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BC0023)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社會議題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林書揚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2年09月10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0頁
ISBN：9571305030

【自序｜書摘】

▼  書摘

大鼓與黑牢

我來臺灣很早，民國卅五年就來了。

身兼編輯與教員

來臺之後，在報社當編輯，同時也在某中學兼課。因報社的工作並不太繁重，加以年輕，所以雖兼了兩處的工作，倒也還能勝任愉快。

我教的是歷史，也許是因為個性比較隨便，又沒有為人師表應有的嚴肅外表，講課時也喜歡東拉西扯一些趣味性的雜談，所以學生們對我的印象好像還不錯。

記得是卅六年，二二八事變爆發前的某一天。臺北的冬天大多是陰暗的，而那天的天氣卻特別晴朗溫暖。上午我走進教室正要開始上課時，有個學生舉手建議：

「老師，今天的太陽好暖和，我們到外面上課，一面曬太陽，一面聽老師講，好不好？」

法國大革命的故事

遇到這樣的情形，我一向都難以拒絕，就帶著他們到球場上去，大家坐在洋灰臺階上曬著太陽上課。屋外當然沒有黑板，也就無法寫講義大綱，於是學生們理所當然地要我講個故事。

因為我的另一個職業是新聞記者，學生們大概以為我的腦袋裏一定裝有一大堆奇聞逸事，便常常要求我給他們講故事。

那一天，也不知道怎麼心血來潮，一開講竟講到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去了。從路易十四的宮廷生活到巴黎飢民攻打巴斯底監獄，我講得很起勁，學生們也聽得很入神。一個鐘頭就這樣很快地過去了。沒想到這次毫不經意的法國大革命故事，竟然在幾天之後給我帶來了一場凶險。

臺北發生騷動

大概是廿8日的上午，我很晚才起床，準備要到報社去上班，吃早餐的時候，才從報紙上知道臺北市昨天晚上發生了騷動。我這個記者也實在太不像話，住在市區內，竟然還不知道出了這樣的大事情，正忙著打算把新聞看完，宿舍的工友進來告訴我，有一大群人圍在專賣局前面，大聲喧嘩叫喊，情勢非常緊張。

我一面看報紙，一面隨口說了一句：「難道是一七八九年巴黎市民攻打巴斯底監獄的臺灣版嗎？」無意間說出這句話來，大概是潛意識裏還殘留著幾天前給學生講法國革命故事的記憶吧！

看完了報，我的好奇心也已升到了頂點，反正要去上班，身為記者，不如先到專賣局走一趟，看看現場，然後回報社寫一篇現場報導。

這樣想著，離開了宿舍之後，便走向本町的專賣局。還沒有到那裏，半路上就聽到了隆隆的大鼓聲，走近一看，的確是一大堆群眾，少說也有好幾千人，我的視線立刻被那擂鼓的大漢所吸引住了。

雄壯的大鼓陣

一輛拖車，上面放著一個幾尺直徑的巨型大鼓，車上站著一個大漢，在2月的冷天裏，光著上身，頭上紮著布條，兩手握著鼓槌，正在那裏使出渾身氣力擂著那面大鼓。

他那樣子，立刻使我連想到水滸傳裏面的黑旋風李逵，江川法場大劫囚的場面。

這樣的大鼓車還不止一輛，竟然排成一長列，大約有二十輛左右，二十個大漢同時擂鼓，這就是我老遠便聽到的鼓聲了。隆隆震耳的大鼓聲此起彼落，聲勢的確雄壯，蝟集的群眾都因此顯得非常興奮，彼此高聲談論著，不時有人高聲咒罵。

這時，專賣局的大門緊閉，裏面的人想必都已跑光了。當鼓聲告一段落時，有一個中年人跳上鼓車，開始演講，群眾看到有人講話，就圍攏過去。我也隨著人潮推擠著靠近去。

一場激烈的演講

那個人用閩南語演講，我雖然是江西人，但因為曾在廈門住過半年，所以雖然不會說，但卻多少可以聽懂幾分。演講的人音調高昂，並不時做出有力的手勢，好像是說專賣制度是日本人的殖民地制度，國民政府為什麼還保留它，是不是把臺灣也當殖民地看待……。還罵接收的官員亂來，都想發財，都沒有為臺灣人的幸福著想。又說我們來圍這個專賣局，不只是因為專賣局的人打死了臺灣老百姓，最要緊的是，專賣局是剝削臺灣人的機關，是國民政府的暴政的象徵，所以我們才到這裡來抗議等等。

他的一席話，我大概聽懂六、七分，雖然有些要靠猜測，不過，大概就是上面那個意思。

接下去的幾句話，特別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說：

我們都是同胞呀

「我們臺灣人不會像他們那樣亂來，今天我們也不會亂打外省人，因為是政府 不對，打外省人也沒有用，大家都是同胞呀！我們只要政府改善不公平、不合理的制度……」。

不知道是不是我過份的敏感，當他請到這幾句話時，好像特別掃了我幾眼。

這時，人群中有人喊：「擂鼓呀！」鼓聲便又響起來了。有人在震耳欲聾的鼓聲中高喊口號，而我也就擠出了人群，趕快到報社去了。

那是頭一次群眾包圍專賣局，這次的包圍，至少在我在場的一個多小時裏，並沒有發生破壞或攻擊行動。據說到了下午，群眾第二次湧到時，情勢就混亂多了，建築物、車輛 器物等，大多遭到破壞或縱火焚燒，也有人受到群眾攻擊而受傷。

要命的中山裝

話說我擠出人群，離開專賣局現場到了報社，一進門，裏面的人看到我都怔住了，有一個同事尖著聲音叫道：

「你怎麼稿的，這時候還穿中山裝，你不要命了！」

我這才會過意來，也才發覺自己身上果然是平日穿慣了的那一套中山裝。

「穿中山裝怎樣？」我雖然懂得了他們的意思，還是反問了一句。

「市內有幾個地方已經在揍外省人了，你這一身打扮恐怕會挨揍，趕快換下來！」

「可是我剛從專賣局那邊的人群裏擠出來的呀！也並沒有人盤問我，更沒有人揍我呀！」

嘴上雖然這樣說著，我也開始緊張了，想到這裡是報社，很可能變成群眾攻擊的目標，於是我趕緊脫下中山裝，隨便在工作室借了一件上衣穿上。

同事的好心掩護

當時的報紙還是中日文兼有，辦公室有兩排桌子，一排坐著編中文版的編輯，對面另一排是編日文版的編輯。有一位日文編輯同事說：

「等一下如果有群眾進來，你們那邊都不要開口講話，由我們這邊的來應付」。他是怕我們這些外省同事被認出來，遭到攻擊。

當時在那樣的緊張情況下，本省籍同事還能替我們的安全著想，實在是難能可貴。好在那一整個下午，報社都沒有遭到攻擊，只記得有附近的一些民團來商借報社的車輛，我們當然是除了答應之外沒有第二句話了。

那幾天，我當然不敢再到街上溜躂，更不用說穿中山裝了。不是回宿舍，便是呆在報社裏。第二天起，報社也暫停出刊了。

陌生的訪客

在這一段時間裏，發生了示威群眾往長官公署請願抗議，遭到衛兵開槍掃射，造成不少傷亡，也發生了群眾衝進警察局，奪槍、毆打警察等等。不久，警備總司令部就發佈了戒嚴令，市區到處都有軍憲佈崗，卻也有一些武裝的民團和學生們時而出現在街頭上，整個情勢變得十分混亂。

學生佔領了廣播電臺，廣播所謂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宣言和組織活動。當時我們報社得到的消息，臺北市有一部分在陳儀的控制下，另一部分則在民眾的控制下。情況一直混亂下去。

有一天，我正坐在報社的編輯桌前，工友拿了一張名片進來找我，說外面有一個人要見我，我看那上面印了某報社的名銜，但我對那報社和那個人都不認識，心想，在這個混亂的情況中，陌生人還是不見的好，就告訴那位工友，我不想見這個人。

恐怖的西本願寺

工友出去傳達了我的意思，結果那個人怒氣沖沖地衝進來，說他是警備總部派來的，一定要我跟他去走一趟，我沒辦法，只有隨他出來，一到門口，他便掏出手槍抵住我的腰，然後用一塊黑布把我的眼睛蒙起來，粗暴地把我推上外面停著的一輛吉普車。

車子在市區繞行了很久，終於停車了，他們把我推下車去，解下蒙眼的黑布，原來是西本願寺，我知道我來到一個恐怖的地方了，可是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原因被捕。

我的手上還綁縛著繩子，看守命令我伏在地板上，不能亂動，不能隨便講話，大小便要喊報告。就這樣，我在那恐怖的黑牢裏被關了一個多月，也沒有人來問我，也沒有人告訴我為何被抓。後來還是片片斷斷地由同牢的難友們聽到了一些消息，比如建中校長陳文彬也出了事，報社也有同事被捕，或者失蹤。也聽說中央派了鎮撫部隊來了，外面正在大事逮捕、槍斃人。

歷劫歸來

過了幾天，有些牢友被放出去了，也有的聽說被活埋掉了，一時人心惶惶，都在恐怖中過著心驚膽戰的日子。

到了3月底或4月初，我終於被釋放了。被抓來時固然莫名其妙，被放走時，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不知倒底是怎麼回事。不過，能平安回家，當然是值得慶幸的事情。

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很多的憲兵警察，荷槍實彈佈崗巡邏，槍上的刺刀耀眼生輝，疏疏落落的行人驚慌地走在街上，很多商店還關著門，全市一片肅殺景象。我雖然剛渡過一劫，心情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

回到宿舍後，才知道報社、學校都已人事全非。被捕的、逃亡的、被殺的、失蹤的之外，劫後餘生的少數人也都弄不清楚彼此的近況了。流言雖然很多，其中的真假卻無人能斷定。

如謎的往事

至於自己為什麼會被捕？我在事後一直苦思著。後來我想到了兩種可能。

第一，也許是因為我在大陸時的資料，所以把我當成危險分子，為了預防我的「不逞」行為，做了個預防管制。

第二種可能，也許因為事件發生前不久，我在學校給學生們講過巴黎民眾攻打巴斯底監獄的故事？

如果是後者，那未免太荒謬，也太可笑了。但想到那個時代的整個政情的「荒謬性」，誰又敢斷定絕對無此可能呢？

最後，我想到那一天我身穿中山裝，擠在包圍專賣局的群眾裏面，竟然沒有遭到攻擊，應該感謝大鼓車上的那位演講者。因為他在那群情激昂，即將達於沸騰的時刻，講了一些非常理性的話，顯然就是他的那些冷卻性的言詞對我產生了保護作用。我當時一再感覺到他的眼光不時掃向我，如今想來，豈不暗示著我應趕快離開嗎？他在人潮中發現了穿著中山裝的我，有意化解我的危險，站在做為同胞的立場上，他向一個外省人表示了當時臺灣人的心聲與無奈。

1987年3月