固然受其歷史背景、文化傳統、甚至生態環境之限制；受早期東西接觸經驗、近代帝國主義侵略及同時期其它社會的發展經驗之影響，但也深受每一個時期政治領袖、社會改革家和知識份子的自覺性理念之引導。目睹三十年來中國大陸與臺灣在經濟建設方面的顯著差距，更可證明發展策略的抉擇，是如何的重要！
我們認為，對於現代化過程中各種方向、目標、策略、速度等諸問題的思考，並不能完全依恃一些抽象的原則或僵化的意識形態，也要以一種相當理性、客觀、實事求是的態度去面對它，尤其必須借重現代社會科學為我們提供的經驗事實與知識。本書的編輯宗旨，即在於將過去海內外學者發表有關中國現代化的經驗性研究成果，做一番適時的整理。希望，藉著一般性概念的介紹，以及許多深入的專題探討，能讓讀者掌握住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全貌；也希望這本選集能為所有關心中國文化趨向的知識份子，提供一個更廣泛、更客觀的認知基礎。
本書按文章性質分為四個單元，依次為：導論、1949年以前的中國、1949年以後的臺灣與綜論。在第一編中，金耀基先生為我們就現代化的概念內涵、當前現代化研究的重要課題、及文化造型的價值抉擇和現代化的客觀研究兩者之分際與匯合等三個基本問題，提出了精湛而獨到的見解。殷海光先生開國內現代化研究之先河，今日學者常引用的器物、制度、思想層次性概念，皆源於殷先生在此文中的創見；另外，殷先生一文也可以幫助讀者從非西方世界對西方挑戰的回應這個大時代背景中，來思索中國的發展經驗。黃樹民先生借用傳統、轉型、現代的分期架構，將中國社會主要特徵的變化趨勢，為我們做了一般性的提示。艾森斯塔（S. N. Eisenstadt）則借「新傳統主義」此一概念，來說明傳統文化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持續影響力。
以上四文，雖然都不是典型的導論，但配合讀之，在廣度上，足以提供整體的概念；在深度上，足以揭示隨後諸文的意義與價值。 b第二編共收有七篇文章。郭廷以先生就早期中西接觸的經過，做了簡要的背景說明；畢格可達夫（K. Biggarstaff）用八項現代化指標來評估中國在本世紀初期的變遷幅度與速度；李維（M. J. Levy）就工業化對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特別是家族制度，造成的衝擊，進行詳盡的剖析；墨菲（R. Murphey）概要說明了西方文化的橋頭堡—通商口岸，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特別是經濟現代化，所扮演的角色；高慕軻（M. Gasster）比較了清末改革派與革命派在理念與手段上的異同，並闡示這兩股主流對政治現代化的貢獻；最後，白魯恂（L. W. Pye）透過深入的心理分析，指出政治權威的崩潰乃是中國動亂的根本原因，而權威的重建就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最艱鉅，最基本的工作。
第三編的主體是臺灣，尤其側重戰後的發展。「中華民國現代化的過程與問題」一文從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等各種角度，廣泛敘述了臺灣三十年來的發展歷程；魏鏞先生則從價值分配型態的改變來說明臺灣現代化的具體社會意義。馬夢若（R. H. Myers）分別評述清廷、殖民當局和國民政府的經營成就，以說明臺灣如何從一個典型的傳統華南經濟型態蛻變成為現代開發社會。勒門（A. Lerman）所討論的主題遠超出標題指定的範圍，對於臺灣現代化的三股主要推動力量：土地改革、經濟發展及選舉制度的設立所造成的廣泛社會與政治影響，皆做了精闢的分析。金耀基先生從比較的觀點來簡明臺灣發展經驗的可貴之處，並特別討論政治現代化的得失與趨向。「現代化與政治參與」一文則於對臺灣推動政治發展的主要激力——大眾參與，其發展過程做長期性的分析。「中國人的蛻變」是楊國樞先生和其他幾位心理學者近年來所做有關「現代性」研究的濃縮精華，說明了社會變遷的個人意義。「從現代化看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則特別就新生代政治價值與態度的轉變，進行探討。
在第四編中，蔡文輝先生為我們就晚近中國現代化經驗研究的成果，詳盡地歸納條理，並嚐試理論性的整合。「談中國現代化與文化造型問題」一文，從一項大學生文化造型取向調查研究出發，對這個歷久彌新的大課題，做深刻的反省、再反省。
一本選集自然不可能包容所有的相關著作，這本書的內容僅是編者主觀選擇的結果。在取材上，我們一方面偏重主題的廣泛性與代表性，也顧慮到內容的可讀性，因此有許多過於專門或艱澀的著作，乃忍痛割愛；此外，我們特別留意平常國人較少接觸的西文著作，以拓展讀者的眼界。
本書得以順利出版，必須感謝金耀基先生等惠允轉載鴻文；吳樂道、徐火炎、朱雲鵬、呂孝德、陳濤等諸位先生協助翻譯，以及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所提供之必要協助。
彭懷恩、朱雲漢謹誌198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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